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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星汪明荃勇挑回乡证的破冰之旅

—流亡海外人士要求回国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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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文章:
港明星勇挑回乡证的破冰之旅


香港著名演艺界人士、全国政协委员汪明荃于三月八日在北京正式提出议案,希望给香港的民主派议员发放回乡证。(新纪元资料室)

文 ◎ 梁珍

人大政协两会召开期间,香港著名演艺界人士、全国政协委员汪明荃于三月八日在北京正式提出议案,希望给香港的民主派议员发放回乡证。汪明荃的做法,在香港引起了广泛反应。

回乡证议题在香港多属禁区,自八九年六四之后,中共一直用回乡证作为统战和恐吓的工具,听话的则发给十年期的回乡证,不听话的则被没收或拒绝发放回乡证,或象征性的给予单次回乡证。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对部份民主派多年没有回乡证早已习以为常,鲜有发声。

“多年来都没人有勇气讲出来,猜不到竟是由一个演艺界人士提出。”没有获发回乡证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对汪明荃的提案表示欢迎。汪明荃的议案让很多认为演艺界不关心政治的民主派大为惊讶,赢得了一片好评之声。更为重要的是,演艺圈‘阿姐’的呼吁也揭开了很多港人被挡在国门之外的辛酸故事。

十二名立法会议员 被挡在国门之外

香港立法会的六十名议员中,有十二名泛民主派议员没有获得回乡证。他们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前主席李永达、李柱铭、杨森,记者刘慧卿,教师张文光、梁耀忠,律师涂谨申、吴霭仪、郑家富,职工盟李卓人以及“长毛”梁国雄。

有关回乡证被拒发的原因不一,部份是因为八九六四,部份是因为发表过批评中共当局的言论,部份则理由欠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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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会的六十名议员中,目前共有十二名泛民主派议员没有获得回乡证。(Getty images)

被称为“街头斗士”的梁国雄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九五年首次去申请回乡证,但被拒绝,中共当局并没有解释因由。有市民与他同名,进入大陆也被短暂扣留或被没收回乡证。至零三年他母亲病危,北京破例允许他回去探亲,获发单次通行证。他当选立法会议员后,还有三次得到批准回大陆,但都是特区政府和北京组织香港所有议员去大陆观察访问而特批的。

港人因为政见不同或者对中共政权的批评,时时被中共没收回乡证。图为上海拆迁户代表沈婷零五年九月向到访的原中共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抗议,要求归还回乡证。(新纪元)

虽然没有回乡证,但梁国雄还是照样多次闯关。零五年曾经因为北京人大释法问题,梁国雄北上深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请愿,但在沿罗湖桥步往深圳方向时,就被在场等候的大陆边防人员截停带走。

对于汪明荃的提议,他认为汪明荃做了应做的事,这件事本应是行政长官曾荫权及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的责任,他批评曾荫权在汪明荃提出建议后,以“多做事、少说话”来回应,是卸责及侮辱汪明荃。

前民主党主席李柱铭则称,拿回乡权是基本权利,作为立法会议员不能够返回大陆是一个大讽刺。前线的刘慧卿认为,不但向无证议员发回乡证,还要向无证市民发证,并要求北京解释不获发回乡证的原因。

两次被没收回乡证的资深传媒人

香港新闻自由和民主派的存在是一国两制的重要指标,回乡证被当作民主派和新闻从业人员“想得到的东西”而成为中共勒索的诱饵。九七前从香港移民美国,现居台湾的中国问题专家凌锋,曾经两次被没收回乡证,他向本刊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七六年从大陆移居香港的凌锋,曾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的得力助手,在香港大学经济系任助理研究员,居港二十一年,几乎写遍香港所有报章杂志。最多的时候,每天为五家日报写专栏。九一年,凌锋因言惹祸,他在报上发表一篇评论华东水灾的〈天怒人 怨哀中国〉,被香港新华社口诛笔伐一个月。至九二年,人大校友会在深圳开会,他和校友兴冲冲的上去相聚,但被深圳边防海关以“上级指示”为由没收了他的回乡证。

至九三年,全国政协常委徐四民邀请他到珠江三角洲考察,花力气为他疏通。中旅社的小姐因为他被没收回乡证,甚至连表格也不敢给他。后来几经努力,辗转通过广东省公安厅等多重程序才获重发回乡证。

九五年,凌锋因一篇《中共打击香港两传媒》,再次触怒当局,回乡证再度遭没收。当时海关的解释是他“在境外从事反对国家的活动”。后来经热心的朋友找关系询问,据说还是开罪了新华社。

凌锋说,至此自己再也不想申请回乡证。九七年他移民前,曾经有大陆方面的人士来找他,拍胸口再给他回乡证,被凌锋断然拒绝。他说:“你们还会不会有第三次没收?你们要有个制度给我看。给你不给你并不是由人治说了算。”



港人因为政见不同或者对中共政权的批评,时时被中共没收回乡证。图为上海拆迁户代表沈婷零五年九月向到访的原中共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抗议,要求归还回乡证。(新纪元)

长长的黑名单和一度出现的曙光

回乡证问题在香港一直是一个灰色地带,到底谁榜上有名,到底什么什么时候开放,都要到了海关才知道。香港《前哨》杂志总编刘达文披露,九七年香港主权移交前,北京有关部门已经形成一个超过一百人的禁止入境的黑名单,除了民主派、支联会等主要成员之外,新闻界包括刘达文和《开放》杂志的老总金钟、以及《南华早报》的林和立都榜上有名。

零五年黑名单事件曾经出现一丝曙光。当时香港现任特首曾荫权刚刚上台,想要摆出一个姿态,乐意和民主派沟通,曾荫权和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就和北京拍心口,表示和民主派沟通和解没有问题,并组织香港全体立法会议员于零五年九月底去广东访问。据知当时北京又出台了另一份新的黑名单,名单缩小到只有二十到三十个人左右,其中泛民主派只有司徒华和梁国雄两人,其余包括泛民主派议员李柱铭都被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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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六四之后,一直要求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制的香港支联会的主要成员包括司徒华等人都被列入中共黑名单,被拒绝入境。(Getty images)

据知北京的意思是,司徒华已经不再是立法会议员,加上仍担任支联会主席,就不想放开,而梁国雄是所谓的抗议专业户,中共害怕他不听话,到大陆抗议,令中共面子难堪,成为议员中唯一被列入黑名单的人士。

至后来,民主派访问广东,双方谈崩。广东省张德江当时抛下一句“话不投机半句多”,加上年底曾荫权的政改方案也不获民主派支持,最终被杯葛没有通过,至此黑名单事件又被停顿。

根据香港媒体《亚洲时报》在线与港澳区人大代表李鹏飞不久前报导与证实,中共将在二零零八年奥运会以前清理香港民主派的入境黑名单,以便他们可以参观奥运会云云。虽然北京以此表现“宽大”来争取分化民主派,但是也指出有四类人,大概属于无可救药者而继续列为黑名单。这是哪四类人?一、已入籍外国的港人;二、居港海外民运人士;三、有份出版被禁的“反共刊物”;四、与台湾关系太密切的人士。

良心发现还是高层暗示?

外界对汪明荃这次提议案的原因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认为是否北京在奥运前展现某些曙光。《明报》十日在一篇记者从北京发回的分析报导中谈到了汪明荃提出这个议案的大的背景和原因。报导认为,现在北京的大环境有两个新的趋势:一是北京对台湾的姿态放得更软,胡锦涛甚至对民进党人都抛出了橄榄枝;其二是香港马上要进行立法会选举,北京希望能消除港人的心理障碍,为特首候选人争取最广泛的支持。

对于外界疑惑,为何由一位演艺界成员,提出有关提案,汪明荃表示,她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现时是全国政协委员,见到问题就会提意见。她也表示,做此事时没有考虑过政治前途,“如果考虑太多,就不会做”。

有人指汪明荃有可能是受到中央某些官员的暗示,但时事评论员凌锋则持不同看法。他认为这个是汪明荃个人行为,是“有良心的表现”。因为汪明荃和官方关系并不是太密切,如果是北京的意思,不会通过汪明荃来传达,而且从她提出议案后,无论是曾荫权还是亲共人士的态度,以及没有港区政协委员挺身出来支持汪明荃,甚至还骂她,可以看出汪明荃只是个人想为民主派做点实事。

他续说,汪明荃在演艺圈中算是敢说敢为的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在六四事件发生后,在人大会议上指出六四事件的处理手法伤透了香港人的心。

汪明荃九六年曾意图参选临时立法会选举,还被她的男友罗家英揶揄:“阿姐啊,你去参选临立会呀?如果有人抬纸棺材给你,你会怎样对付呀?”结果她一如意料之中落选了。从二零零零年开始,她转任政协,并渐渐淡出政坛,重新展开她的电视事业,有报导也指出,多年来她也一直为民主派争取回乡证。

至于汪明荃认为今年是奥运年和香港已回归十年多,应该给港人回大陆,凌锋认为这可能是汪明荃比较“单纯和天真”,也是对中共不太了解的缘故。虽然中共早前在普选问题上表面上有让步,声称二零一七年可以允许港人选特首,但实际上也是在继续欺骗港人,如果错误理解为中共在释放善意,也只会进一步对这个政权感到失望。但他认为,在奥运前大家去表达意见,对中共政权也是一个压力。

而民主党中常委林子健也不认同,立法会选举会成为中共发放回乡证的挈机。因为选举在零八年奥运举办后第一周举行,那时的社会气氛应该有利于亲共阵营,中共不会通过这个事件发放回乡证给泛民主派。

民主派应坚持立场 不放弃原则

凌锋曾经在文章中描述中共的统战手段:“中共对付它的对手,如果不能‘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之,而必须谈判或对话的话,它的策略一向就是以强硬姿态向对手迫近九十九步,令对方感到毫无希望乃至窒息,然后退后一步,令对手感到中共的宽容、让步与善意,以致心甘情愿接受条件,乃至臣服。现在北京对香港,就是重演故技。”

凌锋认为,在回乡证问题上,民主派应该坚持立场不放弃原则。“回乡证是我们自己的权利,中共不发回乡证是极权专制的本性,错在中共,不在老百姓。绝不要因为要回乡证去哀求人家,越哀求越不会给。”

职工盟议员李卓人则说:“可能成也奥运败也奥运,中共可能怕我们有回乡证后提人权问题,每到一个时候它都有东西怕,那真是一辈子都害怕,这个政权到现在还是这么恐惧。”

第二篇文章:
流亡海外人士要求回国权利

文 ◎ 季达



旅居美国的伯克莱加大数学博士和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杨建利,一九八九年之后被剥夺了回中国的权利,二零零二年使用他人的中国护照回中国被捕,判刑五年,去年刑满释放回到美国。图为他回美接受民主教育基金会奖项。

旅居美国的伯克莱加大数学博士和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杨建利,一九八九年之后被剥夺了回中国的权利,二零零二年使用他人的中国护照回中国被捕,判刑五年,去年刑满释放回到美国。图为他回美接受民主教育基金会奖项。

十六名海外中国民运人士三月六日发表声明,要求中共政权按照宪法和法律,恢复或延续延期的护照,让他们自由进出中国。

声明表示,过去十多年来,他们先后被中共政权驻外机构吊销护照或拒绝护照延期,并被禁止进入中国大陆,他们曾多次提出要求,但至今中共政权并没有依法解决问题或做出合法解释。

声明又称,今年中国将举办奥运会,根据奥林匹克章程,任何国家不得以政治和宗教为由歧视某个群体的人们参加奥运会,由于中国在申办奥运会时承诺接受和遵守奥林匹克宪章,中国以拒绝公民入境作为政治迫害的手段,是违背国际奥委会章程。

声明要求中共政权依法恢复、延续或更换他们持有的中国护照,尊重他们自由进出中国的权利,保障他们在中国及海外享受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各项公民权利,依法惩办渎职或进行侵害他们公民权利的官员。

联署声明的海外民运人士包括王丹、杨建利、胡平、郭罗基、陈一咨、吾尔开希、张伟国、刘刚、陈小平、吴仁华、刘念春、傅申奇、易改、蔡桂华、魏泉宝及王军涛。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认为,中共政权不让流亡人士回国,等于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利。(新纪元)

不让回国没有法律依据

六四之后被捕判刑,后流亡美国的王军涛介绍说,海外民运人士的诉求主要有三条:“第一、持有合法护照出国后被拒绝延长护照的公民,要求依法延长护照并保障回国的权利;第二、因躲避政治迫害而逃离中国因而没有护照的公民,要求补办护照并保障回国的权利;第三、那些持有合法有效护照的公民应当被保障自由安全进出祖国和在祖国行使公民权利。”

在美国纽约旅居了二十多年的《北京之春》杂志总编胡平认为,中共政权不让海外中国人回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中国既没有流亡法,也没有驱逐出境法,更没有吊销国籍法,所以不给流亡海外的这些民运人士中国护照,不让他们回国,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



胡平一九八七年离开中国之后,便被剥夺了回到中国的权利。二十年来,胡平坚持自己的中国国籍,没有加入美国籍。(新纪元)


一九八零年,正在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的胡平,参加了北京大学选区人大代表的选举,并且是非官方推举代表首次在中国获选为基层人大代表。从此之后,胡平成为中共所为“内控人物”,后于一九八七年赴美,从此以后便没有回到中国。

而王军涛一九八零年也在北京大学读书,而且同样参加了一九八零年那次的人大选举,虽然没有当选,却也因为言论出位成为当局关注的人物。一九八九年,王军涛被中共政权认定为“动乱黑手”抓捕判刑。后赴美国哥伦比亚攻读政治学博士,并于去年获得博士学位。

制造无国籍难民

“我们被剥夺了回国权利,实际上是未经任何司法程序被剥夺了所有公民权利,不仅包括选举、被选举权和公平诉讼权利,还包括居住、就业和教育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王军涛表示:“有些权利是中国公民与生俱来的,没有任何宪法和法律程序可以剥夺的。其次,中共政权对于国际社会并不负责,中共领导的崛起会威胁世界的安全。因为不许公民回国,客观上制造无国籍难民,在国际政治中是危害国际安全的行为。”

“根据联合国人权宪章,任何人都有回国的权利,”胡平解释说:“就像你回家一样,这是权利。”胡平的中国护照被中共政权吊销之后,多次前往中领事馆要求补发,但中国官员回答吊销的理由是“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知道’不是法律条文,正因为没有法律依据,所以他们只能这样说,完全是一副无赖的做法。”

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控告

王军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将寻求在中国提起行政起诉,控告中国外交部非法剥夺公民的护照,并且不排除采取更多的其他措施。“我们不仅在国内起诉,而且要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控告中共政权蓄意制造无国籍难民;向国际奥委会控告中共政权违背申奥时的承诺,歧视不同政见和信仰者,不许他们观看北京奥运会。”

胡平则表示,目前中国大陆并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所以在中国起诉中共政权,估计很难有任何结果,“但这种方法可以引起社会关注,总是有价值的。”

“因为我们是推动中国进步,而不仅仅是为改善个人权益状况。”王军涛认为:“这些造势可以增进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提高对宪政、法治、人权、自由和民主等认识水准。”

中共中央党校一名退休教师前不久也发出公开信,要求中共最高领导人落实实现和谐社会的具体措施,其中也包括应该允许海外流亡人士回国一条。事实上,类似的声音在中国官场内部也时有所闻。

然而王军涛对此并不乐观。“短期内不会有实质的反应。但是,对某些单独个案肯定会做些工作。”王军涛解释说,所谓实质反应是从法律和制度上确保中国公民出国和回国的权利,而不是进行个案处理。他认为从长期看,类似的行动与其他公民的行动一样,会对推动中国进步作出贡献。

胡平也认为,和解和宽容的声音在中共党内并不是主流,甚至不是少数,而是“个别声音”。但是“这种声音逐渐增加,当然是好事,也有积极的意义和正面的作用。”他说。

王军涛认为,中国近年来的发展非常不平衡,尤其在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远远落后于经济的进步。

胡平分析说,中共当局目前面对许许多多的重大问题,因此流亡人士的回国权利,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比如说释放被关押的异议人士,这是多一分钟就多死一个人的问题,但不能说有更重要的问题,次重要的问题就不能说了。”

胡平和王军涛虽然旅美多年,但都没有加入美国籍。

责任编辑: 于飞  来源:新纪元周刊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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