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命运向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挑战
【“中国苦难文学国际研讨会”参会论文】
一、当代人类重大精神危机
人类文明史本质上是自然历史之上的精神范畴。因此，人类文明的危机必然以精神的困境为起点。当代人类的命运又一次同重大精神危机发生无可回避的碰撞。人类解决这次精神危机的能力和方式将决定未来精神文明的方向。
当代人类面临的精神危机，表现为下列四个方面：
1．以“中国”命名的当代人类最大的群体，处于极端极权主义的思想和政治统治之下，沦落成强权的政治奴隶和精神奴隶。
由于心灵被极端的精神控制所灭绝，这个奴隶群体已经丧失理解和相信道德的能力，他们只能听懂本能欲望召唤的心正在低等动物化。一个数量超过人类五分之一以上群体的非道德化和低等动物化，在任何意义上都必然属于人类致命的精神危机。
2．以工业革命为时代标志性起点的科学理性狂飙突进，创造出反传统的生活方式。从这种生活方式中涌现出物性崇拜和实用主义理性至上原则。物性崇拜诱使人逐渐远离信仰、道德；实用主义理性至上则促使人庸俗化、世俗化，并逐渐泯灭理解和追求美与精神自由的能力。
科学理性给人类前所未有的强大物性能量，却同时贬低精神，使人类丧失人的心灵本质，即审美激情。在这个意义上的精神危机正逼问人类：主宰人类未来命运的应当是什么——是得到强大物性能量证明的科学理性，还是美与道德构成的精神意境。
3．“文艺复兴”通过人文主义精神，否定中世纪神权政治，确立人权至上的理念，并从这种理念中引伸出宪政民主的法治秩序。然而，人是精神与本能的结合，即善的因素与恶的因素构成的共同体。人文主义对人的全面肯定，使善与恶、精神与本能同时以天赋人权的名义得到确认。于是，本能、私欲、物欲都获得放纵的合理性，而生命的神圣感、高贵感、悲悯天下的英雄情怀和侠义精神则正在被遗忘。生命在自由中堕落——这是致命的精神危机。因为，自由是绝对价值，而绝对价值似乎在腐烂。
人类必须拯救自由，尽管在中国，人还首先必须得到自由的拯救。
4．以政教合一的体制为背景，以原教旨主义为锋芒的伊斯兰恐怖主义，构成另一种人类的精神危机。伊斯兰恐怖主义一方面表现出为精神信仰而献祭的神圣情怀，和超越死亡的勇敢精神，另一方面却又由于对无辜者，特别是对妇女和儿童的伤害，表现出极端的怯懦、凶残，以及反道德性。神圣的献身精神，同极端的怯懦、凶残共处于伊斯兰恐怖主义中。这种两极性的结构犹如一个锐利的疑问，血淋淋地割裂人的概念本身。这种人的概念本身的伤痕，比血腥的恐怖主义袭击更强烈地表述着人类的精神危机。
上述四项精神危机，每个都象刺进眼睛的烧红的钢针——那是人类不能无视的心灵之痛。只要人类还不灭亡，就必须解决这些危机。为解决危机，首先应当审视危机的来源。
二、当代精神危机的来源
当代人类重大精神的危机皆源于西方文化传统。这是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盛装凯旋式的进行必然得出的逻辑归宿。荣耀归于征服者，罪责也归于征服者。
当代中国政治境域内，汉、蒙、藏等东方各民族文化精神的灭绝，以及人格的兽性化、心灵的物欲化、道德的虚无化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实施精神专制的结果。国际恐怖主义性质的中共官僚集团则成为马克思主义精神专制的铁手。将当代中国的问题归因于中国皇权传统的影响，乃是指鹿为马。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早在二十世纪中叶就被马克思主义精神专制的宰刀斩断。
我把探索当代中国精神危机根源的锋芒指向西方文化，却并非仅仅由于马克思出生在德国，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以中共专制的名义在中国建立的精神殖民地统治，从思想内涵到外部形式，都令人无法怀疑地显示出西方文化基因的特征。
构成马克思哲学基石的唯物主义不过是古希腊唯物理念的重现，而其必然宿命论乃是对黑格尔的直接模仿。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建构的政治体制则意味着中世纪神权政治的借尸还魂——这两者的本质都在于，利用铁血权力，以神圣理想的名义，通过对思想的审判和迫害，实施绝对的心灵控制。虽然马克思用源自西方唯物论的无神论嘲笑了宗教和神，但是，与神权政治相同的其它价值逻辑，却使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中走出诸如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等一系列粗俗而嗜血的“神”。
马克思主义的极端精神专制，是古老的神权政治的精神废墟在近现代时间之河的倒影。当代中国东方文化传统的灭绝和人格的腐烂堕落所构成的精神危机，本质上是以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理念为主体的西方文化传统导演的悲剧。悲剧还没有落幕，苦难还在延续，自由还在流血，命运还在绝望中期待。
如果理解当代中国精神危机应当由西方文化传统负责的结论有一定难度，那么，理解当代西方精神危机具有西方文化传统的原因，就不会有太多的困难。
从思想起点的角度审视，科学理性乃是传自古希腊并绵延不绝的自由理性崇拜的近现代张扬。既然从希腊人起就把自然理性理解为与自由意志一致的绝对价值，科学理性中涌现的、起步于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就当然获得确定生命价值的权威。因为，自然理性被赋予自由意志的权威，而科学理性则是精致化的自然理性。但是，人类已经开始深刻地怀疑这种权威。于是，精神危机的雷雨云便从历史的天际升起。
与之同时，在人文主义通过对人的全面肯定，创造出一个人权时代之后，人的本能化、物欲化、私欲化却假自由的名义要求得到价值尊重，而生命的神圣和心灵的高贵被忽视——人曾在争取自由过程中美而高贵，却又在自由中堕落。由此而引发的精神危机是对自由的困惑，也是对人的困惑。而困惑中人们听到古希腊一句哲学箴言的回声：“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古老的回声正隐喻着现代精神危机的文化传统原因。
伊斯兰恐怖主义是一种决战西方现代文明的意志。不过，只要尊重真理，就不能不承认，“可兰经”只是对“圣经”的另一种解释。“圣经”，这从埃及沙漠中走出的精神之王，经过数百年后，又在阿拉伯半岛的大漠中，用炽烈阳光铸造出另一座精神王冠。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曾经千年血战，但那是从同一个文化之核中生长出的两种历史命运间的搏杀；今日伊斯兰恐怖主义对西方文明的仇恨，是源自西方的宗教精神对中世纪的怀恋——怀恋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怀恋以宗教不宽容为底蕴的圣战精神，怀恋痛饮异教徒的血所感受到的心灵沉醉。
伊斯兰恐怖主义引发的精神危机，其命运的故乡在中东，其精神的故乡在西方文化传统。
对于人类，精神的太阳已经熄灭，精神危机的长夜已经降临。茫茫的黑暗中，数千年来西方文化的诸种信仰、理性、价值观念、精神形态，都超越时间而纠缠在一起，如还魂的鬼，嘶嗥狂舞，并以精神危机的名义，要求重新主导人类未来的命运。
精神危机是人类的根本危机；精神危机必然表现为全世界经济、社会、政治的大动荡，各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个人，都将被迫踏上命运的锋刃，走入狂风暴雨的时代。而精神危机解决的方式将决定人类对生命意义重新定位，从而决定人类下一个时代所选择的生命哲学和生活方式。
西方知识分子中的一些聪慧者意识到精神危机的召唤，他们已经开始对文艺复兴以来被奉为真理的各种世俗和宗教观念进行再理解——他们又一次开始了反叛真理的过程。反叛过去和现在的真理将使他们有能力踏过精神危机，走向属于未来的真理。
那么，面对全人类性的精神危机，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在作什么呢？
三、中国知识分子在作什么
这是一个精神危机呼唤反叛既成真理的时代。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在不同的意义上满足于骄傲地表现猴子的技能——模仿。这是一个需要睿智地预见未来以征服精神危机的时代。然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大部分仍然生活在过去时间的精神废墟中。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数学上的绝对多数都归于马克思主义强权的御用文人的范畴。近两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给人类讲述了一个神圣而又阴森可怖的故事。现在，马克思的幽灵已经说完了他所有的话，他即将归于无人祭奠的墓坟。以中共暴政命名的马克思主义强权的消失是无可逃避的宿命——或者通过发动反人类战争的方式灭亡，或者由于极端腐败的极度发展而自行崩溃，或者在人民大起义中颓然垮台，或者因内部权力争夺产生的大分裂而分崩离析——无论命运怎样选择，马克思主义强权的彻底消失都将构成下一个历史时期的主题之一。
尽管马克思主义实践留下的心灵创痛会伴随人类命运的始终，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及附庸在其上的所谓“文化价值”的锈迹，很快将被历史无形的巨手抹去。人类将努力抛弃一切同马克思主义有关的记忆，就如同厌倦地掸掉落在衣襟上的一片枯叶。
正由于此，当代中国御用文人虽有千万，从文化价值的角度审视却已无须关注。他们彻底出卖给马克思主义强权的卑微的精神形态，将随马克思主义一起在血腥的风中飘散，不会给历史留下任何有价值的记忆。当代中国御用文人乃是人类历史上数量最庞大，而在精神领域又最少价值的知识分子群体——多如虫蚁的精神奴仆和思想佞臣，这种现象本身便侮辱了“知识就是美德”的箴言。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可以作出另一种分类的群体，自称相信西方的自由主义。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厌恶或许是真诚的，不过，他们崇尚的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却比马克思主义更古老。属于“自由主义”范畴的价值体系确实在引领欧洲走出中世纪神权政治黑暗的历史进程中，曾显示出似乎不可抗拒的人性魅力。然而，数百年后的今天，启明星已经黯淡。
除绝对价值外，真理总以特定的参照系为依托。在中世纪的漫漫千年的暗夜中，点燃人权时代朝霞的，正是属于“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真理。中世纪一旦成为过去，人权时代一旦进入现实，“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就由于已经展现出所有的价值能量而变得茫然，并丧失应对人类新的命运挑战的能力。因为，充分展现者必定属于过去。
西方知识分子已经将“自由主义”的全部价值体系作为重新评估的思想标的。人的本质的丧失、生命神圣感的凋落、人的本能化等等，以及生命的堕落引发的诸种与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直接相关的社会问题，都被纳入重新评估“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范畴。可悲的是，与之同时，中国某些知识分子却仍然把“自由主义”奉为不可质疑的绝对真理。
马克思主义强权对中国的心灵控制，是中世纪神权政治的借尸还魂。中国为获得心灵的自由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但是，这种理解不仅限于对“自由主义”真理性的认知，而且应当包括对“自由主义”在西方自由国度造成的人性危机的认知。否则，中国走向自由的同时，将踏入西方已经经历的精神的和社会危机——中国的命运将“象一个醉汉，从这边爬上马背，又从另一边摔下来”。而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试图灌醉中国的命运，因为他们那颗缺乏创造意志的心，只有能力卑微地醉于数百年前的真理。
以唯物主义名义实施的心灵控制，使中国变成生命哲学和精神信仰的大漠；大漠周围是国家恐怖主义暴力筑起的铁坝。随着马克思主义强权最后崩溃的逼近，铁坝出现裂痕。外部的生命哲学和精神信仰从裂痕中流入，干燥的中国如狂如痴地吸吮精神的溪流，而精神溪流中最具活力的清泉，当属独立基督教会。
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极其怪诞的能力和癖好——他们总愿意并能够使真理变得丑陋，使高尚的历史进程变得令人厌恶。
基督教的流播有利于改变中国心灵物欲化的可悲状态，这本是精神的庆典。然而，却有神棍式的中国知识分子宣称，要将神州变成上帝之州，要让中国基督教化。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沐浴着二十一世纪的阳光，而他们的心却属于早已霉烂的时间，属于中世纪神权政治的鬼魂。
没有生命哲学，宗教就是迷信；没有宽容精神，没有承认精神信仰多样化的良知，宗教就是精神暴君，就意味着不同宗教信徒间的血战。
在中世纪，由于缺乏生命哲学的认知，宗教迷信便构成神权政治愚昧但却坚硬的基石；对精神信仰多样性的否定，宗教宽容精神的缺失，则成为用火刑焚烧思想异端的理由，成为宗教战争罪恶的意志起点。
“让神州变成上帝之州”的嘶嗥中，没有承认精神形态多样性的良知；“让中国基督教化”的意志里，喧嚣着中世纪主教们对“异教徒”和自由思想者的仇恨。这个神棍式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正对中国发出魔鬼的恶咒，试图让中国重返中世纪，让中国人在另一种心灵控制中丧失精神自由。
当代中国的御用文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追求中国基督教化的知识分子虽然思想取向各异，却都拖着同一根意识形态的粗尾巴，即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
将民族命运的失败完全归罪于民族文化传统和千百年前的文化先人——这是知识分子最丑恶的形象；彻底否定并恶毒诅咒民族文化传统，以作精神乞丐为荣耀——这是知识分子最猥琐的形象。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就在此意义上既丑恶，又猥琐。从西方文化挟工业革命爆发出的力量，击垮东方文化之日起，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走上向西方乞讨真理的屈辱历程。
然而，彻底否定民族历史文化的民族，不可能获得属于自己的文化未来。或许由于历史对精神乞丐的厌恶，或许由于历史在惩罚对文化祖国的背叛，中国知识分子最终为中国乞讨到的，竟是西方文化中对人类的恶咒——马克思极端极权主义。中国经历过半个世纪以上的西方文化殖民地命运，即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统治之后，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蹒跚在精神乞讨之路上。我相信，等待这群现代精神乞丐的，只有更屈辱的命运。
“新儒学”是超越民族文化失败主义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不过，三项思想误区使“新儒学”难以实现重建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雄心。
其一，“新儒学”以儒学概括中国传统文化，乃是致命的偏见。无论从时间的角度审视，还是从内涵的角度考察，儒学都没有能力单独概括中国文化精神——儒学之前，中国文化已源远流长；儒学产生之后，不过是百家之一。
儒学由于皇权的垂爱而成为千年显学，但是，皇权不等于真理。那些同高贵的生命风格和人性的真理一致的文化精神，正在远离皇权的地方。“新儒学”不走出唯有儒学象征民族文化传统的偏见，就难以获得与博大的中国文化精神对话的思想能力。
“新儒学”的另一项思想误区在于对儒学的偏爱，偏爱到丧失了对儒学进行反思的能力。民族现实命运的失败，必然有民族文化的原因。儒学作为皇权加冕的国学和千年显学，毫无疑问应当为中国命运的近代败落反躬自问。然而，“新儒学”却只懂作一件事，即肯定儒学的一切。而这种绝对肯定中没有真理，只有偏见。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所作的，是彻底否定民族文化，让民族文化为民族现实命运的失败承担全部罪责。这种把现实的责任全部推给历史的行为，显然不符合有尊严者的思想逻辑。我强调应当寻找现实命运失败的文化原因，是为从历史的教训中，熔铸应对命运现实挑战的思想之剑——让历史的归于历史，让现实获得迎接未来的能力。
“新儒学”中鲜有对儒学进行冷峻反思的智慧，汗牛充栋的溢美之词间除了偏爱，还显示出自信的缺失。——没有自信者才需要溢美。我有一句忠言，且请“新儒学”诸君静听：“新儒学”何时能以重建中国文化精神的名义，揭示儒学的历史盲点，儒学何时才会开始真正走上复兴之路。
“新儒学”的第三项误区在于时间的错位。“新儒学”虽然与民族文化失败主义群体有明确的思想分野，但两者之间却又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思想在过去，思想在时间的废墟中。御用文人重复着早已化为骷髅的马克思的思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几百年前的西方思想的遗嘱执行人；企图“让神州变成上帝之州”的知识分子正在作中世纪神权的千年暗夜之梦。“新儒学”则迷醉于儒学的历史遗迹中。
时间推着所有的人走向未来，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大都粗俗地把屁股迎向未来，把依恋的目光投向过去。这种倒退而行怎么可能走上光荣的命运之路？“新儒学”如果没有能力形成不可遏制的创造意志，使古老的儒学精神间涌现出澎湃的新思潮，他就永远只能作迷失于历史残垣断壁中的孤魂野鬼。他所作的一切都同中国的现实文化命运无关。
四、命运的召唤
危机就是挑战；命运的挑战在召唤时代英雄。中国知识分子，你们听到了命运的召唤吗？
在中国，自由面临双重艰难。首先，必须挣脱束缚精神的铁链，赢得心灵的自由。其次，必须审视自由在西方的命运，让自由从本能走向心灵，由粗俗与猥琐回归高贵和神圣。
自由需要拯救了——这是属于人类的精神大危机。拯救自由乃是苍天和大地赋予知识分子的使命。中国知识分子只有听从命运的召唤，承担起拯救自由的使命，中国文化精神才会以自由的名义复兴——拯救自由与重建我们文化的祖国，重建精神的故乡，重建心灵的家园是同一个事业。
为了拯救自由，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走出历史的阴影，走出时间的废墟，直接同现实命运的挑战对话。
为了拯救自由，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踏碎民族文化失败主义，雪洗精神乞丐的耻辱；不作真理的乞讨者，作真理的英俊的恋人。
为了拯救自由，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超越一切思想的权威，重新评估一切价值——以美化和强化生命的名义重新评估。因为，自由的危机是起点与归宿重迭在一起的终极性的精神危机。
为了拯救自由，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以民族文化精神为基石，以西方文化的全部教训为教训，创造属于自由人的生命哲学。生命哲学是文化之魂，是时代精神的主宰；生命哲学的创造者将成为解决人类精神危机的哲学王。
没有创造命运的自信的民族不可能有希望，也不可能真正与自由一致。创造命运起步于意志的王国和思想的范畴，知识分子离意志和思想最近。不过，听懂命运的召唤需要忠实于真理的心。
不知道中国知识分子是否还有这样一颗高贵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