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至现在（2003年7月）。“六四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块遮羞布“人民政权”“人民军队”都被撕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对此进行了反思，结果一致认为是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于是在六四以后采取了新的意识形态战略，在教育系统恢复已经近于半废弃的政治思想教育，对新闻媒体则采取了新的管理方式。
在采用新的管理方式方面，必须承认中共政府的学习进展非常神速，而且较之毛时代的硬性措施更聪明、更隐蔽。这一时期的管理具有下列特点：
第一、将对新闻媒体的控制管理用法律、法规及法规性政府文件的形式“制度化”。80年代的一些相关条文仍然沿用，同时又制定了不少新的法律、法规，不断颁发各种文件。
第二、实行政府领导的新闻出版署（局）与中共党委宣传部门双轨制领导，在二者的权限上，宣传部更大于政府的新闻出版部门。
第三、确立了一条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原则。所有政治思想罪犯，不再以这一罪名治罪，能找到贪污腐败等经济问题的，全用这些罪名进行惩治；实在找不到这些罪证的，则用“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及“阴谋颠覆政府罪”等罪名进行惩治。而且发布惩治通知时，不再象“六四”以前那样，公开下达文件，而是通过电话通知，内部会议等形式。这些会议公布的内容不许记录，不许录音，不许外传。目的很清楚，“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猎名”。
第四、在新闻报导上，不再象以往一样对某一事件表示沉默，而是采用搅浑水的方式，向公众公开发布一些“混合着部分事实真相的谎言”。这种混杂着部分真相的宣传，确实比完全的谎话更能迷惑人。
第一、将对新闻媒体的控制管理用法律、法规及法规性政府文件的形式“制度化”。80年代的一些相关条文仍然沿用，同时又制定了不少新的法律、法规，不断颁发各种文件。
第二、实行政府领导的新闻出版署（局）与中共党委宣传部门双轨制领导，在二者的权限上，宣传部更大于政府的新闻出版部门。
第三、确立了一条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原则。所有政治思想罪犯，不再以这一罪名治罪，能找到贪污腐败等经济问题的，全用这些罪名进行惩治；实在找不到这些罪证的，则用“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及“阴谋颠覆政府罪”等罪名进行惩治。而且发布惩治通知时，不再象“六四”以前那样，公开下达文件，而是通过电话通知，内部会议等形式。这些会议公布的内容不许记录，不许录音，不许外传。目的很清楚，“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猎名”。
第四、在新闻报导上，不再象以往一样对某一事件表示沉默，而是采用搅浑水的方式，向公众公开发布一些“混合着部分事实真相的谎言”。这种混杂着部分真相的宣传，确实比完全的谎话更能迷惑人。
坚持讲真话的少部分中国学者，与本可以面对中国现实的许多国外学者之间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分歧越来越大。而这些外国学者们坚持观点的主要理由第一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第二则是他们到过中国哪些大城市，第三是他们曾在中国做过一些调查。但他们忽视了一条，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本身经过严格的过滤与造假，他们到过的地方也是政府规定的（有法律规定哪些城市对外国人开放，哪些城市不能让外国人去[4]），他们的调查也是在国安局秘密特工参与下完成的，数据拿出国之前必须报中共政府部门审核（这一点是许多外国学者无论如何不愿意承认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研究的学术价值）[5]……
概言之，他们看到的“中国”是中共政府需要向外界展示的“中国”，他们听到的信息是中共政府希望世界听到的声音，外界人士想不到的是就连加入WTO 这种并不那么政治化的事件，中共政府还会由中宣部与中央办公厅联合下文，在长达48条的规定中，明确指明哪些问题不能这样谈，只能按照某种口径谈，如果违反了中央规定，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这种“信息不完全”导致了人们对中国的认识片面化，当陷入“信息不完全”带来的困惑时，人们可能会以“中国太庞大，太神秘，太特殊”来解释，却很少想到这完全是中共政府采用政治高压手段控制媒体的后果。
大量外资源源进入中国，可以说是中国新闻媒体宣传的主要功效之一。
第五，国家安全局特务系统公开监管互联网，并随时逮捕一些国安部门认为散布了危害国家安全言论者。在互联网引入中国之前，中国控制新闻还主要局限于平面媒体（纸质媒体），这种控制对人权的伤害还不易为外界所感知。
第六，在严厉设定各种禁载规定的同时，政府开放了社会生活领域，如性、吃喝玩乐、休闲等所有与政治无关的领域，可以说比所有西方国家更为开放。通过这种“引导”，中国社会已经高度商业化与庸俗化。在少数大城市里的新新人类生活方式，中国人几乎与国外的新新人类完全同步。而中国媒体几乎完全跟着时尚走，少数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只能在政治高压下艰难求生，且面临随时被取缔之险。这种商业化与庸俗化使中国人对政治的热情逐渐衰退，对金钱的追逐则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目标。
近几年网络兴起之后，中共政府对媒体与舆论的控制就不得不从“黑箱操作”进入半公开化状态。自从中共政府开始建立世界上最庞大的防火墙开始，直到现在正在花费大量金钱建造的、目的在于全面监控公民行动的“金盾工程”，这些消息虽然让世界吃惊，但对于中共政府正在引导世界如何认识中国这一事实的危害性，国际社会的认识还是相当有限。
大量外资源源进入中国，可以说是中国新闻媒体宣传的主要功效之一。
第五，国家安全局特务系统公开监管互联网，并随时逮捕一些国安部门认为散布了危害国家安全言论者。在互联网引入中国之前，中国控制新闻还主要局限于平面媒体（纸质媒体），这种控制对人权的伤害还不易为外界所感知。
第六，在严厉设定各种禁载规定的同时，政府开放了社会生活领域，如性、吃喝玩乐、休闲等所有与政治无关的领域，可以说比所有西方国家更为开放。通过这种“引导”，中国社会已经高度商业化与庸俗化。在少数大城市里的新新人类生活方式，中国人几乎与国外的新新人类完全同步。而中国媒体几乎完全跟着时尚走，少数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只能在政治高压下艰难求生，且面临随时被取缔之险。这种商业化与庸俗化使中国人对政治的热情逐渐衰退，对金钱的追逐则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目标。
近几年网络兴起之后，中共政府对媒体与舆论的控制就不得不从“黑箱操作”进入半公开化状态。自从中共政府开始建立世界上最庞大的防火墙开始，直到现在正在花费大量金钱建造的、目的在于全面监控公民行动的“金盾工程”，这些消息虽然让世界吃惊，但对于中共政府正在引导世界如何认识中国这一事实的危害性，国际社会的认识还是相当有限。
至少人们还没有想到：中共政府如此在意控制传媒，是因为真实的中国有太多需要掩盖的黑暗面，中共政府所展示的“中国”只是几个“现代化橱窗”，只是不到15％的总人口的生活状况，与全面真实的中国社会相差太远。也正因为中国在严格的新闻管制下，人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这就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的认知被中共政府主导而不自知。
不少学者、商人，以及其他想了解中国的人士，都被中共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与它发布的社会状况，被它每年都无数次夸耀的一枝独秀的经济增长所激动……，总之，中共政府在媒体上营造的“中国”，与生活于农村地区及中小城市的中国人感知到的中国差距相当大，而国际社会了解到的中国，其实就是中共政府在媒体上刻意营造的“中国”。
[4]这一规定内容详见“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公安部、总参谋部、外交部、国家旅游局《关于外国人在我国旅行管理的规定》的通知”（1982年10月9日）。自1978年开始，由中共中央政府、国务院及各部委颁布实行且至今并未废止的对外及涉港澳台地区信息保密的法规性文件共有60多项，其中包括旅游、出版、摄影、复印、阅读图书资料、发布统计数据、对外经济合作提供资料保密、对外科技交流保密、投稿、对外交流、举办科技展览会、复印资料等。见《中华人民保密法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5]《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个人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统计调查活动的，应当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涉外统计调查资格的机构进行。这方面的法规性文件有《涉外社会调查活动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3月15日）和《涉外社会调查项目申报须知》（2000年3月20日）。按照上述法规规定，所有涉外调查只能由经由国家统计局民间与涉外调查管理处批准认可的机构负责，名单载于“涉外社会调查许可证颁发公告（一）”（2000年7月28日）、“涉外社会调查许可证颁发公告（二）”（2000年8月17日）。查阅上述资料，可至中国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统计信息网，网址为：www.stats.gov.cn.
[5]《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个人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统计调查活动的，应当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涉外统计调查资格的机构进行。这方面的法规性文件有《涉外社会调查活动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3月15日）和《涉外社会调查项目申报须知》（2000年3月20日）。按照上述法规规定，所有涉外调查只能由经由国家统计局民间与涉外调查管理处批准认可的机构负责，名单载于“涉外社会调查许可证颁发公告（一）”（2000年7月28日）、“涉外社会调查许可证颁发公告（二）”（2000年8月17日）。查阅上述资料，可至中国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统计信息网，网址为：www.stats.gov.cn.
阿波罗新闻网摘自： 中共政府 如何控制媒体
中国人权研究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