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不熟悉美国的影视界,不知道莎朗·斯通是什么“级别”的人物。最近这 位女士在电视上谈论四川地震时说了一番话,使得爱国人士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于是到网上查了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 从英文原文来看,她那些话,如果不是断章取义地翻译和曲解,重点不在那句 要命的“报应”,而是针对自己有“报应”这种想法,表达了一种反省。莎朗·斯 通在讲话中先是“暴露活思想”——四川地震让她想到是不是“报应”,然后讲了 思想转变的过程,说收到了“西藏基金会”一封信以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说 这件事给自己上了重要的一课。说老实话,我没有那个阶级斗争觉悟——现在也许 应该叫民族斗争觉悟了吧——理解网上爱国人士为什么对斯通女士的话那么愤怒, 把她定性为“所有中国人血统的公敌”,甚至“是人类的公敌”。这一席话倒是让 我联想起当年全国人民都经历过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斗私批修”运动。她这 种思想转变过程,正是我们从小学生开始就经常在作文里写的,或者在学习毛主席 著作讲用会上讲的。比如,那个时候,小学生的作文里经常就会有这样的故事: 今天我在上学的路上捡到五分钱,就把它放到自己的口袋里,心想,我可以用 这五分钱买冰棍吃啦。后来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觉得自己应该学习白求恩大夫“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或者——我想起了雷锋叔叔的事迹),就把这五分 钱交给了老师(或者——交给了警察叔叔)。 在五、六十年代的报刊中,充满了类似这种故事的文章,情节当然比这个例子 要复杂多样,模式则千遍一律:错误的思想露头—自我批评—树立正确的思想,免 不了让人产生公式化的印象和虚假的感觉。莎朗·斯通的谈话内容,也遵循同样的 模式,不过她没有受过毛泽东思想的熏陶,谈话也没有事先准备,因此暴露的“活 思想”应该是真实的,要不爱国人士也不会那么愤怒,接下去的反省也看不出虚假 的成分。当然,启发她反省的,是“西藏基金会”发出的一封信,而不是白求恩大 夫,或者雷锋、王杰、欧阳海。不过,莎朗·斯通没有我们那样幸运地生活在一个 英雄辈出的国度和年代,对她的要求也不能太高了是吧? 这个事件中引起笔者注意的还有一个细节,那就是莎朗·斯通在谈话开场的那 句话“it was very interesting”同样引起了爱国人士 的愤怒,因为有中文的媒体把这句话翻译成“这是件有趣的事情”。例如某演艺界 人士为此而“出离愤怒”,她写道:“第一次听到有人用‘有趣’来形容5·12 国难。请问莎朗·斯通小姐,你是根本不了解四川大地震对中国百姓造成的生命创 伤、心理创伤?还是你天生就是这么一具冷血的人体模型?” 这样的指控比起对于“报应”的反应,更加离谱,interesting这 个词,并不和中文里“有趣”意思完全重合,因为中文的“有趣”伴随的常是愉悦 的感情,而interesting这个词来自于名词interest,即利益 ,因而它的原意是因为利益相关而产生的关注,并不一定含有高兴的情绪。例如阁 下在演讲后,有听众提出反对的意见或刁难的问题,阁下可以说对方的提问“in teresting”,那并不是说你承认他指出了自己的错误而“闻过则喜”, 只是说“我注意到你的意见了”或者说“你的意见有点意思”。莎朗·斯通的意思 ,无非是引出后面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把她的这句话说成是对灾民的幸灾乐祸, 无异南辕北辙。 一般人不了解其中细微的含义,作出这样的反应,或可原谅。而媒体,而且还 包括一向看不起大陆民众英文水准的香港媒体,做出“有趣”的翻译,恐怕不能用 英文水平不济来解释,难免让人推测有误导的恶意。 这种故意把有歧义的英文词语按某种目的来翻译的事例,笔者在文化大革命中 就遇到过,受害者是一位姓张的工程师。文革后期我在工厂做英文资料翻译工作, 这位张工在从牛棚关了七年后被放出来,成了我的同事。张工是厂里唯一一位留过 洋的工程师——抗战后他考取国民政府的奖学金,被派到福特汽车公司的炼钢厂实 习两年,相当于今天的访问学者。他在文革开始时就被隔离审查,导火线是他从美 国带回的一台打字机,那是四十年代的产品,Underwood牌。张工说他回 国后不久就解放了,打字机基本没用过,一直放在某个角落里。文革前几个月,家 里大扫除,他把它拿出来清理了一下,打算用一张报纸把它重新包好,孩子们没见 识过英文打字机,就要他打一行字试试,打什么呢?刚好报纸上有“向焦裕禄同志 学习”的标题,他就打了一行英文:Learn from Comrade C hau Yu Lu。他没有学过汉语拼音,就把焦写成了Chau,然后就重新 包上放回到角落里去了,那张学习焦裕禄的纸还留在滚筒上。文革开始后,“被捕 出狱是叛徒,留学归国皆特务——基本如此”,厂里的“革命群众”抄了他的家, 那台打字机就成了特务用的发报机。查了一段时间之后,知道那明显不是发报机, 但是不愿意轻易放人,为了挖出个把阶级敌人,证明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就在 那张有一行英文字的纸上做文章。专案组的人去查英文字典,learn fro m XX有两个意思,一为向某某学习,一为从某某得知、获悉,他们不选初学英 语的人都知道的“向某某学习”这一解释,而是咬定他从一个叫赵玉露的人那里获 得了不可告人的情报,逼他交待。可怜张工怎么也想不起来认识这么一个名叫赵玉 露或者曹禹路人。直到七年后,专案组向他出示那张打字机上的纸,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都是焦裕禄同志惹的祸。 看起来,利用翻译陷人于罪,不是文革专案组的发明,哪一代的文人都能无师 自通。
都是翻译惹的祸
责任编辑: 陈柏圣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08/0614/906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