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节 国民大会延期与八一四文告
叁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但是共匪主张国大开会要在政府改组之後，而对於国民政府委员名额的分配，力争共匪与民主同盟共占十四名，即超过府委四十名的叁分之一，使其对於国府委员会重要决议，有否决权。这一蛮横的争执，为其他党派所反对，因而不能解决。共匪也就迟延不提国大代表的名单。国民政府遂不得不将国民大会的日期，延至十一月十二日。
当时政府所持的立场是必须军事问题解决，再谈政治问题。共匪却藉口苏北的行政问题，要提出政治协商会议的综合小组，使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一同解决。这是五月五日国民大会延期之後，双方争执的焦点。
八月十日，马歇尔特使及司徒雷登大使为军事调处遭遇困难，发表联合声明如下：
[176] 「马歇尔将军及司徒雷登博士迄在共同研讨各种可能之方法，以终止中国目前日益滋蔓之冲突，并着手开始发展一真正民主政府之初步步骤。盖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政治问题，实际上显为全中国人民一致之愿望。就经济局势而言，如欲避免不幸之崩溃，亦须立谋政局之解决。现战争范围日益扩大，几有使全国卷入战祸而致负责者不能控制之处。政府与共产党双方领袖均渴望终止战争。但有若干待解决之问题，迄难获致协议，双方对於此等问题似难获致解决之方法，而俾发布一全国各地完全停止冲突之命令。在此等未解决之问题中，有系关於军队之重新部署者，但尚有更基本之问题，即在军队重新部署以後，国民大会未作根本决定之前，此等已经撤军地区之地方政府，究应为何种性质，实较军队之重新部署问题更难解决。」
八月十四日，我为了打开僵局，乃发表文告，提出下列六项主张：
一、十一月十二日的国民大会，必须如期召开。
二、对於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必衷诚遵守，尽力推行。关於宪法草案，-求荟萃各方面更好的意见，提供国民大会讨论抉择，以期制成完善可行的宪法。
叁、对於扩大政府基础，邀请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务求迅速实现，并以和平建国纲领为施政的准绳。[177]
四、关於停止冲突，仍必遵守原议，忠实履行。而且我们并不要求共军全面退出在停战令後所攻占的地区，-是要求其撤出若干已经构成和平威胁和阻碍交通的地区。
五、关於政治纷争，仍采取政治解决的方法。只要共党军队忠实执行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成议，遵行调处，实行统编，使军队国家化不致徒托空言，此层一有保证，政府随时可与之具体商谈所有未决问题。
六、当前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在於安居乐业，所以政府必当尽力解除和平的威胁，更必竭尽职责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第二十二节 中共对美国调处之正面拒绝--调处工作无形终结
九月叁日，我接受马歇尔特使的建议，於叁人会议继续调处军事冲突之外，成立五人小组，商谈政府改组及国民大会问题。这是政府的一大让步，使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得以平行的商谈和解决。
但是九月二十日，军事调处小组被匪军所迫，退出张家口。匪军[178]这一举动不仅破坏停战协定，而且企图割裂我热察领土，并威胁我华北之平津重镇，国民政府为了稳定平津，使其免於威胁，不得不对侵占张家口及集中於其周围的共军作战。但周恩来竟肆行要挟，向马歇尔特使作强硬表示：「政府如不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军事行动，中共即认为政府已公开宣布全面破裂。」他随即离京赴沪，回避交涉。
十月五日，我又接受马歇尔特使的意见，决定停战十日，在此十日之内，由叁人会议商谈军事问题，由五人小组商谈政治问题。
军事与政治问题同时商谈，原是共匪的要求，但在政府接受其要求之後，共匪又藉张家口问题翻案。至此，政府已宣布张家口停战，而共匪的条件又复增高。
这时，政府提出的条件，仍依政协的协议及整军方案，为如下两项：
一、中共应即提国府委员中共方面之名单，及国民大会代表名单；
二、为实施整军方案，先行迅速规定中共十八个师的驻地，并遵照规定期限，进入驻地。
共匪提出的条件，则如下列：
（甲）关於军事问题的叁条：
一、双方部队，在关内者恢复一月十叁日之位置；在关外者恢复六月七日之位置；[179]
二、从现在起至军队整编之期间，双方部队之位置应予确定；
叁、一月十叁日政府军队凡曾移动者，应归还原来位置，俾便利军队之缩编。
（乙）关於政治问题的八条，其重要者如下：
一、中共及民盟在国民政府委员会内必占十四席；
二、国府委员会组成後，应即进行改组行政院；
叁、在中央政府改组完毕後，各党即依照改组後的政府所同意的国大代表席次，提出名单。
十月九日，马歇尔特使为图打开僵局，前往上海亲晤周恩来，邀其回京继续商谈。但周恩来坚持下列各点：其一为政府对张家口必须无限期停止攻击；其二为中共与民主同盟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中，保持否决权；其叁为国民大会的日期与代表名额，要由政协综合小组协商解决。周恩来更一转而对马歇尔特使提出责难。他对马特使「申述」两点如下：
一、「中共对於美国政府适於内战进行间所给予国民党政府之支援，不能同意，至於美国驻华军队之不能如诺撤退，更为反对」；
[180] 二、「我更注意阁下与司徒大使每次发表声明，辄在共党拒绝政 府条件之後，而绝不在政府拒绝共党条件之时。阁下声明文内对共党虽无显明之谴责，但其发出之时机，则实引使外界人士产生误会」。
他这第一点，不是针对马特使的调处，而是针对着美国驻华军队。至此共匪已不把马特使当作第叁者看待，而反把他当做对象来打击。他的第二点，更是明白的指责马特使的调处是偏袒国民政府的。这就是说，共匪不再信任他了。
因之马歇尔特使这次到上海，没有得到任何结果而回南京。这亦就是他中共所需要的缓兵时间已经争取获得了，也就是他欢迎美国调停的笑脸时期已经过去了。从此以马歇尔特使为中心的和平商谈与军事调处，都为共匪彻底破坏，而无形宣告结束。这一年馀的和平商谈，竟与从前六次商谈是同样的结果。
第二十叁节 第叁次停战令与国民大会的举行
停战十日之期已满，中共仍无恢复协商的表示，国军乃收复了张[181]家口。十月十六日，我发表「关於处理目前时局声明」，重申和平解决的政策，并主张一切军事问题，均依照叁人会议的成议来解决，其中共所指的地方行政问题，可由改组後的国民政府委员会来解决。但中共代表仍悍然拒绝。
这时政府及中共以外的各党派无党派人士，以「第叁方面」的地位，出面调停，十月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及叁十日，连续举行会谈，其所提条件也不为共匪所接受。同时，共匪及其外卫民主同盟在平津京沪各城市发起了反美运动。
十一月十日距国大开会只馀两日，周恩来对马歇尔特使提出「或者国大延期，或者单独进行召开国大，任何政治会议即将无举行之馀地」。至此，共匪的真正企图，是阻止国民大会的召集，破坏民主宪政的实施，同时从根本上破坏和谈与军事调处，揭开其武装叛乱，颠覆国家的阴谋，其用意已极显明。但我总希望他中共天良未泯，最後仍能悬崖勒马，参加国大，恢复协商，以挽救民族的危机。故於国民大会召开的前夕，十一月十一日，作最後的呼吁，以期其在开会之前，或开会期间，仍能提出其在国大应有的名单，参加会议，达成举国一致实行宪政的目的。因此发表如下的声明：
「政府一贯之政策，在促进国内和平，全国统一，以求达到[182] 结束训政开始宪政之目的。政府真诚期望我全国能获得永久之和平及政治之安定，为实现此种期望，-已明令国内外国军，除为防守现地所必须者外，停止其他军事行动。」
「召开国民大会，为政府还政於民唯一合法的步骤，不能再有稽延。因此，政府已决定国民大会於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召开。」
「余在十月十六日之声明，实已表示最大之忍让，希望中共予以接受，以解决一切未决问题。政府对与中共，期待其与各党派，同循民主之轨辙，而在军事上，须使任何政党皆不能拥有军队，而任何军队均应为国家之军队。」
「因此政府一面保留中共及各党派在国民大会应出席之代表名额，仍望其随时参加制宪。一面希望中共立即派出代表参加各种会议，根据余十月十六日声明所提之各点，商谈停止冲突办法与今後军队驻地分配以及恢复交通与整编统编等办法，以期从速施行。」
「关於国府委员会之改组，望能早日获得协议，俾能正式改组成立。至於行政院则为实际负责之机构，其改组必须更加慎重。故国民大会闭会以前，不能遽作此重大之变更。」
「关於宪草，政府拟向国民大会提出宪草审议会未完成之修[183] 正草案。此次大会闭会六个月内，即依照宪法举行全国普选，各党派与全国人民届时均可自由竞选，以产生下届国民大会，根据宪法所规定而行使其法定之职权。故各党派在下届国民大会对於宪法如有修改意见，仍可依法提出修正。」
这时各党派国大代表都报到出席大会，只有共匪代表拒绝提出国大代表名单，民主同盟也撕毁他自己独立的中立的面幕，跟随中共，拒不出席。国大开会後，立即决定延会叁天，等待共匪及民盟代表出席，仍无结果。
第二十四节 中共土改的手段及其最後目的
在和平商谈的期间，共匪的「土地改革」正在剧烈转变。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中共的四项诺言，声明「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抗战期间，共匪在其共区之内的土地政策，是一面减租减息，一面交租交息。这就是他利用农民对地主的斗争，控制地主，同时控制农民的生活。到了叁十四年四月，共匪「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提出其战後的土地政策，是「首先在全国实现减租减息，然後有步骤的达到耕者有其田」。这句话在表面上是温和的。但在实际上，他所谓「耕者有其田」，就是共匪在江西苏维埃时代以「平分土地[184]」的口号，发动斗争和清算的办法。
叁十五年十二月，共匪撤回其驻京的代表团，随即在延安召开各地高级干部会议，对於土地问题，决定「彻底复查土地改革」。所谓复查，就是复查地主的田地、房舍、财产，交给「贫雇农」平分。土地复查运动，是「一切由贫雇农小组为主体，领导斗争」，达到经济上政治上的「大翻身」。
到了叁十六年九月，共匪公布「土地法大纲」。这一大纲，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以贫农团为改革土地制度的机关，分配土地。在「平分土地」、「彻底翻身」的口号之下，「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以至「查叁代」。每一个农民都陷入恐怖。
为什麽共匪要在匪区普遍发动叁查四查运动，以平分土地、挑起斗争呢？因为他的土改运动同时就是参军运动。匪区的农会告诉农民说：「今後不准地主阶级，封建富农，当八路军。必须把武装掌握在农民自己手上。农民都应当踊跃参军。」这就是说，土改运动发展到高潮，就转变为参军运动。所以共匪的土改运动，其实就是军事的动员。
共匪自称其为农民民主改革派，自夸其「土改」是要解决农民和土地问题，并高唱其所谓「工农联盟」，以保障工农共同利益。而且他至今在大陆上更强调其匪伪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185]」的把戏。其实这些都是他在二十叁年以前，共匪在赣湘等省的农村中驱诱农民的一种幻术，不过他的手段毒辣，至今更是变本加厉而已。须知他假借这个「工农联盟」的名义，不仅诱骗了农民，且亦诱骗了工人，徒然在政治斗争上供他驱使，及在经济关系上供他压榨的工具罢了。其实他的所谓「土改」，及解决农民问题，乃与真正之农民的利益，并无任何关连。他的「政权」乃是以恐怖屠杀的手段来控制民众的暴力，更无「工农联盟」可言。与其说他是为了工农关系的话，倒不如直截了当的说明匪农间主奴关系较为确切。更进一步，戳穿的说，这亦就是共匪所贯用的「统一战线」与「和平共存」的幻术中，用来骗取农民另一套的变相手法而已，那有什麽「工农联盟」保障工农共同利益可言？须知依照其共产党之理论，凡持有生产资料或为经营主体而非藉出卖劳力为生者，均在资本主义阶级之列，连农民小手工业者亦包括在内，故其列宁说「农民为最後之资本主义阶级」。（注）资本主义阶级为共产主义之敌人，故农民当然亦为其共产主义之敌人。共产党对一般资本主义阶级，采取没收、合营或集体化的手段来消灭他们。因此，他对农民亦只有采取剥夺与没收的手段，以期消灭其农民阶级最後之存在。惟以「农民为最後之资本主义阶级」，尤其是因为农民数量巨大，平时饱受地主商人及官僚之压迫，且有不[186]满现状与反抗现实之普遍情绪，因此当他武装叛乱未完成以前，他就要利用这农民雄厚之潜力来供其驱使，作为夺取政权的资本。他对此种利用的关键，就是通过这「工农联盟」的名义来遂行其阴谋的。同时，复因其农民本身间经济条件，亦有若干不同程度之差别，故匪对「工农联盟」之运用，乃以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之分化策略为基础。所谓依靠贫农，即以其从打击地主富农所得之财物，利诱贫农，以激发其积极之斗争意志；所谓团结中农，即以贫农对中农之威逼与胁制，专为共匪夺取政权与「改造」经济制度而献身。
共匪这一策略在全面叛乱时期，乃至其「土地改革」阶段及「集体化」初期，均已收得相当的效果。惟自「农业集体化」进入其所谓「高级社」即「集体农场」阶段後，地主富农已告绝迹。农工商人皆成为共匪之奴役，而其农民间所谓贫农中农，在经济条件上之基本差别亦告消失。於是农民之间已无利害冲突之存在，故共匪之分化策略不复发生作用，而其共匪与农民间之对立与仇恨，亦自必日益明显。於是匪农之间的利害冲突，就自然形成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即划分为主奴两个敌对的阶级，而构成其共匪与民众的总矛盾中之最尖锐的矛盾。这样最後共匪政权，只有葬殉於农民反共革命之中，此乃必然之结果。回顾当时共匪在赣湘苏维埃区内，他最初亦以分田诱骗一般农村无产者，对地主富农斗争，到了其所谓贫雇农分田之後，他更进[187]一步强制农民，以合作的名义组织集体农场，一般农民都变为农奴，而一切农产物都收归匪党的控制之下。於是农场减产，农民逃亡；其不能逃亡者，也没有耕作的兴趣。并且由於私产没收和贸易的停顿，更增加其农村生产的衰败及农民生活的恐慌。於是匪军在赣南老巢，到了最後只有溃败之一途。这一过程，说明了中共是起於骗取农民，而亦败於农民之手。今日大陆匪区重演其二十叁年以前农业集体化的历史，我们对此更可以断定其没落和崩溃之必然趋势，而且为期决不在远。这是叁十年间历历可数的事实，无论他任何的辩证，亦决不能逃避这个败亡的实例。
（注）史达林着『列宁主义问题』，中文本，第四五七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