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行为标志中国模式已达极限
杨佳的行为预示：中国摸式的社会进入了终结期，必须终结！
如果硬要借外力来维持，那么社会将急剧衰退并丧失秩序，破坏力难以估计。杨佳案件所警示的就是：新的社会原则和关系已臻成熟，并俏然走进社会，成为实际观念的主流，它当然就应成为秩序的根据。但官方借暴力顽固地维持承接于前代的那些成见，充做秩序的基础。事实上，人心内的代谢早就完成。只因中国是一个政治宗教型社会，由少无真知泽民之学，壮而行则无至诚致善之术，闇于成事的教主及其枢密团所把持，心胸狭窄而僵化，眼界短浅而刚愎。官方意识就成为实际历史进程的束缚与阻力，造成了无处不在的社会冲突。当必然律决定的历史不能按常规迈入新轨道时，它就只能通过个案的偶然性事件的概率来达到必然。杨佳行为就是社会进程通过偶发事态来争取必然进程的表现。它做为一个信号，发出严重警告：再不终结这个模式，不让社会步入它自行选择的，也就是必然的理念与秩序：那么，由民间的个案方式来完成对现政治宗教教义的淘汰就势在难免，恐怖便必然普及为社会秩序的最一般画面！杨佳行为像官场腐败那样不可扼制，成为中国社会秩序的常规面貌，社会呈现全面恐怖的趋势不可避免。
事实上新世纪之始，中国在解决矛盾冲突的方式上就迈进了以恐怖为特征的时代，并且，它正通过自组织行为从濒率与概率上向着无法预见的规模推进。
为阐明这一原理，须先讲一讲“社会主义模式”：
我们常常说“龙的传人”，事实上并没有一种叫做龙的动物，进化了的后人反观前人得出解释说：“龙”是图腾。具体说是夏代的标识，商代标识是玄鸟。最初的人选择图腾只是区别氏族、部落，可能也包含着一些信仰的动机。再后来就综合上祖先崇拜和本位自觉。（这些话是常识性的，未必准确，我这个人虽能思想，但无知识，举例就很不自如 )我揣想符号或图腾是基于一种功能--完成认同、密切血缘、巩固群体，使个体得以依赖。如果不具有功能它便难以普遍开来，并延续至今。
从心理学上看，“龙”、“玄鸟”与“镰刀釜头”是同一个意识，只因处在不同的进化阶段，就被阶段性特征掩盖了。
共产党创立的时候，中国已有工人，但并没形成为阶级：阶级形成的标志得包含成员认同，得在很广泛和相当的程度上自觉这个观念，如法国的第三等级那样。据此，工人之做为阶级在中国根本就未形成。
中国是小农的汪洋大海，农民之作为观念倒是被自觉了，但这个观念所反映的是做为整体的农民，并未成熟出共产党划分的那些独立阶级。
共产党把釜头和镰刀做成图腾，他们既不是工农，也不因他们对工农观念有足够的自觉，或者像他们标榜的那样：“要代表”工农。都不是!那是什么呢？
只能说早期的共产党人是些知识人士，是知识人土就具有知识之士的最一般特征－－有相当的觉悟－－因而
就有个人抱负，对社会怀有强烈的责任。仅此而已。
责任、抱负是知识和阅历所导致的境界。有抱负却时运不济，便只能任浪花淘尽。有抱负还得碰上机运，才可留迹历史：共产党的机遇就是屠夫斯大林那斯正想在中国寻找代理，适为这些人的抱负提供了空间。
须弄清：早期共产党人是这样一种东西：他们有的和可能有的只是心中的抱负，并没自觉到什么“主义”或“阶级说”，心灵里那个“革命”只是抱负的实现愿望，也含有对社会尽责的良知。至于社会要求的是怎样一种责任？既不是他们所想，也不是他们所能想。这问题刚刚被提出，凡尔赛和会就粹碎了它，便误入邪路。共产党人与一般知识之士一样：也是抱负在先，抱负才是“主旋律”。并非“共产主义”的信仰吸引他们走上“ 革命”之路，而是实现抱负，对社会尽一份责任的驱动使他们陷进共产主义运动的！至于实现抱负的这一机运或方法论是善还是恶，是正还是邪，他们还没成熟到对之伦理求证的自觉。他们之介入共产革命只是为实现抱负，决不是共产主义做为原理有什么磁力。
历史的阴差阳错就出在1919--1921：中国道路能借“镰刀釜头”，就是凡尔赛和会所造成，共产主义做为中国历史的特别一环，是改变了历史原有进程的一个偶然--真可谓不可思议！可就这么给偶然上了。不是第三国籍的革命输出，共运史在中国的足迹至多也就是陈翼龙、江亢虎们的社会党。我中华要少受多少苦难,少死多少人啊!
以上曾讲“资本主义”是可知的，“社会主义 ”是不可知的。就是说“资本”做为观念它有确实的对象，那叫“资本”的东西客观存在着，是感官可触及的。如果强说“ 社会 ”也有确实性，那只是指我们身处其中的那个社会，不是做为主义、制度的这个社会。做为制度的原则的“社会”并没有一种确实的对象，不是客观存在－－没标没准，可任意解释。
但是，无论什么原则，不论它可不可靠，只要它被做成制度，所意谓的就是一切联系的出发点－－伦理的根据。从毛泽东开始，咱全中国就没有一个人知道“社会主义 ”的这个“社会 ”是个什么意思，又怎么能根据它创建出秩序呢？－－只有自身确实可靠因而就是秩序的东西，才可能充做创建秩序的根据。不错实际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也有秩序，但这个秩序并不像“资本”那样是概念自身所内涵的：而是斯大林主义的一种人工想象，想好之后加到概念上去的。“资本主义”却不是来于想象，而是实际的存在，有客观的边沿，可触可摸，决不能在毛泽东的嘴里一个样，在邓小平的嘴里又一个样。那叫做资本主义的东西任什么人来把握它都脸不变色心不跳始终一个样。
资本主义是自明的，是确实知识；
社会主义不具有自明性，不是真知识。
因为它不具有客观性和自明性，它便奠定不出稳固的秩序。
怎么会弄出这么一个荒唐原则来充做人的存在的秩序呢？
就因我们的能力不仅有知觉，理性，而且我们的理性还能想象、猜测、相信……在想象和相信相汇合的情况下还能综合出信仰。如“龙的传人”里的这个“龙”就来于想象，在长久的承传中谁都没有觉察，它就被赋予种族的和祖先的和权威的崇拜，某些时期或达到醉迷的程度。
社会主义也不是知识而是想象。知识必须具有确实性，所谓确实性就是可加以直观，如果是复杂观念不能被直接直观，那也必须可间接直观，即通过中间观念的过渡，最终达到直观。“资本”不须借助任何过渡就可被直观，因而“资本主义”是确实的知识。“社会主义”不论借什么中间观念也不能让人直观到它说的到底是什么，所以不是确实性知识。但是，只要是理性原则，无论确不确实，一经被创立就具有功能。不同的只是：确实知识原则必建立起稳固的秩序，非知识的原则必然时时使社会陷于冲突，导致危机。
为什么真知识和假知识都具有功能呢？
因为实践是由理性所推动，而理性就是运用概念的能力。凡可被意识的不论其真假，都是理性的材料－－它们组成的那个原则可以为假，但概念本身假不了。而实践理性所求达的是目标，能区别知识真假的是知性而非理性。理性虽是由知性推动所形成，但它一经形成就超越知性，若不经受洗礼(洗礼的重要性已在《李瑞环对牛弹琴》里讲了)，理性很难有返身接受知性校正的机会。实践是目的活动，不问知识上是真是假，也不论活动者懂不懂得，都可被确立为目标。比如：
“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阿涛语)”就是一个目的。
其中的“社会主义”已被我们证明是一个虚幻－－谁也直观不到它。而“价值”说的就是人生观－－人的境界或品位，人生的境界是对人生的觉悟，它可以有高有低，高者如天地境界，低者只是被生命所推着，只活着，吃喝阿尿睡。无论境界或品位，就只有高低，哪来的体系？更惶论什么“‘核心’价值体系”。这简直是语无伦次，错而又错。是理智原则所不允许的。但“着力建设”才是人的行为，所以无论它怎么错仍可以被当做目的－－共产全党的目的，可被赋予无艰神圣性－－无论知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都可以信誓旦旦地宣誓或命令人们坚持它。
假如我们所坚持的是“资本主义”，就决不会引导意识异化进死胡同－－因为资本就在那里，不以你“承不承认、坚不坚持”为转移，它的客观性限制意识的随意运用。你非承认它尊重它不可。英、美、法……等国家就不陷于我们社会这种危机，他们的社会建立在可靠知识上。社会主义是一个人造的虚幻，没标没准，拳头大就可任意解释，它不矛盾丛生才怪呢！它越是造成矛盾，就越使社会离心，越是离心，官方也就越恐惧，越恐惧就越想方设法去“防”离心，“防”也就只能借助机械力，越借助外力，矛盾越滋生，社会也就越危机，社会越危机，就越加众叛离亲，也就前后左右都是敌人，都是悬崖陷讲，就更穷于应付，越穷于应付，就超要应付，应付的手段就越毒辣，越残暴，也就越激起公愤……社会对抗就越剧烈，阵营也就越加分明，最后分裂为官方和民间两大板块。
社会一旦到了这个地步，就根本不再看谁是谁非，不再考虑怎样行为更符合理性，而是只认我属于哪个板块，就像周永康这种东西，只要是官方的，对也对，错也对，一律保护；只要是民间的，不问有理无理，格杀格办勿论！胡锦涛那斯在2004年前还多少说些人话，还讲点理，可06年以后几乎就与周永康一个架式了，只要是老百姓，天大的冤枉也是闹事，连上访都非了法。他只管下达不准进京的命令，不问地方使用什么手段，是抓是关还是致死，他一概不问。他甚至麻木到疯狂的程度，竟敢压汶川地震的报告不预报，致死十万之众……简直不可思议！他们已到了如输红眼的赌徒，不仅敢押老婆押孩子甚至敢押老娘。这个社会已分裂到就连好事、善事也不敢做的程度，一做就引起社会平台的翻个，他们也就索性坏下去……整个官方社会干脆不再问理，也不再讲理，有的就是残酷镇压。
胡锦涛是完全不能思维，但他不至于连随扈在国际场合动粗失礼都分不清吧？不至于是动粗的人寻衅挑事还是被寻衅的人挑事也分不清吧？不至于连是他们绑架奧运以救党还是人家拿奧运与政治挂勾也分不清吧？可他和李长春、习近平……还就非得说国际社会捣他们的乱不可……而且毫不脸红，决无惭愧！因而说他们已经异化到不再有人性人味了，这个社会也已经异化到不可救药了！
中国有一个极其广大的群体被这个社会抛弃了，他们无立足之地，多少人被迫自杀，可胡锦涛政权连自杀的人都判罪，这个社会墯落到何种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个社会留给人民的路只有一条－－
那就是起义！
我不能说杨佳没有罪，但他的罪是被动的，他不是这个社会的矛盾的主要方靣，他只是由历史进程的必然性所决定出来的一个个案，因为这个社会不仅麻木而且疯了，它也不考虑给历史进程以理性实现的机会，在各种力量的盲目交错中，杨佳的出现是必然的，他实际上指示出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法则－－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回归人伦！
而且刻不容缓！
就杨佳来说，他不可能有这些自觉，可他只是一个老百姓呀，他只是过最平常平常的生活，在他眼里，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已经完全无望时，他能怎么办呢？他只有向社会挑战了！虽然他主观上意识不到我所阐明的，但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在不能在理性条件下找到出路，它的最后选择就是决堤！
胡锦涛再不觉醒，后果就是遍地荆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