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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路
陈凯
前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队员
奥运自由衫全球运动发起人
右派网专栏作家
《ONE IN A BILLION》《一比十亿》的作者
前言
在今天纷繁变化的中国，每个人都在竭尽所能寻找幸福。有人说，它在别人认可的目光中，在一些叫做地位和金钱的东西里。但为了别人眼里的成功，我们被迫放弃了心灵中一致的价值。当寻求自由的心灵在历次所谓的运动中被消灭殆尽时，茫茫人海，凭良知而获得成就，并得到完整幸福的人，便成为稀有，无法让人相信他的存在。
今天，我们为您找到了前中国国家男篮名将--陈凯，作为这稀有的一例，为您讲述他寻找真实存在的幸福的故事。
第一集
迷 惘 年 代
这个要说起来很长，我已经在我的书《一比十亿》这个书里把我在中国的运动的生涯,包括我怎么从一个不自由走向自由的过程。这不是一个生理的过程, 这是一个心灵的过程。人从灵魂意识到自己的尊严、意识到自己的伟大，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当你意识到这些基本的你的价值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是你一生最宝贵的东西，你不能放弃。
对我来说，一个人如果放弃了真理、正义、自由和尊严的话，那这个人和行尸走肉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把一个人跟一个动物分别开的就是这些价值，这些价值同时也把一个自由人跟一个奴隶分隔开，也把一个真实的存在跟一个虚无的存在分开。
今天我把这个说出来，当然是一个很长的经常是很痛苦的过程。现在在这儿我想告诉所有的人，不要害怕这个痛苦的过程，因为心灵从一种封闭或者被奴役这种状态走向自由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很舒服的过程，需要付出努力。
在美国华盛顿的韩战纪念碑有一句话写得非常非常好：Freedom is not free.。一个想争取自由的人一定要付出代价，很多的代价是很沉重的。但是这种沉重的代价--我今天走到自由的这种心态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一个人不走向这个，不走向心灵的自由，他的幸福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我经常说这个话：一个自由人并不一定幸福，但一个不自由的人绝没有幸福的可能。自由给了你幸福的可能。
我生在北京， 在当时是家庭背景很不好的一个家庭，父母都有一些政治问题。由于内战的原因, (父亲的) 十个姊妹分布在海峡两岸。我叔父李邦训，他是一个空军英雄。中国抗战的时候，美国的志愿军组成的“飞虎队”授予我叔叔最佳飞行员奖，一万五千小时之中没有摔过飞机。我父亲跟我爷爷留在北京，当时在海关工作。其他去台湾的人走的时候把我奶奶带走了，所以我爷爷跟我奶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面。由于家里的台湾关系，在英语里是Exile，就是被放逐了，(我们)被放逐到靠近北韩的一个小城市-通化。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所有的知识青年，都被送到乡下去了，我刚初中毕业，也被送到乡下去了。但是由于我下乡以后能够在粮库找到一个工作，粮库的球队需要我去打球，所以我就有一个机会不用在乡下种地了，我可以到粮库里做一个临时工人，吉林省柳河粮库。那时在粮库里，每天要扛麻袋，麻袋有二百斤，我才十几岁，身体还没有长成，有时去搭肩。那时候输送机经常停电，要人把粮食抬到粮垛上面去，你要走翘板，翘板还在晃，二百斤的粮食，你试试看。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那么在作工人的时候一直没有间断打球，一直没有间断练球，我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先练一个小时，旁边有一个井，喝一点水，然后洗一洗。像这样一种举动，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我会有那么大的冲动一个人去练这个事，根本没有什么希望，也没有什么指望，那个时候在全国体育已经被取消了，专业队也都已经瘫都取消了，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前途说你将来可以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造就，都没有，但是我确实这么做了。
但是为什么我能这样做，我觉得我能从打球之中找到我对生命的一种激情的一种表达。我能觉得我是在活着，我没有死亡，心灵没有死亡。我仍对某种运动有热爱，这种热爱使我觉得我是一个活着的人。所以我一直在讲，在我还没有认识美国的时候，美国已经拯救了我。因为美国发明了篮球。所以我非常感激。我跟美国的缘由从篮球开始。对篮球的激情一直没有削弱。从我打球一直到我退休，一直到我带我的女儿打球，都是很有激情很有兴趣的看。我是非常投入的一个人。
那时候，因为周恩来指示说拿体育作为政治工具去打开中国的外交困境。所以国家队送出相当一批人到全国各地找天才，最后就听说在柳河有我和我哥哥那几个个儿比较高的人。我就被选中了到了北京。国家体委举行了一个集训队，召集所有的天才青少年，我当时十六岁，还不到十七岁，这些青少年在国家体委体育馆进行集训，在集训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小的插曲。
土豆皮事件
一九七零年 晚春
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因为土豆皮有很多土，有脏，我和另外一个人，我的很好的一个朋友就把这个土豆皮扒了下来，当时青训队都有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看到了以后，就说你们要向全队写检查，因为你们浪费了土豆皮。我就觉得我整个人生的这么一点希望就是因为一块土豆皮就可能被消灭，就是因为一块土豆皮，就是你完全攥在别人手里，就是因为你没有吃这个土豆皮，你这一生就能被葬送。
当时我们做了检查，还要吃忆苦饭，还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作宣誓，什么政治宣传和洗脑。好在就是这个政治指导员，他发生了一件丑闻，他跑了，结果我们幸存下来了。就是他在教育我们这些无产阶级的道德的时候，他自己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政治丑闻、政治事件，他跟一个有夫之妇发生关系，那个有夫之妇突然从楼上跳下来，死了。所以他因为这个事件，被遣送回他的原籍。我在那个时候就在道德上作了一个鉴别，Oh, My God, 这些人教我的东西全是假的。我从那时候对一切开始表示怀疑。这些人虽然表面上冠冕堂皇教我们所谓的这些无产阶级道德，但他们自己呢？！使我感觉到周围一切都是假的，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但究竟我是不是要追求真实，这是一个重大的选择。
当然对我来说，我是决定这个真实的东西只有在我跟篮球的关系里面才有。我就集中精力来打球，把我的球打好。最后青训队解散的时候，只有我和我最好的朋友留在国家体委，作为特殊的天才去训练。那时候我的天才非常好，弹跳能力、身体素质都非常非常好。我最好的朋友（陈邦晓）就被放在国家队田径队也是重点训练，他身体也是非常非常好。
这样经过一年的训练，突然有一天，他（陈邦晓）到我宿舍里来，他说领导已经决定我不能再在这里继续训练，因为我家里有问题。他家里确实以前跟国民党军队有某种关系，他父亲以前是国民党军队里的。那么被发现这种事情，他就被踢走了，我记得我还去送他，我到北京车站去送他。我送他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绝望。但是我不想让他看出来，因为他不知道我家庭的背景。我最好的朋友不知道我家庭的背景。我知道迟早它会来，就是我也被踢走，肯定是跑不掉的。但是我希望把这个延迟一点，多留在国家队多训练一段时间。
从北京车站走的时候，我给他（陈邦晓）送行。天气非常冷，我们就站在那里吃了碗面条。送到火车上的时候，北京车站的大钟响着《东方红》，我记得我把他送走的时候，他全身的探出窗户要同我告别。
从来没有想到，我从北京车站把他送走的时候是见最后一面。 我再也没见到他。从来没有想到，我再也没见到他。这件事在我心里永远是一种痛。
回到黑龙江，回到哈尔滨的时候，他（陈邦晓）就比较绝望，那么绝望的时候他就喝酒，喝酒时候跟他哥哥睡着了，旁边煤气出来，煤气出来就把他熏死了。他也就死了。当然，经过再长一段时间以后，国家体委也发现了我家里的问题，给我下了一个死刑，就说你永远出不了国，你这种家庭情况不适合在国家队待。但是当时我不相信这是一种真实的情况，我知道当时在国家体委有一些有名的教练和有名的运动员他们仍旧可以出国，他们家庭也有社会关系。但是我就认为我的技术水平达到的话，我还是可以出国。
在这一方面来说所有的中国运动员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工具，他可以任意的抛弃你，任意的把你践踏，或者你的尊严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当时我就下了一个决心，他把我从国家体委踢走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怎么做。我对我自己说我非常热爱篮球，我就跟这些所谓领导讲我说我既然出不了国，那我是不是可以在国内打篮球，这个在逻辑上是对的，你不让我出国，你不信任我，我可以在国内打蓝球。但是他们不说话，也不表态。
后来我就自己决定，那我自己想办法，我就联系到广州军区，到广州军区打，那时候（广州）有些很好的教练，我想在那儿造就自己，从新练球造就自己。在这个状况之下的时候，我就没跟领导打交道，因为当时从柳河的粮库有人来领我，到北京来领我。我很害怕回到柳河粮库，我觉得到那里我就死路一条。到了粮库我也没有什么前途。我就跟其他一个人联系，跑到广州军区。
出逃
一九七一年 秋
我当时就拿了个包，假装上街，手提包我都没敢带，就是一个黄书包，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伴随我所有的篮球生涯，我一直保留着它。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 “为人民服务” 这几个字，我就想起了这个社会道德的沦丧。我看到“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就想起了这个社会所进行的道德教育的虚假，而这个“人民”的代表就是共产党，就是政府。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北京车站响着东方红，我就想起送陈邦晓走的那天，同时我又想起这一切，这一切的一切，为人民服务、东方红，而我却要做我想做的事，我自己认为值得的事。那么我就跑。
我就跑到广州军区，没有跟任何人讲。当时国家体委那些领导就恐慌了，有一个人潜逃了。所以他们就通知公安局送出一个小组去抓我，到广州军区去抓我，结果到了广州发现我仍旧在练球。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在那个时候，国家体委当时的主任是曹诚，他们就发出了一个很严肃的指令，就是广州军区你要把这个人送回来。
很绝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想在广州军区从新建立我的篮球（事业），从新建立自己，从新往前走，这个希望刚刚来的时候，突然，广州军区的政委找我谈话，说你不能留在这儿，国家体委已经叫我们把你送回去。当时我非常绝望。我当时在那个状态之下，我就觉得活着跟死了没什么区别。我没有任何选择，我在这个社会中生活，没有任何的选择。我被人任意的摆布。那时候确实痛哭了一场，非常绝望，非常绝望，确实痛哭了一场。我记得很清楚，一个人在屋子里，我也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就想该怎么办，这时候我有一种愤怒，就想 God, 当时我还不知道有God，我就想我不能就这样，我一定要鼓起勇气，奋斗一下，幹一下。那么，好吧，我跟你们一块儿回到北京，我知道回到北京肯定没有好事，我是跑出来的嘛。
回到北京就把我隔离了，一个人检查反省交待，有什么动机。当然他们肯定会考虑我跑到广州是因为我有台湾关系，想从广州跑到香港，逃走。这是他们马上的想法。我根本就没这么想，我想是为了篮球。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重大的选择，这个绝望的时候我做了人生最重大的选择，拒绝拒绝拒绝绝望。我并没有看到什么希望，但是我选择拒绝绝望。
这样我就回到北京我就把我的事情交待，大约一个礼拜，隔离。把我的事情交待，交待清楚以后，做了一个整个地检查，整个对全国家篮球队作了一个整个的检查。
国家体委害怕我再跑，就派出两个人把我押送到柳河去，我记得很清楚。押送柳河以后，我就躺在小炕上。那时候柳河也没有电，有个小油灯，我就看着油灯，我就在想将来怎么办，我是在这儿我是任人摆布呢？还是自己再做一次挣扎。那时候我大哥来了，也给我一些鼓励，说你在这儿要呆着的话，肯定粮库的人知道你跑了以后，肯定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因为知道你不想回到粮库，所以粮库的所有领导也会对你有一种歧视和虐待，你在这儿待不住。后来我说我同意。我肯定不能在这儿待。我那天晚上我就从铁丝网里钻出去，我又跑了，又跑了一次。
这次跑哪儿去了，跑到吉林省长春的一个省队。省队知道我，知道我很有天才。他们也非常想要我。在省队待了大概有几个月，我以为在那儿再开始我的篮球生涯。又没有开始成。为什么呢？沈阳军区把我的档案调到沈阳军区，沈阳军区知道我从国家队走的，他们知道这个人很有天才。他们需要这个人，等于他们把我充军了。
当时到军队是我一个理想，因为在军队我觉得能使我的家庭政治上得到一些好处，不会被邻居所歧视呀，像我父母的单位每天都审查他们，隔离审查他们。如果我是军属的话，在这方面对家里有好处。我当时就这么想，我一定要参军，我到了沈阳军区，穿上军装，第一件事我想我终于可以再开始我的篮球生涯了。又没有开始成。这些人告诉我，你呀你现在已经有前科了，你已经有跑的前科了。军队不会信任你，我们要把你送到连队去锻炼，从新洗脑，要从新锻炼，把我送到连队，我想打篮球打不了。
我在军队里，吃都没吃的，人饿得，军队里那时候是珍宝岛跟苏联打仗的时候。我的个儿很大，吃东西比别人多，但是总是吃不饱，再加上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那时候在修坝，再加上一些军事训练，后来 我身体就越来越快垮下去，后来胃就出血，我自己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胃出血，后来生重病。
回到沈阳军区军区的时候，我根本没法打球，我已经太弱了。以前我随便就可以扣篮的，我有一次摸篮圈都没有摸着。当时我就想：My God. 当时还没有God。我说这怎么办呢？我也没说话，我就跟着队玩命练，我有一种信念不管怎样玩命练。可是我身体已经非常坏，已经有重病。因为我那时候有胃溃疡，胃出血，就一直没有发现，它一直在出血就产生重大贫血。其实人就快死了。就一直便血，便血很厉害。最后发现身体越来越弱，后来又把我送到医院，这一住就住了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之间的时候，我收到一封信，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死了。我在那个时候，最绝望的时候收到那么一封信。在那时候各方面的打击就不说了， 对你篮球生涯的打击根本就不提了，又来这么一个噩耗。 你怎么对待？你怎么对待？一般的人就垮了吧，完了吧。反正没有什么希望。我最好的朋友也跟我一样，不也死了，我将来就是死路一条吧。大概没有什么太大希望。
但是我还是这样我拒绝失望，我拒绝这个东西。我听到我好朋友去世的时候我马上要求出院，马上投入训练，那时候我胃溃疡起码不出血了。当然疼还是疼。当然经过这种训练你有一种强大的动力。这种动力就是我要为我最好的朋友报仇。但这个仇不是个人的仇。我有一个朦胧的想法是：我对这个社会的最大的报仇就是使我自己幸福。我在我的一生里面，没有看到任何人有幸福。没有。
可是我给自己许了一个诺。我说我一定要幸福，我要找。虽然我没有看到，没有看到任何人有这种东西。我周围没有一个人幸福，但是我相信相信能找到。
第二集 我的篮球
八一队有人说像个大旅馆一样，来的人很多，呆的人很少。在这个过程中训练有时候会过度训练，过度疲劳，因为你拼命，营养又不是很好，休息更没有。因为每天除了训练之外就是政治学习。我长期的有一种失眠，长期思考很多事情，那么最后甚至有尿血，撒尿出来都跟酱油似的。等于在一个边缘上，这个边缘你随时随地都可能垮下去。你是用意志撑着。意志撑着一直往前走。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幸运，我没有垮掉，很多人垮掉了 。
那么这个时候，在八一队我经历了第一次出国，到巴基斯坦去。我在飞机上的时候我看到喜马拉雅山，我有点不太敢相信是真的。因为我向自己证实他们在撒谎，我向自己证实了我确实存在。我的存在不是由他们决定的，我的存在是由我自己决定的。他们说我出不了国，我出了，他们说我做不了的事情，我做了。我觉得我要向我自己证实我是自由人，我就要打回国家队去。
1975年时候，我曾经到阿根廷到墨西哥访问，在墨西哥的时候我第一次跟美国队交锋，当时我第一次观察美国队队员们，他们的言行举止这方面，我就发现与众不同，跟其他所有队员都不一样，他有一种非常的活力，人们自然的活力，自然的对激情的一种追求、发挥。而且又非常有纪律，所谓有纪律，就是如果教练叫他们干什么，他们马上跑过去跑到教练那个地方。在中国有一种被动的抵抗。就是教练、领导让干什么，我宁可慢慢腾腾的。
最使我觉得感动的一件事，我看到了在美国队的替补队员为场上的主力队员鼓掌，这个现象在中国队里我从来没见过。给我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育，也是一种安慰。我觉得世界上居然有这么一种社会，在里面生活的人居然是这个样子。希望自己比别人好和希望自己比别人坏，完全是两回事，是两种方向两种态度，一个正向一个负向。可是在中国处处充满了这种负向的思维。
在那天晚上我们住在一个旅馆，我们就找到美国队房间，我们自己找到美国队房间。找到美国队房间我们就用那些小扇子，出来那些小的中国的礼品，跟他们交换美国的东西，当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举动。没有人敢这样做，尤其是一个邪恶帝国，是一个在中国是说的比什么都坏，最坏的东西，对我们居然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我们能够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到他们的房间去敲门。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能做这种事情，从来没有想象过，但是我做了。
我进了那个房间以后，我就发现，那个感觉太不一样了，世界上能有这样一种人，非常真诚的一种人。 他又跟我换鞋，换一些小东西。
交换礼品以后，我回到房间以后，“梆梆梆梆”听到有人敲门，敲门以后，来了我一个朋友。也算一个朋友，还算在八一队比较好的朋友。敲门他就讲，他说教练让我们把所有的礼物全部退回去，把所有我们拿到的全部退回去。当时我就火了，我当时我内在就爆发了，我说根本没有门，我说根本没有门，我说你告诉他让他滚蛋。
可是你知道那是冒了很大风险。等于你跟教练直接对抗，那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这都是人生重大的选择。当时这个队员，这个队员他当时就有这种想法就是他想入党，他跟教练住在一个屋子里，他怕得罪教练，所以他把东西还了。我当时我在想，你跟人家交换东西，人家对你很真诚的，你却是一种胆小的这种懦弱的人，会把东西还会去。你怎么跟他讲，你讲什么东西，你跟这个美国队员讲什么东西呢，我心里这种愤恨，我看到人性的软弱，人的软弱，他会为了某种利益上的东西，会放弃这种原则，人的尊严没有，也就是你基本上你承认你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你是一个奴隶。别人叫你怎么弄，你不做不行。从那时候我开始对美国产生一种重大的重新思考，所以我非常非常想到美国来。
我当时那场球，在他们决定是不是要我的那场球的时候，那我打得可能是我一生最出色的一场球。我就觉得人非常平静，精力、注意力达到最高的境界。根本如入无人之境。有一种感觉：人像飞起来一样。
英文里有一个词叫作integrity. 其实它是完整，人的完整，它从灵魂上到肉体上到精神上到智力上面都要一致，球才能打好。可是在中国的这个环境里，都是基于把运动员整个扯得支离破碎，从他精神到肉体，到他的生活到他的情感，到各方面，他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绝对不能允许他们把我扯碎，绝不能允许，我要允许他们把我扯碎的话，我这个人打球也打不好，而且我永远也不会尊重自己。
迈克尔乔丹他球为什么打得那么出色，他整个人是完整一致的，他不是支离破散的，精神在一块，身体在一块，这样球打不好的，运动员是非常要求一致的。 他在场上做的每一个决定，瞬息之间所做的决定，都要做得正确，他才能打出非常出色的篮球来。
一九七六
1976年天安门事件我也是亲身经历。 因为我对这个社会产生了种种怀疑。我找了各种借口到天安门。那时侯八一队已经宣布不许有人到天安门广场上，禁令啊。但是我对这个社会充满了怀疑，找了种种借口到天安门广场。
我照了一些相，当时我在政治上并没有这么敏感，我就觉得把胶卷送照相馆冲没有什么问题，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照相馆的人把我的胶卷送到公安局去了，当八一队领导找我谈话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我知道我那胶卷他们一直在找借口没有还给我。所以整个的全总政通报我。
可是那个时候中国有一个内在的政治斗争现象可能救了我，所谓政治斗争就是当时的军队有很多人抵制“ 四人帮“ 的一些事情，他要把军队的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担心像我这样的事情被“ 四人帮“抓到对他们造成某种影响。他们把这种事情压低掉，压下来了，就没有给我送监狱或者是处分。同时第二个他们就是利用我打球，利用我的专业技能。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幸存下来。冥冥之中有人保护我。
在一九七六年的四月五号这一天，电视上照了一个周恩来照片死的时候，他那个死者这个脸面啊是痛苦到极点的一种面相。当时我就想，这么一种极端痛苦的人却是中国第二大的领导。如果中国第二大领导都成为一种牺牲品，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它证实了我以前对中国所有的，事件发生的也好，在日常生活中人和人发生的关系也好，所做结论的正确性。所以当时我看到周恩来的那个脸部痛苦，我突然大哭了一场。抑制不住大哭了一场，为什么大哭一场？后来我意识到并不是为了他，并不是为了周恩来，不是为了中国，也不是为了什么，是一种解脱的哭，解脱的眼泪。我终于意识到，我以前所做的所有结论是对的！我可以向自己说：不管他们有多少人，有多少枪有多少炮，有多少宣传机器。我终于认识到，我作为一个人，我的精神力量，我是正确的，我所做的结论是道德的，我是一个好人。当你意识到这样，你就发现你的力量，你作为一个个体的力量真是无穷无尽的，为什么呢？当你能够在道德上认知到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良好的人。在这个时候你自由了。
那么到了1978年的时候，我的运动竞技状态达到高潮。那时候我在全国联赛里面有压倒的优势，他们没有人能够防住我，而且我的防守，攻守的平衡各方面没有人能相比的。整个篮球界也好，我们队里的队员也好，教练也好，突然的态度全部转变了。教练来说，给你入党怎么样，提干呀，这些许诺全有，从把我作为一个危险分子要不断的控制、打击、利用，突然把我捧到天上去了，如果是一个道德不健全的人或者道德不完整的人，就会被这个新的打击力量扯碎，这个新的打击力量是从另一个侧面打击过来。以前他们把我作为敌人去打击我，现在他们把我作为他们一伙的人，他们要把我纳入他们的阵营。
打完了世界军队比赛我就到了国家队，我就发现在所有的中国的运动员里，很多我所钦佩的一些运动员到最后都妥协了，为什么妥协，成了家。有了家有了小孩儿以后，你就不得不向社会妥协，你就不能再坚持原则。因为这个社会把你的家作为人质，他威胁你，通过威胁你的家人来威胁你。很简单，如果在八一队的话，你要是不听领导的话他就不给你分房子。不给你分房子的话，你太太小孩儿就没地方住。你为了这一间房子的话你要妥协。为什么，你要为你所爱的人考虑。我当时我想，我不能这样做。
当时在1976年毛泽东死了以后，慢慢的就开始有高考。我当时念头就是要上大学。正好有政策说全国优秀运动员可以优先录取在体育院校，我就申请了北京体育学院。我马上就退下来了，我从国家队下来以后，我马上就退下来了。我再也不给八一队和国家队打了，为什么？你的道德概念已经到达一定程度，你再也不能允许自己成为一个奴隶，因为你是一个自由人，因为你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向你证实你自己是自由人，自由存在，幸福存在，真理存在，存在。只是他们不承认存在，没有关系我向自己承认存在。
我这么做了，而且我做到了。当我做到以后我没有任何打球的动力，虽然我热爱这个运动，但这个运动被这些邪恶的势力所挟持了，来控制我，使我成为一个螺丝钉成为一个工具，成为一个奴隶。我不能成为一个螺丝钉成为一个工具，但是我又要热爱篮球。也正是因为我对篮球的热爱，我才退出了篮球。正是因为我真实的热爱篮球，我再也不能用我的篮球为他们服务了。再也不能了。在那个时候做出重大的道德选择。那是我打球打得最好的时候，我说不能再打了，不能再打了。
我就决定退出，那我就，等于是做了小的手脚。证实我心脏有毛病，但是并不是我心脏有毛病，而是我的心已经跟他分开了。
遇到苏珊
我退下来以后，马上就到北京体育学院。在北京体育学院进修。在北京体育学院进修期间我就认识了我的太太。 我太太在北京大学也是打篮球的，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也是在打球这方面认识。
我在跟她的交往过程中，我就发现有一种真诚的东西，这种真诚的东西就是说她不是假的人，她也不是什么被环境所塑造的人，她是一个真实的真人。这对我非常非常宝贵，因为我在中国没有看到真实的人。要不然你就妥协，要不然你就走入邪恶，要不然你就软弱被别人欺负，要不然你就绝望，最后自己导致自己灭亡。
我在北京的时候，我的未婚妻给我做了个生日，我非常感动。没有人把我作为人看，我都是工具，被人利用的问题，除了我自己把我作为人看之外，我还没有碰到一个人把我作为人看。我在中国没有过一天我的生日，我在中国所过的生日不是党的生日，军队的生日，就是毛泽东的生日。有人尊重我，作为一个人，知道我的生存我的生命有一个特殊的意义。他们来庆贺这个特殊的意义，我感动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我能发现这样一个人，对我来说的话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有很多语言是可以沟通的，很多道德上的语言很多东西是可以沟通的。
当我跟我太太准备结婚的时候，我感觉生活刚刚开始。
见证六四
当时我回去的时候呢，是偶然机会回去的。我父亲是八八年去的世，我母亲就跟我提出来要回到中国看我哥哥。正好碰到天安门（事件），我是作为一个见证人，当时并不是一个参与者。
我到天安门广场去，跟学生交谈的时候，确实人多到什么程度，你自行车骑不了，就根本挤都挤不动。
这个头上所扎的带子就是，我不知道是市民扎的还是，我想应该是市民或者是工人所扎的，因为它讲的是声援绝食，平等对话。这个带子，说明了中国很多普通的民众对政府和人民之间关系的理解。你在西方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伟大的社会，绝对不会把政府加在民众的头上，绝对政府不是民众的主子、主宰。
可是你想想一九八九在天安门广场上，中国人本来不应该跟政府平等，政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伟大的社会，他应该是在民众之下的，是为民众服务的。甚至说，基点的说，民众用一种合同的方式让政府给自己服务。他只是一个仆人的概念，他绝不是主人。你这个政府如果是压迫民众的话，你应该从舞台上退出，让出。你是一个罪恶的政权，罪恶政府的话，你没有资格跟我平等。这是一个正常的人就是这样思考。
为什么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上面人们会提出平等对话，就说明人对政府，对伟大，对这些基本的概念没有一个正常人的理解，没有一个真正一个自由人的理解，一个追求真理的人的理解。没有这样一种理解，他们的理解就是：哦，ok，政府一直都在我们上面。那么今天我们要要求平等来对个话。也就是说当这些民众在要求平等对话的时候，他们就被屠杀了，被宰割了。更不要说我所想要看到的一个中国，是政府完全在民众之下。这就是自然的状态，也就是真正正义的和道德的状态。除了政府在民众之下之外，我不接受任何一个政府将政府摆在我头上。
所以在这个基点上，我认为所有的中国人应该反省你对政府的理解，你对伟大的理解，你对什么是合法的理解，你对什么是正常国度的理解，你对什么是自然状态，什么是自由的理解。都要重新思考。
（陈凯六四后接受电视台采访）为什么要带一个黑箍，因为人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非常宝贵的，不要说死了那么多人，就说死一个人的话，在天安门广场这样一种事件里面的话，我觉得也是不能容忍的。
人生很短暂，但是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父亲的去世给了我一个重大的一个动力要写这本书。我觉得有些话他想讲的可能没有讲出来。我有一种冲动，把他所讲的，他所想讲的能够用我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很大的动力。同时呢，我又意识到天安门事件发生了，一个人去世了，多少亿人有一个重大的国家的事件。这个中间有没有联系。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也不是所有的人有勇气看到这种联系。
当一个社会你所产生的这个文化价值，不把一个人的生命作为一个存在，你可以任意的蹂躏，任意的侮辱，任意的消灭，任意的杀害，任意的折磨，然后你可以说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是代表十亿人的利益去折磨你一个人。
我父亲的去世和这天安门事件就是这样被联合起来的。在我的思维里面就这样的被结合起来。为什么我把它叫做一比十亿也是在这个概念里，如果一个人的命都不重要的话，我不认为你这个社会的人数再多会有任何的意义。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被任意的践踏，他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他的权利不被任何人尊重，没有任何人懂得他的一生，好像就是烟消云散。我觉得我是不是要这样生活，还是我选择另外一种生活，这样生活是我珍惜每一秒，珍惜每一个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