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教育，正站在一个矛盾的路口。
2025年，全国博士招生人数首次突破20万人，创下历史新高。扩招持续推进的同时，博士培养周期不断拉长，延毕逐渐成为不少高校难以回避的现实。教育部统计，2016年至2023年，中国博士生延毕率均在60%以上。
大批博士生逐渐陷入迷茫。毕业无期、科研无果、学历贬值、就业逼仄，多重压力裹挟下，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这条曾被寄予厚望的道路——褪去学历光环后，读博，是否真的可以通向他们理想的未来？
有人主动离开，有人被迫止步。越来越多博士生，在这条路上中途离场。
景瑾，是主动做出选择的人之一。
从重点中学考到211大学再到提前攻博，景瑾人生的前20年一直走在读书这条标准化轨道上。
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他放弃对文科的天赋，选择理科，在不喜欢的专业中虚耗七年，直到决心在博士阶段选择退学。
无硕士学位、无博士学位、无应届生身份、无工作经验、无实习经历，景瑾就这样放弃一切“净身出户”。
一个从小到大被推着走的人，终于在真正意义上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2025年8月初，山西太原。
殡仪馆内的人三三两两走动着，在等待工作人员处理相关手续期间，景瑾拖着沉重的身子走出到馆外、坐回车里。他打算借着这段空档，和博导坦陈自己今后的打算。
关上车门的那一刻，所有声音被隔绝在空间之外，景瑾坐在驾驶位上，将左手的手肘压在车门边上，拨通了导师的电话。他能听到自己愈发急促的心跳。
电话接通后几番委婉铺垫，景瑾终于切入正题，郑重表明退学的想法。“你糊涂啊”，导师并不知道景瑾所在何处，叹气直言他年轻冲动。拿到读博名额本就不易，他学术又做得不错，很是可惜。
长达四十分钟的通话中，导师围绕就业细数了读完博士的好处和放弃的坏处，景瑾的回复都是相同的，“我知道，但我做好准备了，我打算自己解决这些问题。”
通话在这样往复的僵持里结束。景瑾心中悬着的石头放下大半，接下来只等待导师和父母确认就好了。
豆瓣“博士，退学了嘛”小组，聚集了3万多人
从本科入学开始，景瑾一直有一个固定的习惯——每年放假回家后立刻告诉爷爷，说清楚去看望老人的时间。
2025年暑假，景瑾结束博一的学习，繁忙的学业压得他喘不过气，终于抽身回家，他想着先休息几天再和爷爷说，意外就在这时发生。车祸来得太突然，待景瑾接到电话赶到医院，爷爷已无力回天，到最后，爷爷也不知道孙子的归讯。
爷爷去世的第三天，景瑾终于做出了那个在心中反复思忖了一整年的决定——博士退学。他意识到，意外随时会发生，时间不会停在那里，等待你做足百分百的准备。
2018年，景瑾进入中国地质大学电子信息专业就读，2022年本科毕业后，继续在本校读研，随后通过提前攻博，直接转入博一阶段。
这条路径允许他比常规学制提前一年毕业，对应的风险是：一旦中途退学，通常无法直接取得硕士学位，性质类似硕博连读。
做出退学决定时，景瑾尚处在博一。彼时他已经发表了两篇论文，达到了博士毕业要求的50%，在同届学生中算得上前列。
读博期间参加学术会议/受访者提供
相较于普通博士生，“直博”、“硕博连读”、“提前攻博”学制下要退学的学生代价无疑更大——普通博士生即便选择在中途退出，依旧保有硕士学历作为求职底线；但这三类培养通道的博士生倘若直接退学往往只能保留本科学历，数年投入的时间与科研精力将没有任何凭证，除非申请博转硕。景瑾的导师也多次劝说，“至少拿到硕士学位”。
实际上，多数硕博连读生决定退学前都会考虑申请博转硕，努力将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景瑾不以为意，甚至没仔细看转硕政策，只是模糊了解，如果申请转硕，即便他现在有成果、有论文，也要在申请后再进行一个完整学年的学习。
他不允许自己在追求学历这条路上再浪费一分一秒。
收到景瑾决定退学的消息时，景瑾女朋友觉得他“疯了”，谁不是这样过来的，谁不是这条路走到底，她觉得，这样幼稚的决定不仅对自己不负责，对两个人的未来也不负责。
不管景瑾如何努力和女友解释，她都不能理解，但这也没有左右景瑾的决定，“我已经想好了，只是通知她。”
他怕自己如若真的因女友的劝阻而没有迈出这一步，未来不顺心时会说出那句，“当初都是因为你”。他想，他不能为另一个人放弃自己人生的所有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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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4年春季学期3、4月递交申请，到9月正式成为博士在读生，期间历经毕业季，景瑾也曾前往双选会现场观望，他当时对自己博士毕业后的薪资预期是税前年包30万。
现实要更加残酷一些。老家山西的国企来学校宣讲时，景瑾发现，他预期的薪资水平只有高强度的私企可以达到，如果希望进入国企，稳定、轻松一些，一年大概只能拿到十几万。
景瑾有些失望，只是想获得这样的结果也并不容易。
同门找实习的时候，出于对就业的焦虑，景瑾也尝试着做过一次简历。他发现论文只有老师会在乎，企业都只在乎项目和实习，而自己没有这些经历。
草草做完后，景瑾自评价道，“感觉没有任何人会多看一眼”。当然，这份简历也没有被他投递进任何公司。
《老友记》剧照
读博后，除导师规定的寒暑假外，景瑾基本每天都会在早晨九点左右来到实验室。赶进度时，凌晨一点多也不休息。
好在景瑾的导师不查岗，也没有规定硬性的在班时间，只要每周汇报保持进度，做研究的节奏可以由景瑾自行安排。有时实验接连几天进展缓慢，也只需要在最后一天集中精力，补齐进度就好。
试想这样的弹性模式，放到工作中很难行得通。在他看来，职场自有另一重尺度：严格的早晚考勤、一切操作都要听领导命令、工作需要和同事协同，开大大小小的会、接各种各样的任务。即便下班之后，也需要随时待命，响应工作消息。
景瑾没有往深了想，“上班这种事情，它最基础的一些特点我就已经接受不了了。”
读博期间，他已经熟悉了一部分界限模糊的处境，他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接到导师的电话。渐渐，开始害怕铃声响起。再往后，景瑾的手机只保留了振动功能。
来电和消息的震动强度、时长不同，景瑾已经可以在瞬时间区分出它们，每当意识到是导师的电话，他的心都会立刻沉下去，麻木地拿起手机接听。
景瑾的校园/受访者提供
景瑾认为，在非工作时间不询问、直接一个电话打进来是件很冒犯的事情。
某天晚上九点左右，景瑾和女友在学校外的夜市逛街，那个“冒犯”的震动再度如期而至。他立刻停下脚步站在原地接听，对他而言，第一时间弄清事态轻重，内心才能稍稍安定。女友也跟着停下来，回头看着他。
所幸那天需要更改的文件在手机上便能编辑，十几分钟后，景瑾把改好的文件发还给导师。女友似乎比景瑾还要习惯这样的场景，每次都会安静等在景瑾身边，直到他在原地处理完导师交代的事务。
相似的情形反复上演了大概几十次。有时外出途中接到临时任务，景瑾只好如实告知自己不在学校。一旦被追问去向，他便心生抵触。在私人时间里，景瑾要保留一种“不汇报的自由”。
从那个时候开始，景瑾逐渐意识到自己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听从别人的指挥，“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来这样打扰我的生活，我还要听他的命令，这是尊严问题，我绝对不能接受，即使他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研究生导师了。”
他幻想工作后的场景，可能与之别无二致，于是开始考虑不工作的可能性。
图片来源影视剧
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糕。
没过多久，景瑾发现，在这个按时毕业的博士仅占3-4成的大环境中，学院里一位师兄手握十几篇一区论文提前半年毕业，去向是某普通大专讲师，生活环境、待遇都算不上好，学校资源看起来也并不能实现什么科研目标。
至少在景瑾看来，师兄的成果已然是他望尘莫及的了，可这样的收益与付出的努力真的相匹配吗？
事实上，景瑾根本不认为自己在学校这七年学习到了有用的技能，尤其是将范围缩小到能运用在就业这一方面。本科即将毕业时，他选择考研，就有这一原因，“如果就这样直接进入社会，我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成。”直到博一，这样的想法又涌现了出来。
退学的念头逐渐生根发芽，持续一年之久后，在爷爷去世的那一刻达到顶峰。
景瑾想清楚了不准备考虑任何需要为别人打工才能赚钱的工作，他不愿意再等下去了。
暑假结束，景瑾立刻回学校办理了退学手续，准备换一种方式生活。走出学校大门，他没有停留太久，但仍忍不住回头，认真望了望这片生活七年的地方。
某种程度上，景瑾人生的前20年都在试图忽略自己的喜恶。
景瑾2000年出生在山西太原，周岁礼上抓周抓到了纸和笔、十多岁参加征文大赛获得了市级一等奖和省级特等奖、中学觉得文科学起来得心应手，只是这些都败给了所谓的“好就业”。
小时候，对世界抱有极大好奇心的景瑾会问父亲很多常识性问题，每次父亲用数理化的知识解释完一些自然现象后，都会跟一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如今景瑾对问题已经没什么印象了，但这句话仍刻在脑子里。
他从小便比同龄人成熟些，哪怕萌生一秒想学文科的念头，也会立刻扼住。
景瑾的高中每个年级大约有400人，分为六个班，其中只有一个班是文科班。分文理时，景瑾身边成绩好的同学没有一个选择文科，似乎这是一件被默认的事情——“只有理工科实在学不明白的时候，可能才会去考虑文科。”
不论是从小看的书里的寓言故事、童话故事，还是家里父母在观念上的言传身教，都在告诉景瑾，人要追求良好的品德，而照顾家庭毋庸置疑是良好品德其中之一。他想，依靠自己把家人照顾好是高考最大的目标，除此之外所有的兴趣都可以往后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