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布朗”杨佳
美国奴隶解放战争前夕搞暴动起义的布朗，虽然判处死刑，但是却成为北方的圣人。杨佳就是中国的布朗。
民众拿起武器的批判，非经国家暴力逼到毫无退路的地步，才有可能。这么说来，至少在原初意义上，或者暴力革命尚未变质的初期，民众的维权抗争甚至暴力革命，都是一种自我保存和自我捍卫的天道。民众的暴力非经国家暴力不能引发。当权贵对民众滥用国家暴力，民众也不得不使用暴力。这就是杨佳实施暴民的原因。杨佳实施的是以暴易暴的正义行为。
不搞你一下，你如何知道我们是不可以欺负的。这是一种被迫的主动进攻，其目的并不是进攻，而是是自我捍卫的。这就是杨佳的说法。
无辜的六名警察，让我想起引发世界第一次大战的奥匈帝国皇太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刺杀事件，如果因为皇太子身边无辜的人，而放弃刺杀，当然是道德上高尚的。可是道德高尚如何扭转不利的政治形势。
在道德高尚与“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之间，还有一个宽阔的地带，那就是，对暴力的使用，不能道德赞美，也不道德批判，让它如其所是。道德话语对于政治来说，是一个表面可笑迂腐道貌昂然实际上不顾公共利益的伪君子，除了从中盘剥之外，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助益。
道德高尚的美国国父富兰克林说，当总统腐败而独裁延续时，必要的时候，就要采取暗杀。如果凯撒没有被他养子暗杀，罗马共和就会在凯撒手上终结。在一个特殊的时候，暴力是必要的，只是这种事情不能推动，不能提携。当发生之后，应该说出其积极意义，不让流血者（杀人者和被杀者）白流血，然后想到如何避免。
最可耻最愚蠢的就是从道德上打倒。中国古代杀贪官的侠客，就对社会平衡起了很大作用。2003年浙江乙肝病毒携带者周超考公务员被歧视的，于是愤而杀人，结果促成歧视规定废除。英国法国革命的时候，如果不杀掉国王，那么革命成果将毁于一旦。
面对一个杀人如麻，视民众为草芥和虫豸的权贵，这种傲慢已经成为他的信仰，他认为自己是神不是人，这时候也，若非暴死的危险，则不足以让他回到做人。其实对权贵的致命威胁，是对他们作为人的一种拯救，把他们从魔鬼手上拯救出来。社会契约不被权贵破坏，依赖于权贵害怕暴死的危险。
民间与中央的手拉手
一个英国退役军人造反，后来被抓，国王审讯他，问他为什么要造反。退役军人说，为了提醒国王，他作为国王部下，受到不公正待遇，如果不采用造反方式，如何能够引起国王注意？
我还可以举宋江造反为了投降为例。实际上，一个王朝末年的抵抗，完全可是是原教旨主义，就是对这个王朝的原初共同理想和正义目标的恢复。革命是一种循环，是回到原初目标。这时候，对于王朝的掌权者来说，是否参与到这样的原教旨主义运动中来，是否和民众结盟，打击豪强，成了王朝延续的关键。
不管是毒奶粉事件，还是杨佳事件，几乎目前影响最大的政治沖突都是民众与地方政府或权贵之间的，而夹在二者之间的中央政府，其政治立场暧昧不明，一会儿站在民间一边，一会儿站在权贵和地方政府一边，一些部门站在民间一边，一些部门站在权贵和地方政府一边。
这种暧昧不明也表明，89之后，“九鼎”已在民间。祖国就是人民。违法地方政府、权贵和人民的对抗，也就是和祖国的。中央政府是否站在祖国一边，还是一会儿清晰，一会儿不清晰。
可以说，改革三十年获得的“自由”，都是特权。特权是特许权利。从宪法来看，所有的公民都享有自由，然而在宪法之下，又实施了特许制度，没有法律和政府的许可，是没有自由和权利的。
法律和政府的许可，取决于各阶层自身在政治中的地位，特权者享有很大的自由，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而无权者不抗争，基本上没有自由。也就是说是潜规则支撑了改革时代的自由，而这种潜规则，可以在一夜之间，全部倒塌。
改革三十年可以看成是一次分赃不均的分赃会。国家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征收，并没有因为改革而停止。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的，是有一些人，例如知识分子参与一些分赃，自身变为缓和。而从底层，尤其是农民来，过去的征收和剥削的政治结构，并没有改观，相反在改革中越来越深化。底层没有话语权，所以其境遇再严重，本来应该代表整体却失踪。知识分子享有话语权，有一点改善，就成了整体的改善。改革三十年是底层被抛弃，被离心出改革共同体的三十年。
权贵的大规模自由，民众是渴望的、羨慕的，可是当民众向权贵（地方政府）要求更大自由时，就会遭到权贵（地方政府）的压制。主流经济学家通过吸纳机制，也分得一杯羹，于是挤上车的，就希望关上车门。主流经济学家，与权贵（地方政府）是一条战壕的。因此，民众对权贵和主流经济学的抗争，就体现为从特权到普遍性，底层普遍参与和普遍权利的诉求，具有特殊性与普遍性一致的整体上升和进步趋向。
必须看到这条进路，还是对“特权”路径的依赖，还是保守主义的，其本质是要求扩大吸纳，把民众也纳入“特权”的范围。这种保守主义路径来依赖于民众自身的抗争，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当民众也纳入，那么“特权自由”就会变为普遍法律之下的自由，特权本身也不特了，这时候宪法规定的自由，也就实现了，宪法之下的法律，不再有特许的功能。从这样看来，这样保守主义的路径，也就是抗争与维权，是在宪法之下的革命，是扛着宪法的旗帜前进的。
近代历史种种大革命，一开始都是有原教旨主义发动的，也就是权贵对原初政治共识的破坏，引起反抗。当诉诸于大规模暴力时，暴力就主宰了革命的灵魂。美国革命有基督教为革命立法，约束暴力自己为拯救之神，而法国则在暴力恐怖美学中腥风血雨。
杨佳事件这样的维权和抗争，产生一种震撼人心的雷击，有一种已经进入历史的质感，扭转了启蒙沉思和行动实践的主次关系，扭转了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上下关系。
通过判定权贵和地方政府已是人民公敌，也可以为扭转了官民之间的主奴关系。维权和抗争，让人民主权真正归位。
杨佳事件的当代历史意义，表明维权和抗争，已经成为后改革时代的胎记，改革已死。而一个发生在当下的事件，就可以写入历史，而不是被过去历史吸纳，成为过去历史的注脚，只能说明一个迥异于过去三十年的后改革时代的开始。就像布朗启动了美国解放黑奴的战争。而当下事件，为新时代进行奠基，所以才进入政治和历史。
抵抗权需求
一个共同体的人们，在革命抵抗权和秩序之间轮回，当经过长期的战乱，流离失所，人们就人心思定，甚至来一个暴君，也愿意默认忍受。可是暴君的统治，带来政治灾难，比长期的战乱更不逊色，这时候人们就需要革命和抵抗。甚至无政府状态和大规模死亡，都是他们灯蛾扑火的。
任何政府都是隐秘或者明显地和人民利益敌对的，肯定是一种内耗。共和式政府，就是较少内耗，最少内耗原则。一个过于巨大过于权威的政府的，肯定是内耗巨大的，一个过于弱小过于没权威的政府，也是造成内耗，当然这个内耗是由镇不住的分裂造成的。
所以美国国父汉密尔顿，要一个真正共和式，不大不小的联邦政府。连荷兰那样的巴掌大小地方，就搞一个共和，就可以横行世界，你说说一个恶劣政府的内耗有多大，一个优良政体的竞争力有多强。所以政体优良与否，是首要的，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
在暴民与顺民的轮回中，在革命与反革命的“翻烧饼”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暴君与抵抗权。如果没有革命和抵抗权时时刻刻在场，英明神武的君主，在年轻的时候还可以维持，到了晚年也一样暴君。这样的历史，肯定是一世治而千世乱，有了革命抵抗权在政治场域中在场，例如写入宪法，那么暴君也会是明君，在民主社会中，君主立宪也才有可能。这样的历史，肯定是一世乱治而千世治。
抵抗权是一个良好政体的根基。一种和平秩序的要求，必须建立在革命时时刻刻来临这种危险之上。一个良好政体的奠基，就是一个革命精神的保守性长久存在。
对1688年的光荣革命进行命名，洛克说成一种革命的自由主义，这种革命的自由主义呈现保守主义特征。
洛克关注并且强调，光荣革命与其说是革命，还不如说是保护英国人民的“公正的和自然的权利”。当这个国家处于奴隶制度和崩溃边缘的时候，这一个事件挽救了这一个国家。从威胁国家的国王詹姆斯二世手上挽救国家。
而正是坚持革命的自由主义，或者抵抗权的辉格党人，保护了人民的传统权利。这种反抗，辉格党人达到一种阻挡者的目标，一方面为合法反对暴君提供理论和政治正当性论证，同时又要确保这样的理论并非鼓励任何更深入的民众起义，就像17世纪40年代以及1685年的蒙莫斯的哪一些造反运动。
中庸和保守，作为一种阻挡，是提供一种无害的，或者危害甚小的替代品。如果辉格党人沿袭中世纪的抵抗权传统，那么就无法阻挡民众起义和造反运动。
必须指出的是，保守主义并不是一种道德立场，而是一种政治技艺。保守主义要可行，才是保守主义。当政治形势无法保守，不得不采取激进手段的时候，激进手段就是正当的。不管政治形势的紧迫，而把保守主义上升一种任何时刻，任何地点都要保持的道德真理，这时候保守主义，就马上转化为反革命的激进。
正如英美法系和英美宪政历史中所呈现的那样，保守其实是一种面具，首先必须满足改革，真正有效的改革，首要进行吸纳，而不是采取排除谴责驱赶新阶级新阶层，要形成导流明渠，而不是严守死堵。
保守主义在于如何保守，而不是发住一种道德指令︰你应该保守，不许表现出激进的态度。例如告别革命，关键在于如何告别革命，而不是知识分子应该采取保守的心态。用宪法之下的阶层斗争和维权运动取代阶级斗争，才是中间的，保守的。
抵抗权入宪
当民众遭遇违法行政行为的时候，自我救济或自我防卫是否是正当？这个问题从法学院读书到今天，我一直关心。有一次着名行政法泰斗罗豪才在福州大学法学院演讲，我问他，他大致说必须遵守效力限定原则，不可承认这种抵抗权。可是我心里嘀咕说，如果这种威胁指向生命呢，还不反抗？
我认为，完全可以对违法行政行为，进行正当防卫，也可以把宪法中的言论，集会、结社等政治权利当作抵抗的手段。须知这些政治权利，在一个立宪政体中，都是革命权的替代品。也就是抵抗和革命才是第一性的，而这些政治权利是第二位的。
所以杨佳事件，以及带来的巨大政治影响，表明了一个历史进程︰把抵抗权写入宪法，当下至少要正当化对地方政府的抵抗和维权。
1776美国弗吉尼亚州《人权宣言》第三节申明︰当任何政府不能达成人权保障的目的时，“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可以拥有一个当然的，无可让渡的及断然的权利，来改变、更换及废止之，以来满足最大之公共福祉。”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亦明确肯定了人民的抵抗权。
法国1791宪法将1789年“人权宣言”作为宪法的组成部分，同时确认人民的自由权、财产权及抵抗权，俱为不可剥夺的、源于自然法之人权。
1793年的雅各宾宪法对抵抗权作出了空前绝后的明确宣示，主要内容有︰（1）抵抗权主体是集体的人，“当政府违反人民的权利时，对于人民及一部分人民而论，起义就是最神圣的之权利，和最不可缺少的义务”（第35条）；（2）抵抗权既是权利也是义务，“抵抗压迫乃是另一些人权的当然结果”（第33条）；（3）抵抗权的行使对象是专制政府或暴君，“当政府沦为专制及暴君独裁时，人民有权以暴力抵抗之”（第11条），“让自由的人把篡夺主权的人立刻处死”（第27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年法国宪法草案曾规定︰“当政府侵害宪法所保障的自由及权利时，一切形式的抵抗，都是神圣的权利，而且是最切实的义务”。
1968年6月24日，德国公布第十七次基本法修正案，增加基本法第20条第4项，规定︰“立法应遵循宪法秩序，行政和司法应遵守正式法律和其他法律规范。对于企图废除上述秩序的任何人，如没有其他对抗措施时，所有德国人均有抵抗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