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人士胡佳、曾金燕夫妇
阿波罗网记者王笃若报道/今日读到VOA就胡佳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采访采访万延海。万延海在采访中的表态很堂皇，不禁哑然失笑。想起03年万延海迫害胡佳，在美国高调开除胡佳，当时引发在美国反共的大陆学人愤怒。现把当年的这段公案存档，介绍给大家。
目前就胡佳为何被万延海开除，有3种说法。
1。万延海为何高调开除胡佳 唐柏桥说法：为六四。
2。万延海为何高调开除胡佳 轩辕子说法：中共领馆不高兴了。
3。万延海在多维网上的高调开除声明，因为胡佳接受新唐人采访。
这三种原因好像非常互补，就是胡佳让中共不高兴了！
附件列表：
附件1：VOA采访 万延海的堂皇话语
附件2：唐柏桥说法：为六四。
附件3：轩辕子说法：中共领馆不高兴了。
附件4：万延海在多维网上的开除声明，因为胡佳接受新唐人采访。
附件5：新唐人专访胡佳 为艾滋患者请命的勇士
附件6. 胡佳这样为万延海两肋插刀
曾慧燕：「苦行僧」胡佳的出世与入世──从致力环保到关怀艾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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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VOA采访 万延海的堂皇话语
胡佳若获诺贝尔奖将推动中国人权
| 香港 2008年10月8日 |
中国非政府组织“爱知行动项目”负责人万延海认为，胡佳过去10年来从事维权事业，在艾滋病蔓延、六四事件、法轮功等种种敏感问题上，很多人退缩，但胡佳却不肯选择沉默，积极致力于实现60年前联合国发布的“人权宣言”的普世价值。万延海说，7年前他认识了胡佳，胡佳为人善良执着，话语不多，愿意去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那个时候的胡佳每天骑个自行车，拿个手机，拿个传呼机，到处去给各种各样的公益机构帮忙，当时是为中国的最早的一个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他跟随梁从戒做很多工作。”
万延海说，年轻的胡佳参加了中国第一届绿色大学生夏令营之后，自从踏上了艰难的维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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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64学生领袖唐柏桥说法：为六四。
核心提示：爱知行研究所的万延海，这个人我也公开批评过他。他应该说是对爱滋病做出很多贡献的人，但是他后面不知道何种原因，跟中共有各种暗渡陈仓的关系。他当场就批评了胡佳，事后发表一个高调的声明，在多维网宣布把胡佳开除，高调地给他开除。- 唐柏桥
唐柏桥：胡佳获诺贝尔和平奖当之无愧
再举个新的例子，就是胡佳。昨天全世界报纸已经报导了，英国、瑞士、瑞典的一些最权威的拿诺贝尔和平奖的专家们都说，今年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可能是胡佳。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呀！如果今年胡佳得诺贝尔和平奖，我要写一篇十万字的文章，好好地谈一谈胡佳得奖及其意义。如果胡佳得奖就印验了我的那句话，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让非政治化”见鬼去吧〉。所谓“中国维权运动非政治化”，就是不要太急进，我们要请愿，我们不要跟中共对着干。胡佳在国内是急进派的代表，所以曾经遭到国内很多所谓底细派、温和派的围攻和孤立。
所以当高智晟冒着危险站出来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暗地里贬低高智晟。只有胡佳一个人敢于在高智晟入狱的时候，在当时国内很多人写信表示要跟高智晟划清界限的时候，胡佳是唯一一个站出来的英雄，把高智晟的声音全面传给全世界。高智晟跟胡佳打过电话，高智晟唯一信任的人也是胡佳。当年，去年还是前年，大概是4月8号，在一个退党大游行上，我曾经有一个演讲：伟哉！高智晟。我说高智晟是天下第一武士，胡佳是天下并列第一武士。
那么今天胡佳得奖，那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他经过良心的考察，经过全世界眼光的考验、检查。胡佳今天他脱颖而出，他很可能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也是何等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全世界没有睡着。那些欺世盗名的作法，经不起世间的考验，机关算计太聪明了。中共也好，那些所谓的御用文人也好，还有所谓的毒蛇也好，在胡佳面前，你们都要反省和羞愧，胡佳为什么会得奖，你们这些人一辈子作梦都不可能，得到这样一个最高的，人类最高的荣誉奖。
胡佳的巨大付出
胡佳付出了多少，他是多么孤立，他曾经孤立到什么程度！有些人曾经所谓的真心要合作的都断掉了。他什么话都说，六四也说，跟民运人士搞在一起。
大家还知道有个事，他曾经公开在国内说，他觉得天安门开抢，那个共产党开枪不应该。当场有一个叫爱知行研究所的万延海，这个人我也公开批评过他。他应该说是对爱滋病做出很多贡献的人，但是他后面不知道何种原因，跟中共有各种暗渡陈仓的关系。他当场就批评了胡佳，事后发表一个高调的声明，在多维网宣布把胡佳开除，高调地给他开除。
摘自 唐柏桥：反抗暴政星星之火在湖南燎原演讲
https://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08/1006/article_606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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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轩辕子说法：为让中共领馆不高兴。
胡佳被‘爱知行’罢免开除前后
·轩辕子·
‘爱知行’教育健康教育研究所是一个有关艾滋病的民间公益组织。其前身为爱知行动，由万延海先生创立，目前它已经是中国此类事业最知名的民间机构。２００３年８月，应美国美中关系委员会之邀，当时担任‘爱知行’执行所长的胡佳先生来美国访问。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
１９９９年我和胡佳开始通ｅｍａｉｌ，那时他不过２６岁。通过共同从事义务环保的友人，得知我和胡佳是校友，不过入学前后相差十几年。当该学院绝大多数的校友都在比赛金钱官位的时候，胡佳放弃待遇优厚的工作，开始投身民间环保事业。许多年来，在长期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胡佳依靠年迈父母的资助，维持个人生活的最低需要，全身心地为中国环保事业奉献着。胡佳除了为青年学生举办各种环保讲座，他还带病（他曾患几乎致命的乙型肝炎）多次前往藏羚羊保护第一线，和偷猎者进行斗争，甚至因之而受伤。２０００年，藏羚羊保护队面临断炊之危，胡佳向我们紧急求援。幸蒙一位美国人士的捐助，经过胡佳，那笔１万美元的捐款尽快汇到可可西里。
虽然从２００１年起，我们就中断了联系，更无缘谋面，但是我经常听朋友提到胡佳，与之接触过的人都说他是光明磊落、舍己为人、具有大爱的理想主义者。胡佳曾经为‘自然之友’工作过，该组织的负责人梁从戒老师说：“胡佳身上的精神，确实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志愿者的情操，事无钜细，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对别人的事情都是有求必应，而且不仅是做大事，还有小事。”２００２年，我听说胡佳为营救从事民间艾滋病工作的万延海先生，四处奔走呼号。随后又因万延海先生赴美，胡佳承担起‘爱知行’的工作，再次投身于另一项艰苦而危险的事业－－－河南艾滋病的救助工作。自１９８２年以来，在数万校友当中，胡佳最值得我骄傲。
胡佳于８月１６日应邀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演讲，题目为《艾滋病在中国：回顾与展望》。胡佳是一个长年茹素的佛教徒，他说话声音很轻，理性平和。听胡佳讲话，我感到他不但对自然怀着一种深深的谦卑，而且对社会抱着某种歉意。然而，在多次深入河南艾滋病感染的村庄中，胡佳目睹了血祸的惨状，面对着众多艾滋孤儿，还要与欺瞒疫情、视人命为草芥的官员抗争。在纽约的演讲中，胡佳十分自然地流露出对苦难者的深切同情。据说，当时听众反应非常强烈，许多人当场被他的演讲感动得泫然泪下。我为他第一次面对海外媒体及听众所取得的成功而高兴，他的所做所为理应获得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的赞许和尊重。
然而，就在我为胡佳感到高兴的时候，突然得知他被解除‘爱知行’执行所长的职务。经过查询，发现他被罢免的日子竟然就在他成功地演讲的当天。从不同的渠道，我还获知，罢免之后的胡佳依然一如既往地为‘爱知行’工作，打理大量琐事。胡佳准备帮助第一个站出来揭露艾滋病的高耀洁医生打官司（高医生已年近８０，确实需要一个人在当地帮助她安排证人以及庭审事宜）时，‘爱知行’负责人万延海先生不同意胡佳这一义举。９月１５日，万延海先生宣布将胡佳开除。据说被开除的当天，胡佳正在郑州陪同高医生的证人。
‘爱知行’的‘爱’是爱护关注艾滋病患（包括艾滋孤儿），‘知’是以科学知识和教育推动公众对艾滋病的防范意识，‘行’是身体力行地维护艾滋病人的权益。在‘爱知行’的一年多，胡佳多次深入河南艾滋病的村庄，胡佳直接与村民病患接触，视感染者为兄弟。他所做的大多是具体而琐碎的事情，尽力帮助艾滋病患和遗孤。相信许多人都见过他怀抱艾滋病患的照片，而身为所长的万延海先生迄今从未下过艾滋病感染村。胡佳每月从‘爱知行’领取２５００元人民币的工资，他只留下４至５００元，其余全部捐给艾滋病患和孤儿。作为一个‘爱知行’的员工，胡佳这样不计回报忘我地帮助艾滋病人，不正符合 ‘爱知行’的总体宗旨吗？‘爱知行’是一个很小的机构，资源有限，由于胡佳的道德勇气和高尚品格，他具有一种公信力，应该是‘爱知行’最宝贵的人力资源。过去包括我在内的捐款人曾经非常放心地将捐款放在他的手里，未来我也准备将捐款交给他，这样稀有可贵的人力资源，为什么‘爱知行’要将他罢免甚至开除？
通过多方了解，我终于发现了罢免的原因。胡佳的演讲是在下午２时举行，演讲结束之后，胡佳、万延海以及另外几位朋友来到附近咖啡厅。大家一起总结胡佳的演讲。一些朋友认真地对胡佳的演讲提出中肯的建议。万延海则批评胡佳的演讲时的表达方式以及其他一些话，特别令万延海光火的是胡佳所说的这样一段话：“在座的不知有没有中国领馆的朋友，如果有，请将我所说的情况转告中央政府。我所说的都是真的，我对我所说的每一句话负责。我们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渠道。”针对这段话，万延海指责胡佳是‘对中国领事馆的挑衅’，认为是‘指明他们是间谍’，并且还说‘这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要求胡佳考虑一下怎么办。面对上级的责难，胡佳一再说：“我没有把话说好。”我认为，胡佳这样的表现并非软弱，而是为了顾全大局，能够继续为‘爱知行’工作。当天夜晚，万延海就打电话给胡佳说：“你的职务要停，就这样了。”在通话半小时之后，万延海就发出罢免胡佳的通知。
其中的一位听众还告诉我胡佳演讲中的一段插曲。在听众提问时间，有人问及预防艾滋病方面的问题。因为这本非胡佳的专业，他就回答说我不清楚。此时突然有一个人从观众席上站起来，并未报姓名。这位先生说：“胡佳，你不必回答这个问题。说实在的，很多问题你也不懂。”大多数人都不认识这位发言者，并对其说话的语气感到愕然，只有个别人知道他就是万延海先生。从此插曲来看，万延海先生又何不自己上台演讲，或者找个机器人，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差地念万先生的讲稿？
得知胡佳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段话而遭罢免，我感到非常地不平和不解。从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五年，河南省在政府直接指挥下实行所谓 ‘血浆经济’，估计最少有三百万人卖血。就专业人员的调查，当年卖血的农民中，有百分之四十至六十感染艾滋病毒。现在那些９０年代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已经进入死亡期，留下数量巨大的孤儿。然而，长期以来，为了保住官位，河南官员欺上瞒下，将艾滋病疫情说成‘国家机密’，人为地造成艾滋病的大蔓延。由于官员的欺瞒和腐败，直到本世纪，毫不知情的河南农民仍然在卖血。自２００１年６月至２００２年８月，仅上蔡县，卖血人数从三万五千人增至四万八千人，全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从七千人增加了一倍。至今，那个被称为‘艾滋病厅长’的千古罪人刘全喜不但未受到丝毫惩罚，却依然官运亨通，并且还当选为中共十六大代表。万先生当然更清楚河南政府以‘国家机密’来掩盖其罪恶，因为前有万先生自己，后有河南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副处长马士文先生，都是因为所谓泄露‘国家机密’而身陷牢狱。那么我请问，难道胡佳连提出‘请转告中央政府’这样一个温和的建议，都不可以吗？都不应该吗？就要以罢免来惩罚他吗？
如果将胡佳的话联想成‘指控中国领事馆为间谍’，这思路是不是也太‘ＣＣＰ’了一点。按这个思路去想，那么曾经‘泄露国家机密’ 的人岂不更该戴上一顶‘间谍’的帽子，根本不该获释出狱？如果连这样温和的话都被认为是‘挑衅政府’，万先生是不是反应过度？万先生当年的举动应该比胡佳演讲中的那一句话更具有挑衅性吧。但是如果没有万先生当年的‘挑衅’，公众又如何获知河南艾滋病的灾祸，‘爱知行’又如何得到福特基金会５万美金的捐款，服务于河南省艾滋病患？当年万先生不怕坐牢，为揭露艾滋病真相的胆识都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爱知行’以这样的理由罢免胡佳，是想向当局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在我们的星球上，中国可谓地大物博，但是她却是民间公益组织生存空间最小的国度之一。中国所有的民间公益机构不但资源非常有限，而且几乎都处于被监控的状态。那些创办和投身于这类事业的人，大多淡泊名利，心胸开阔，具有担当，不畏风险，坚韧不拔地为获取资源，扩大活动空间而抗争。自‘爱知行’问世，它就注定不是一个官方所喜欢的组织。它的事业必然要接触到许多的社会不公，而这些不公又大多源于‘绝对的权力所导致的腐败’。因此， ‘爱知行’当前以及未来的作为总归会有触犯当局的风险。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今年ＷＨＯ组织到河南调查艾滋病，艾滋病患大多受到当地政府的‘封口’的威胁。那么遇到类似情况，‘爱知行’还要不要向国内外揭露真相呢？如果不揭露真相，‘爱知行’又如何获得国内外的支持，获得服务于艾滋病患的资源呢？如果连胡佳这样温和的请求，万先生都担心会触犯当局，那么‘爱知行’将来打算怎样去维护艾滋病人的权益？怎样服务救助艾滋病患？
如果罢免的理由真是胡佳的话可能触犯当局（注意这还只是可能），导致对组织不利，为保全组织不得不牺牲个人，这倒让我想起不久前，‘自然之友’将王力雄先生除名一事。成立于１９９４年的自然之友，是中共政府批准的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王力雄先生是创办人之一，并且担任负有实际责任的秘书长一职。如果论起触犯当局，王力雄先生真是‘罪行累累’。他曾撰写《天葬：西藏的命运》，详细客观地阐述当今中国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之一西藏独立。他也曾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拘禁，并一直受到严密监视，作品也遭查禁。但是‘自然之友’成立近１０年，从未以王力雄先生触犯当局，以他是‘危险’人物，再以对组织不利为理由将其除名。直到２００３年２月，因为‘自然之友’必须重新注册登记，当局警告如果王力雄先生继续任职，‘自然之友’就无法取得官方登记的许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能够继续致力于中国的环境保护，‘自然之友’只得劝王力雄退出。王力雄不愿屈服于官方的压力，拒绝退出而宁愿被开除。
在一党专制政权的政权下，民间组织永远都处于压力之下，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压力之下，一个民间组织总是要尽力保护组织和个人，只有当实在无法两全时，才会以舍弃个人而保住组织，那也正是‘自然之友’的处境。我请问，‘爱知行’是否遇到与‘自然之友’同样的难处，同样地不得已？显然是没有。首先，贵所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注册成功，现在还不会遇到诸如注册之类的麻烦。其次，如果确有领馆人员到场，那么至少在胡佳演讲的当天，是否触犯当局还是一个问号。按照领事馆的办事效率，应该不会在非办公时间的当天夜晚，就向万先生打招呼，发警告吧。在８月１６日的夜晚，胡佳触犯当局仅仅还是一种未来时态的‘可能’。时至今日，从我获得的资料来看，这种‘可能’也并没有变为完成时态的‘事实’。难道在西方学习的万先生没有学到一点无罪推断吗？且不说胡佳何罪之有。
再进一步说，即便当局真认为胡佳的话是一种挑衅，开始找‘爱知行’的麻烦。一个民间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如果具备承受压力的心理素质和应付官方的能力，总还能想些应对的办法，寻些说词吧？也还总得努力地周旋或抗争几个回合吧？如果真是到了应付不了的最后关头，那再罢免胡佳也不迟，是不？那时世人皆知是谁逼着万先生去罢免胡佳，谁是坏人自有公论。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许多人都有和亲朋同事划清界限的经历。这其中的一些人是出于天真和糊涂，一些人出于不得以，一些人却是趁机邀功，甚至落井下石。即使在那样残酷的暴政之下，人的品格仍然有高下之分。对比‘自然之友’不得已将王力雄先生除名，至今我既不知道官方对‘爱知行’施加了什么压力，也不知道万先生又进行过什么样的周旋和抗争。我只看到万先生迫不及待地又是罢免又是开除。到底开除胡佳的原因，是迫于官方压力，还是出于万先生个人的原因，真让人纳闷儿。
据说万先生对胡佳演讲中的情绪表达也不满意，但是面对每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艾滋病患，听到遗孤们坟前的嚎啕哭声，只要是有良心的人，即使再理性平和，也无法不为之动容。近年来，只要有人将‘伟光正’的历史翻一翻，只要有人对专政的暴政表达愤怒，一些学者甚至是知名学者就会跳出来指责‘不理性’或‘情绪化’。请问中共几十年的暴政可曾‘理性’过？河南那些为发财和保官位，任艾滋病蔓延，令生灵涂炭的腐败政府官员又可曾讲过‘理性’ 过？难道对这样的淫威暴政都不能表达情绪吗？难道受苦受难的人还不能讨个公道吗？
我们环保项目有一位捐款人，他连续３年为中国环保和其它项目捐款，数目都在１万美元左右。当他得知胡佳被开除一事，脱口而出： “Ｎｏ ｗｏｎｄｅｒ，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ｃｒｅｗｅｄ ｕｐ。”是的，在这个被‘ｓｃｒｅｗｅｄ ｕｐ’的国家里，做事很难，即使是不计回报地做善事也很难。作为一个全职的志愿者，胡佳将自己的生存空间缩减至最小，同时又一直在努力地增大他人的生存空间。然而，现在连他实施这种努力的小小平台都容他不下，悲哉！现在‘爱知行’失去了胡佳，我为‘爱知行’惋惜，这是‘爱知行’的不幸，但愿此种不幸不再重演。胡佳失去‘爱知行’的平台，也是胡佳的不幸，因为我认为像胡佳这样的人不应该受到这样的伤害。但是我也知道，即使没有‘爱知行’这样的一个平台，胡佳仍然会一如既往地行善，正如目前他参与援救刘荻。所幸，我们还有胡佳这样的人，他们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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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专访胡佳 为艾滋患者请命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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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佳在接受采访中 （新唐人/大纪元）
4. 万延海：关於法轮功新唐人电视台采访我所员工胡佳的声明
今天阅读到法轮功媒体《大纪元时报》转述法轮功新唐人电视台采访
我所职工胡佳的报导，详细报导参见：专访胡佳：为艾滋患者请命的勇士
（http://www.dajiyuan.com/gb/3/9/5/n370550.htm ）
为此，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特别声明：我所於2003年8月16日已经罢免了胡佳的执行所长职务，并且规定他未经授权、不得以研究所的身份对外接受采访。我们也不同意他未经研究所同意对媒体介绍研究所的工作。他的这次采访完全是个人行为，与研究所无关。
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发来所长万延海
2003年9月4日
附5 新唐人专访胡佳：为艾滋患者请命的勇士
大纪元记者谢宛均、简百志根据新唐人采访整理报道/胡佳是爱知行活
动的推动者，近年来全身投入河南艾滋病患的救治工作。他更是一位极负
正义良知的中国公民，对于中国内部一些不良的现象，勇于挺身而出，呼
吁国际上给予关注。
他说他是佛教徒，相信「人心向善」。他指出：「中国还是在向前进
步的，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时代，哪怕是你觉得最没落最黑暗的时代，总有
人会站出来做一些事情。」所以，他在黑暗中为艾滋病患请命，也可以说
是出自于这样的信仰精神。
他谈到六四、SARS等带给中国社会的冲击，娓娓道来，动人心弦。他
以个人的关怀出发，剖析这一代中国的命运。他曾经投身于学运、挡过坦
克、在SARS来临时，他与北京共存亡。艾滋病是目前他所投入的，也是他
对中国社会关怀的一个里程碑。
以下是新唐人记者与胡佳访谈的全文摘要：
记者：对于艾滋病，你做了多长时间？
胡佳：我从2001年的年中开始接触艾滋病，真正更多的参与是在去年
年初。所以准确的讲，我对艾滋病问题，还应该算是个初学者。
我以前是搞环境保护工作的，做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个时候，中国的
环境危机很严重，我们做这一行的，知道很多中国的实际问题，这些是埋
藏很深的，而且如果不加以有效的解决，那么将来是不可逆的。
记者：您为何会这么关心艾滋病问题？
以河南的艾滋病问题来说，如果身边出现一个艾滋病的人，或者进一
步说，我自己是一个艾滋病人的话，那会是一个多么大的压力，对自己、
对家庭、对整个的朋友、亲属，包括整个社会带来的变化是相当深远的。
那么如果河南有上百万的人感染了艾滋病，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一个集中性
的大范围的爆发，那么这个会影响多少人的命运？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
讲有一种冲动想去为这个事情作一些事情。
记者：您能不能提些具体数字？就根据你了解的情况，说明国内患爱
滋病的人的数字和分布情况？
胡佳：中国的艾滋病分布极为广泛。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有艾滋病
感染者，我很难说出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做为民间组织，我们没有那么
多资源做全国性的统计，只有政府有这个资源，但从另一方面讲的话，我
们政府对很多统计数字是比较保密的；或者说他做的统计也不是很深入，
统计数字是否有浮夸？或者有什么人为的缩减？这些也是很值得去探讨的
问题。
所以，我只能说从我们自己微观的调查，如河南某一个村庄他有多少
村民，其中有多少参加过卖血，然后有多少感染过艾滋病，从这个比例来
推算，那么我们的推算初步保守估计河南有上百万人感染艾滋病，那这涉
及到数十万个家庭。
再推而广之的话，中国有23个省不同程度存在著卖血，再有其他的比
如说因为吸毒感染的，像在云南、新疆、四川这些民族地区大量的人通过
吸毒感染了艾滋病，另外随著性观念的开放，还有sex worker（性工作者
）的问题，各方面的有性行为传播艾滋病。另外比如母婴传播艾滋病，也
都会感染艾滋病。
这些因素考量进来的话，据去年联合国的报告推算，中国应该有五、
六百万艾滋病感染者。然后根据联合国当时的报告「中国的艾滋病问题，
史上冰山的Titanic」他估算到2010年可能有一千万艾滋病感染者。我们认
为这个数字还是保守，如果照现在这种局势发展下去，就是说很多的公众
还对艾滋病不知道或者一知半解，很多地方没有进行有效的预防、宣传的
工作，那么我们到那个时候可能还会大大地超越这个数字。
记者：大陆为什么艾滋病会蔓延的这么猖獗？
胡佳：河南的艾滋病问题是最典型的。它的产生是因为95、96年的时
候，政府号召卖血，搞卖血产业，那个时候各个部门都在想办法去搞什么
产业啊，那么河南省卫生厅主导下的卖血的血液制品这些方面。因为河南
是很贫穷的地方，它的人口是中国第一大的，它的地域面积并不是中国第
一大的，所以从这个比例的对比你就可以知道河南地少人多。当地的人在
种地方面得不到解决，很贫穷，只要能给他增加一点收入他都会趋之若鹜
，那么这个时候政府号召卖血，大家正好正中下怀。
当年的口号是「要想奔小康，就去卖血浆」所以成百万的农民，最贫
苦的农民去参与卖血，而政府在这个领域上，他们在检测，比如说肝炎检
测都不过关，HIV检测更没有人顾及，这一切就是造就了大范围，成几何级
数的增长，很多的人不知不觉中成为艾滋病感染者，继而不久就有人爆发
什么怪病，大家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有有心人检测，发现这个是艾滋病
，大家才知道在这么贫穷的地方，很多人因为卖血而染上了这种绝症。雪
上加霜嘛，这些人就更加赤贫，这里面政府是负有相当大责任的。
另一方面，我们的政府非常在乎脸面，艾滋病这个病症一向被我们认
为是海外的病，是资本主义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病，中国是没有
的。包括我们曾经长期的说中国没有娼妓、没有性病这些事情。但实际上
，改革开放以来这些现象大量出现，各方面的问题都很严重。那么，在这
个领域上如果政府首先不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那如何谈解决问题呢？也
就是说，政府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或者说放任了艾滋病的传播，很多公
众根本不知道。几个月前SARS这个问题也是，政府也是隐瞒疫情，老百姓
也不知道，很多医院也不知道，到最后北京成为全球最严重的地方，北京
有那么多人遭受病痛的折磨，这个谁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记者：目前政府内部是什么态度呢？
胡佳：政府内部掌握的资讯是比我们要多的多，统计数字、分布情况
，还有政府能掌握的资源也比我们多的多，他们能做的事情是成千倍、成
万倍于我们这样几个人组成的民间机构。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指明政府作的并不到位，对艾滋病的公开、公正
、透明都做得不到位。
例如，河南省政府有多少资源来承担责任呢？他们自己可能都没有这
个力量去解决，包括延长艾滋病感染者的寿命、让他们的孩子能成长起来
等等方面，地方政府确实没有资源搞这些方面的事情。
中国真的还是一个很贫困的国家，贫困的地区它的政府也是相对贫困
的。中国可能地方官员是很富有的，但相比较离发达地区还是有相当大的
差距，他们可能没有这个财政做这么大的事情。你想，成百万人如果每个
月提供300块钱的鸡尾酒药这是多少钱，这要多少个亿的人民币投入，河南
省财政有多少钱可以投入到卫生这个领域。
但最起码的还是应该给艾滋病感染者的孩子提供免费受教育的机会，
让他们成材，让他们摆脱因为贫穷、教育资讯不发达而去卖血这种闭塞的
状态。我希望政府能真正在这方面，首先这点应该去做到，为他们的下一
代，为他们最牵挂的这些人著想。
记者：您可不可以再谈一谈，既然在这种情况，有些事情政府肯定是
不愿意公开，不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那你们做这些工作…
胡佳：我们需要去让这个事情公开，因为首先要把问题摆出来才有解
决问题的可能。那么我们的地方政府他不愿意让这件事情公开，因为这涉
及到他们的官位，涉及到他们的政绩，涉及到谁来承担这个责任，那我们
就当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撞。
我们知道中国是没有新闻自由的，舆论监督没有建立。所以，我们不
得不迂回，通过海外的新闻机构来披露这件事情，在国际社会上形成压力
，来促进中央政府知道这件事情，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很犯忌讳的，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对民间机构监控得
十分严重。我们把这个疮疤给暴露出来，也受到很多压力，主要还是来自
于国家安全部门。
像中央宣传部这类部门只起到了阻碍社会进步、阻碍社会发展、给老
百姓造成一种民不聊生状态，它的最重要作用就是掩盖社会问题，造成一
种一种虚假稳定。你知道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最恨什么？最恨中共中央宣传
部，这个名字真是让我们摇头也罢、跺脚也罢。因为新闻是要有舆论监督
的，那么有人去控制他，谁能起到这个监督？有多少记者在这上面写了社
会问题，针贬时弊的这些东西，想要拿出来，因为中宣部而不能发表，或
者说你发表了一些东西他对你点名批评或者开除你，把你整个报纸撤销，
他就有这么大的权力，这公道吗？真的，没法容忍。
所以，我们也希望他们能真正理解，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首先
的出发点也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他们应该知道我们做得一些事情不是
为了自己，我们是为那成千上万的普通的百姓、那些父老乡亲。我想人心
都是肉长的，我们这些国家安全人员还有相关人员，他们也是父母所生，
也有子女，他们看到感染者的状态时应该会动些恻隐之心的。毕竟人心不
是石头做的。
记者：您曾经在第一线工作过，可以举些艾滋病患的例子吗？
胡佳：那些发病的感染者，每天在死亡线上挣扎。即使那些还没发病
的HIV携带者，他们的状态也是只能用生存来形容，他们每天过的不是生活，而只是争取生存的权利。
我到第一线之后，体验到「死亡」两个字的涵意特别深。我见到了死
亡，然后当我离开后，还是接二连三听到死亡的消息。去年，我去看望的
那几位已经发病的感染者，最后一个到今年的2月15号元宵节那一天都相继离开了人世。那么再想想看，如果我们的家庭中有一个人离开了人世，对我们情感上、各种方面是多大打击，我们有多少要承受，我们是不是很伤心，那对于那些家庭又怎么样呢？每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耳畔都会响起那种嚎啕的哭声，亲人生离死别的场面，然后那些遗留下来的孩子给父母去挖坟，这都是人间惨剧啊！
他们现在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记者：你们「爱知行」活动具体做的是哪些方面？
胡佳：我们是一个很小的机构，我们社会资源也很少，我们希望用尽
可能少的资源，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
这次SARS，蒋彦永教授只不过把一个问题摆出来，就是我们的卫生部
门在说谎，实际的情况很严重。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通过媒体、通过时
代周刊反应出来，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继而政府被迫在这个问题上采
取公开透明的态度，然后起来承认这个事实，然后去承担这个责任。其实
你敢于说出这句话，而且主动去处理这个危机，往往所带来的这个损失是
最小的，而且别人会在某种程度上原谅你当时的过失。
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也就是要把事实摆出来，源源不断的把跟艾滋病
有关的，有所不公的这种社会事实摆出来。然后，公众、政府、海外社会
自然会知道问题的严重，进而关注这个问题，甚至能聚集资源帮助解决这
个问题。
我们一直是在做这种暂时的角色，在冲破某种阻碍的时候，我们可能
是前面那个尖尖的、锐利的，冲破阻碍的那一端，这一端也往往很容易被
折断，但是我们就是要有这个勇气，要有这个意志去做这个事情。
记者：您这么有正义感，是不是有甚么原因？
我是从小有一些影响的，因为我的父母19岁左右就被打成右派了。我
爸爸54年考上清华，57年就成为右派，我妈妈在南开也是同样的，所以他
们从小就是给我一些教育吧，就是说社会应该是怎么样的，有哪些公正？
有哪些不公正？那这方面我稍稍有些意识。
1989年4月15号胡耀邦逝世了，很多人去悼念。我记得当时有幅照片上
，一个学生身上写著「耀邦好走」，然后他的泪水，那种迷离，我都记得
非常清楚。然后4月26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4
月27号的时候，北大、清华、人大为首的这些学生一起去环城游行，那一
天恰好我赶上了，我就走到队伍里面，感觉自己就是他们一份子。
我们曾经高喊「人民日报胡说八道」、「中央电台颠倒黑白」诸如此
类的口号，这些东西当时都在我心里面有体验，我能想像这些普通人他们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看到天安门上面那些诗时，我想起父亲在四五事
件时，他也经常背那些诗，那些诗特别能打动人的心灵。你可以看到，每
一个人对国家、民族的牵挂。我并不感觉15岁就理解不了，很多时候只要
你觉得值得做，你有意志去执行。
我的家乡在安徽，我不太会说北京话，但是当国家灾难来临的时候，
我特别认同自己是个北京人。
第一个就是六四阶段，所有的市民都那么团结、那么好，保护学生、
保护心中的这种公理。我们记得那时候军车到了北京市的郊区，我们一起
去拦军车，跟那些战士们沟通，说明情况，各种各样的人，包括老大妈在
军车前面跟那些战士说：「孩子们，如果你们要去杀那些学生，先从我身
上压过去。」这些东西在你人生中的体验是太独特了，你发现每一个人，
他不管是生活在市井中的任何人，可能平时也会为鸡毛蒜皮的事计较，但
是在牵扯到大义的事情，大家心都是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好打动我。那
时候没有人因为骑自行车碰撞了而在吵架，郊区的农民把菜饭运到城里面
来，从来没有涨价，那时候公共、交通都处于一种半瘫痪状态，但是没有
人在这个时候去渔利，大家都是为一个理念，这种事情在我的生命中还是
绝无仅有的。
还有一次就是SARS期间，每个人和北京这座城共存亡。不管是谁要承
担责任，这些普通的北京人是无辜的，我们每天生活在一起，如果有灾难
来临的话，我们一起承担。如果那个时候有谁要离开这个城市，我是绝不
会离开的，死也要死在这里。整个是一座危城，救护车的呼啸之声从身边
过去，你可以看到穿防化制服的白衣天使们，他们来去解救这些病人，然
后每天的数字在增长，那些时候都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每个人的面孔都
包在口罩的后面，那时候我所能做的是什么？我所能做的第一就是用眼睛
去表达善意、用眼睛去微笑，而且那个时候我看到很多人的眼睛是很漂亮
的、很好看的、很有神的，而且他在目光触及的时候也是很默默地鼓励，
这个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
那个期间，北京整个是不能出去，艾滋病的感染者不能到北京诊治。
所以，我会去改成SARS专科医院，给艾滋病感染者拿药。这个也是存在著
风险。我当时戴了两层口罩，去和那边的医生，那些已经投入到SARS的爱
滋病治疗的医生，和他们见面去拿药，然后回来寄给河南的感染者。做这
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满心的欢喜的，真的。
记者：在六四期间您刚才谈了一些…。
胡佳：六四点燃很多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很多人也愿意去承担。但在
六四之后，有一个相当长的严冬季节，因为政府采取了各个击破的状态，
也就是所谓的「秋后算帐」，很多人就是算到底了。
当年我曾经见到过的那些警察院校来声援的学生，他们都被分配到边
疆去了。每个参与的人都承受了打击、盘查，面临了巨大的压力，是难以
承受的。
1989年六四结束以后，当时我才高中一年级，那个时候的「十、一」
晚上，政府因为担心学生们闹事，把我们朝阳区学生集中到北京的工人体
育场看足球，这场足球比赛非常乏味，我们整个半边看台坐得都是学生，
都是那种十五、六岁的高中一年级生，对面坐的可能有上千个荷枪实弹的
武装警察。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难道你能对这些孩子开枪吗？我想，
当时这些军警绝对有这种决断力能够扣动扳机，但我觉得这实在是怎么说
都讲不通。
当一个人、政党或是政府，做出过激行为时，实际上他已经恐惧到一
定程度。他知道，他欠得太多，或者说他罪孽深重啊！所以他很害怕，他
必须得这样。那么，我觉得有一些直接责任者就是属于这样一种心态。
从另一方面讲，我也不认为强制力，会造成永久性的冰冻。这个世界
还是在向前的，信息是越来越顺畅的，而且这个时代有了网路，很多时候
你是挡不住的。而且我感觉到，我们政府，共产党的内部的很多人也知道
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他们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只能说是要维护稳定
。所以，他现在限制民间团体的力量，他怕你成为一个政治性的力量，怕
你带动社会运动，这些都是他承受不起的。
以法轮功问题为例，国家安全部门不做一些真正维护国家安全的事情
，却对中国的公民社会大加阻拦，这个方面都影响中国社会的进步。我们
知道，江泽民做的很多的事情确实是欠公道，或者欠社会正义的，我对我
们的政府那种过于激烈、甚至有很多地方惨不人道的，镇压法轮功的炼功
者，这是无法让人容忍的，他根本没有法治，肆意的处置，而且手段相当
残忍，那这些方面我也认识一些人，从他们切身提到的例子，我会感觉的
这些事情很多是真的，这一点上确实我们的政府中有人、有部门要对这个
承担相当大的责任。
记者：法轮功学员在海外对江泽民有一个诉讼案，就是因为去年江泽
民到美国的时候…。
胡佳：法律方面的事情我不是很懂，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什么觉得不
公正，或者说谁有承担什么责任，人是有权力进行这种诉讼，就是你要维
护你自己的权益，或者说维护一种社会的正义吧！你完全有资格去这样的
事情，至于这个事情起到多大作用，那都在其次。
记者：那你觉得像你这些活动包括这次来美国接受采访或者是其他的
活动会不会给你自己带来…。
胡佳：这个肯定的，我认为在这边我说的话也是很直接的，我不加什
么隐瞒，因为，我觉得：真话是做实际决策最好的基础。这些真话当然忠
言逆耳，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胸襟去听了。我个人并不怕任何的挑战、压力
。我是一个佛教徒，我心中只有对于我所关心的那些，我并不怕对我个人
的各种压力。那么回去的话，我想会面对一定的冲击，那我也调整好心态
去面对，没有关系，因为你是在为别人做事情，这个时候你会把自己忘掉
，这时别人所给你的压力，对你来讲是浑然没有影响的。
记者：中共当局一直宣扬这种「稳定压倒一切」，你刚也提到这很难
维持，那么你觉得对民众来说怎么样做比较好？
胡佳：我觉得首先你要意识到你的公民责任。我们普通的民众甚至不
知道自己有这个责任。公民的责任意味著你有公民权利，因为责任与权利
是相互结合的，你有这个公民责任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了社会问题，你要
想办法去反应、去解决，如果有哪些方面存在著社会不公正的话，你也要
为他们呼吁。如果你现在不管他的话，有一天你面对这种情况时谁来管你
？你都要相互的意识到对方、意识到你有对这个社会、对其他的人，你是
要尽一份心的，这是起码的责任。
记者：社会道德这方面是不是对社会稳定…。
胡佳：我想社会道德不是一个空中楼阁，他有基础的，那什么地方的
社会道德比较好，我认为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宗教信仰。
我个人对佛教和基督教有一定的了解，我是佛教徒，我有非常多的朋
友是基督徒，是一些家庭教会这些方面的。他们都是我所接触的人中最善
良的那批人，因为在宗教里边你要自省、你要爱别人、你要忏悔，要有自
我约束力，你有敬畏之心，不是只看到自己怎么样，佛家里就有句话：「
举头三尺有神明」，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认为你可以在阴暗处做一些不可告
人的事情，你不能愧于你心，那么这些是社会道德一个重要的基础。
全世界有80%的人有宗教信仰，而中国80%的人没有宗教信仰，那这会
造成心灵的空虚，或者说道德上没有约束。这时，人们没有什么可敬畏的
，只为我自己的利益，自己最好就行了。那么你求自己最好的同时，你又
去伤害别人的利益，就自然造成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冲撞、矛盾，
造成社会道德的败坏。
不过我想这种乱也是一种阶段性的事情，中国还是在向前进步的，我
觉得到每一个时代，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时代，哪怕是你觉得最没落最黑暗
的时代，总有人会站出来做一些事情，而且我还是相信「人心向善」。
我小的时候就在想，一个很坏的人，如果他小时候放过风筝的话，那
个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心态？那种顽童一样的心态，他也有那样的时候。你
说很多人瞧不起sex worker（性工作者），但你要知道也许她就是小时候
你的邻家女孩，小的时候可能也跟你一起背著书包去读书、去上小学，都
是人哪，只要你知道这一点就行了，你就是平等的对待他们，然后每个人
都有社会尊重。我相信这个社会大多数的人血还是热的，而且我们这个民
族是有希望的。（华夏文摘/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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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胡佳是如何营救万延海
曾慧燕：「苦行僧」胡佳的出世与入世──从致力环保到关怀艾滋
从致力环保到关怀艾滋，剃着一个光头、生就一副菩萨心肠的胡佳，生活方式类似「现代苦行僧」，工作干劲活像「拼命三郎」，以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情。
在现实生活中，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现改名首都经贸大学)的胡佳，当他的同学香车美人一应俱全时，他不为金钱物欲所惑，忠于自己的理想世界，追求吃力不讨好的环保事业和为艾滋病患请命，选择一条充满风险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为的是「将青山绿水留给下一代」。尽管当理想与现实产生矛盾时，他的内心有过挣扎和动摇，但最终是理想压倒一切。
刚满30岁、已是「老资格」环保志愿者的胡佳，现为「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执行所长，目前应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邀请，正在美国展开为期两个月的艾滋病考察访问活动，预定8月24日自旧金山返回北京。
「爱知行」由中国艾滋病预防民间组织的先行者万延海(现为美国耶鲁大学「世界学者」)创办，是一个以企业性质私人研究所注册但从事非营利工作的民间机构，致力推动大陆艾滋病患者法律和人权知识、公众教育、社会调查及帮助艾滋孤儿等。「爱知」名称的由来，取自爱心的「爱」和知识的「知」，发音与「艾滋」接近，意义却在强调爱心关怀与知识教育的重要性。爱知行动网站（www.aizhi.org）已成为大陆独立报导艾滋病状况的重要渠道。
＊冰山一角艾滋孤儿境况堪怜
提到艾滋病在中国的迅速蔓延，胡佳忧形于色。据指出，大陆目前有100万到600百万艾滋病带菌者，河南艾滋村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卖血、吸毒、卖淫、对艾滋病缺乏认识等问题，让大陆艾滋病恶化，形势日趋严峻。联合国保守估计至2010年，大陆艾滋病带菌者，可能达到1000万人。目前在大陆 31个省市自治区，有数以万计的人经由卖血感染艾滋病毒，患者备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很多人死不瞑目，因身后留下太多的牵挂，遗下的子女成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孤儿，被人骂为「艾滋仔」，饱受社会歧视和白眼，处境堪怜。
胡佳多次走访河南艾滋病疫区，就像因关注艾滋病失去工作的河南籍记者喻尘(本名张继承)在穿行艾滋病疫区的感受一样，胡佳的眼泪也多次「砸向大地」，他服从心灵的召唤，为了献身自认「有价值」的事业，多次伤了父母的心，并在「忠爱不能两全」的挣扎中，失去心爱的女友。他希望有一天，像他这种「志愿者」，在大陆社会不再被视为「另类青年」，越来越多的同行者加入他们的行列。
胡佳原为北京电视台编辑，负责环保节目，由于对环保一往情深，辞去令人羡慕的工作，以完全义务的方式，专职环保。从西藏到内蒙，从云南到印度，从神农架到武当山，从青海的可可西里无人区到内蒙的恩格贝沙漠，到处留下他青春的踪影。
＊临危受命铁肩担道义
一个偶然的机遇，2000年7月，胡佳因好友、大陆作家王力雄的关系，认识了致力研究艾滋病的万延海，两人一见如故，第一次见面就谈了六、七个小时，万延海希望他更多地关注艾滋病事业。
在这之前，胡佳对艾滋病的认识非常有限，并视此为「一种恐怖的病」。万延海向他出示随身带来的一大袋厚厚的资料，包括河南省上蔡县文楼「艾滋村」的情况，全面介绍了政策、法律和村民卖血感染途径等。触目惊心的事实，使他非常震惊。由于当时他的环保工作堆积如山，分身乏术，他向万延海表示，愿意加入志愿者的行列，但只能将大约15%至20%的时间放在艾滋病的问题上，其余时间仍要投入环保。
可是，大概胡佳命中注定要跟艾滋病患结缘。去年7月1日，刚从美国归来的万延海，为了探讨未来工作计划，兴冲冲找胡佳午餐，告诉他爱知行动组织获美国福特基金会拨款五万美元的消息，「这能做多少事情，帮助多少人啊！」两人正在商量如何将这笔资金用在刀口上、兴高采烈的时候，万延海手机响起，接听后脸色大变。
原来万延海因关注艾滋被北京卫生部开除后，1994年成立「爱知行动项目」，挂靠在北京现代管理学院健康人类学系，但院方突然通知他说，由于顶不住「上级压力」，被迫取消健康人类学系，万延海也必须离职。「那一刻，我特别为他不平」。
胡佳一向的为人宗旨是，「宁愿雪中送炭，不愿锦上添花，只要朋友处在风险关头，我一定不会离开他。」万延海被迫离开学院，爱知行动项目办公室被迫关闭。万延海与胡佳、李丹等人商量，开始在工商部门着手登记注册新的小型独立法人机构「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
但在8月26日，胡佳接到万延海「失踪」两天的消息，他冒着风险，不屈不挠调查他的下落，不但向当地警方报案，并向国际社会呼救。后来确定万延海是因创办爱知行动组织和网站，将大陆数百万农民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真相公诸于世，而当局认为「艾滋病疫情是国家机密」，故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名将他刑事拘留。
胡佳临危受命，以铁肩担道义的精神，义不容辞挑起万延海的工作。万延海被拘禁27天后，在胡佳等人奔走和国际社会压力下获释，按照预定安排前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做访问学者。留守大陆的胡佳，顺理成章成了「爱知行」的「第二号人物」，「其实，那个时候我只想着如何与他一起承担风险」。
＊凡事感恩拨开云雾见青天
凡事感恩、知足，是胡佳为人的另一特性。8月4日晚，胡佳自华盛顿DC搭乘巴士返回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宿舍。当晚他在接受本刊记者访问时，就谈到对食物不能用「消灭」的语句，要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来享用食物。
他还提到，当他坐在巴士上，沿途欣赏美国高速公路的风景时，内心同样充满感恩之情:一来他感谢开辟这条巴士路线服务的华人业者，以如此低廉的价钱提供便利的交通服务；二来他感谢美国的先驱们，开山劈石修建成如此现代化的高速公路。
胡佳的父母在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当时他们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学生，分别就读最高学府北京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一夜之间却变成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黑五类」、「臭老九」，此后天南地北各散东西20多年，分别被下放河北、甘肃及湖南等地。胡佳的父母因此一直不敢要孩子，直到母亲成为高龄产妇，1973年36岁时，剖腹产下那个年代被视为「老来子」的胡佳。
胡佳的童年孤独寂寞，没有玩伴，在饱受歧视的环境长大成人。小朋友们从大人不屑的眼神和蔑视的语言中，知道他是个「右派的儿子」、「狗崽子」，都跟他「划清界线」。由于父母被迫分居两地，小小年纪的胡佳，由父亲抚养，小他四岁的妹妹由母亲照顾。由于胡佳没人帮忙照看，当时处在「下放劳动」状态的父亲，父兼母职，只好背上他工作。在湖南湘潭钢铁厂「改造」期间，父亲背着他，吃力地攀爬上高达60公尺的铁架，生命系于一线间。
他最难忘的一幕是，有次他在父亲背上，小孩子跟在后面向父子俩扔石头，父亲最担心的是石子砸穿胡佳的小脑袋。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78年邓小平为右派「改正」，胡佳父母得以「落实政策」，拨开云雾见青天，全家才能生活在一起。
＊孤寂童年以青蛙树木为伴
胡佳童年最亲密的玩伴是小青蛙、小蝌蚪、甲虫等，父亲「劳动改造」时，他坐在河边看着小青蛙一蹦一跳的，自己也跟在后面学着蹦蹦跳跳。他还喜欢看蚂蚁搬家，自言自语跟它们说话，直到夕阳西下才依依不舍回家。
他喜欢亲近大自然，与日月星辰为伴，跟花草树木为友，好象草木有情，花乌解语，日月能知他的心。「我觉得彼此的心意是相通的，它们跟我的生命有某种联系。我独自品尝着心灵的快乐。听到风吹着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我彷佛听到树木在跟我打招呼说『嗨』！」
刚长得跟铁锹一样高的时候，胡佳就坚持要跟大人一起去植树造林，从早干到晚，挖坑、填土、植苗、浇水，这种别人视为枯燥无味、又苦又累的活儿，他却干得特别起劲，甚至不知疲倦和饥渴。
他说:「不知为什幺，我天生喜欢种树，觉得种树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也是享受扶助生命的过。每种一棵树，就像交了一个新朋友，特别开心。我能在一大片树木中，认得每一棵自己种的树。干别的活，我会觉得累，但种树种到黄昏还不想走，累得汗水哗哗地流，心情却无比舒畅。我跟树有某种心灵交流，感觉它们懂得我的心。」
他给小树浇水时，就跟它们说:「喝水吧，喝得饱饱的。我似乎听到它们高兴得哈哈笑的声音。我每天都跑去跟小树打招呼，摸着树身，就像摸着小伙伴的肩膀。」
凡事有偶然就有必然，大自然的山川灵秀孕育了胡佳，他对植物、动物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从而使他对环境保护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从喜爱自然发展成保护自然。他认为，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所有的生命都值得尊重。人们之所以提倡环境保护，是因为地球生了病。而关怀艾滋病人，同样是基于人生了病的原理。童年苦难的经历，使他过早知道人间有丑恶和痛苦，生活使他早熟，也培养了他悲天悯人的情怀。
1996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位日本老人与中国汉子的沙漠奇缘》一文，报导日本九旬老人远山正瑛连续六年，长期待在中国内蒙的恩格贝沙漠上植树造林，而每年从日本都有上千名志愿者分批来恩格贝种树。胡佳觉得这篇报导写得很感人，辗转找到当地的联络地址，寄了100元人民币，后来他才知道这是唯一的捐款，「我觉得这个反差太大了，因为人民日报是发行量很大的报纸，而且这篇文章写得很有震撼力，为什幺我们没有更多的人去关心呢？而日本每年都有上千人来来回回来帮助我们，这真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令人汗颜。」
＊惺惺相惜与梁从诫成忘年交
从那时开始，胡佳开始关注动植物、河流和城市污染等问题，并实地到恩格贝跑了一趟。返京后，他加入北京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成为一位环保志愿者，并与该会会长、国际知名自然保育学者梁从诫结为忘年之交，共同为保护藏羚羊奔走呼号。
胡佳非常推崇梁从诫教授致力环境及野生动物的卓越贡献，梁从诫先后获得日本「亚洲环境奖」、中国「地球奖」和「大熊猫奖」，所得的奖金全部捐献回馈。身为梁启超的孙子，梁从诫承袭家族深厚学养，在历史学术、自然环保领域取得非凡成就，被誉为「对21世纪的中国最有影响的25位民间人士」之一。
梁从诫与胡佳因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惺惺相惜，提起胡佳也是赞不绝口。他在北京清华大学一个有关《志愿者:人类进步的火炬》的学术讨论会中，就公开称赞说:「胡佳身上的精神，确实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志愿者的情操，事无钜细，不管什幺时间，什幺地点，对别人的事情都是有求必应，而且不仅是做大事，还有小事。」
梁从诫举了其中一个事例。胡佳在北京电视台工作时，电视台的车子在圣诞节之夜发生车祸，压倒一名外地来京的女子，因那女子违反交通规则，横跳防护栏时，车子躲避不及。胡佳与那女子素昧平生，也不是他闯的祸，但那晚他一直守护在病房内，直到那女子抢救无效去世。这种精神感动了所有的人。
梁从诫由此谈到以德治国的问题，他说:「目前的中国社会，缺少的正是一种利他主义者的精神。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尊重别人的利他主义精神，要培养这种精神，才能有真正的志愿者精神。现在社会风气是，你在社会上作一件好事，有人就会瞪你一眼，说你神经病。这种事我本身也遇到过，我们这帮人(环保义工)到外边去，有时候作一些公益的事情，看见人家扔垃圾，我们跟着捡，别人认为我们是一帮怪物，或者是作秀给别人看的。所以我觉得培养公德心非常重要。」
大陆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补充梁从诫的讲话说，胡佳本身特别感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是一种非常高尚的行为，以前像雷锋、白求恩都能做到这一点，他做到了毛泽东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致力环保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自投身环保以来，胡佳默默做了许多工作，如开办拯救藏羚羊网站同盟(www.taic.org)等，他不分日夜把来自可可西里的最新消息，通过电子邮件传到关心藏羚羊的人们的电子邮箱。他还参与组织联合大学生环保的「绿色大学生论坛」，向大陆高校学生广泛宣传环保意识。期间，他自费去了不少偏远、环境问题严重的地方。为保护藏羚羊，三度踏足青藏高原，深入可可西里无人区，两次参与野牦牛队反盗猎行动。
野牦牛队的灵魂人物扎巴多杰书记跟胡佳讲述，在一次打击盗猎者的行动中，亲眼看到一只冻死的小羊，依偎在被打死后已剥皮的母羊身边，嘴里还含着羊妈妈的乳头，睁着纯洁善良的眼睛。从不打人的扎巴多杰，那次目睹小羊的惨状，愤怒得把一个盗猎者一把揪起来摔得远远的。「你不在现场目睹，你永远感受不到，这是刺在心灵上的东西，刻骨铭心永远忘不了。」
有人认为人生在世，追求金钱才能快乐，胡佳则认为有能力帮助别人，才是快乐的源泉。他资助的河南艾滋孤儿石贺良，最近考上东北大学，他从中获得的快乐比石贺良本人更甚。他认为知识就是力量。「应该让别人的生活因为有了你的生存而更加美好。你若要喜爱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
他现在每月支薪2500元人民币，自己仅拿五、六百元(折合美金约70元)，其余全部捐给艾滋病人和希望工程。「太多人需要帮忙了，我的能力实在有限。」五、六百元，以北京的生活水准如何生活？他说，幸亏他住的是父母的房子，不用交房租，而且吃也是父母的。为此他对辛劳大半生的父母挺内疚的。
胡佳惭愧地说，活了30年，父母养育之恩丝毫未报，还让父母有操不完的心，可怜父母被政治运动搞怕了，看他平日接触的都是「敏感」的人，做的都是「敏感」的事情，从环保、保钓、西藏宗教问题到六四及艾滋病，那一样都不为当局所喜，整天为他担惊受怕，他自觉对父母「不孝」，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他说，父母不但要在经济上支持他，还经常担忧他的身体健康，心痛他透支生命，经常不吃不喝，不休不眠。他焦急自己每天的事情多得做不完，寻求帮助的人太多，他恨不能有三头六臂，一天36小时。他经常整夜不睡觉，父母为此常跟他有小冲突，母亲语重心长劝他:「儿呀，蜡烛可不能两头烧呀！」然而，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正是胡佳奉行的人生信条。
＊六四血案奉行素食至今
胡佳为何要吃素？原来与1989年「六四」事件有关。他回忆，6月3日晚上，与中共打了一辈子交道、高度政治敏感的父亲，意识到当局一定会开枪镇压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时为中学生、年仅15岁的胡佳，执意要去天安门广场，父亲爱子心切，拼命堵在大门口，「死活不肯让我走，当时，我真恨不得一头撞在父亲身上。」
北京东西长安街的枪声，虽然没有打在胡佳的身上，但似乎击碎了他的心。多少个日日夜夜，那一幕幕血腥的镜头，在他脑海中一直浮现。以前他比较爱吃肉，「六四」后，他不希望再看到任何血腥，眼前经常出现那些倒卧在血泊中的「六四」死难者。从此，他不再吃肉，一心想与所有的杀戮绝缘。
他吃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他的母亲买了一袋田鸡回家，做了一道色香味的「红烧田鸡」，以为儿子一定爱吃。谁知从小视青蛙为好朋友的胡佳，当即脸色大变，他彷佛看到「锅子里都是我儿时的玩伴，听到它们哭泣的声音」。当时他的激烈反应，几乎吓坏母亲，因他自小与母亲分开生活，母亲并不知道他童年的这段经历。
这两件事，改变了胡佳的饮食习惯。「六四」事件至今已超过14周年，胡佳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素食主义者。
胡佳与大陆作家、政论家余杰是同龄人，他以此为荣。两人在访美期间，先后应邀在纽约法拉盛公共图书馆发表演讲。与他们接触的皇后区公共图书馆国际信息中心资深图书员李江琳表示，许多人以为「六四」已被遗忘，但她惊喜地发现，「六四」事件对胡佳与余杰当年同为15岁的这一代年轻人，却产生深远影响。1989年北京的枪声，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胡佳对这问题的回答是，中国人不可能忘掉「六四」，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的热血沸腾，变成一种内在的沉淀，「中国人绝不会再走过去的老路，火把可能暂时熄灭，但火种仍在，只要风一吹会再度燃烧，六四将在人们的记忆中长存，十年内六四问题一定会见分晓，届时将会出现史诗般的电影。」
＊忠爱难全剃掉三千烦恼丝
那幺，年纪轻轻的胡佳，为何要剃个光头呢？
他说，他不希望别人以为他剃光头是「前卫」或「标新立异」，事实上，此举隐藏了他一段伤逝的爱情，也是他对那段刻骨铭心却时不予我的初恋的纪念方式。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咀嚼着失恋的痛楚和苦涩，胡佳越能体会当初爱情的甜蜜。他与女友1997年相识于西藏「绿色夏令营」，女友当时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五年级学生。胡佳在绿色营，就像他的生肖属牛一样，总是不声不响、不辞劳苦为大伙儿服务，有时为了赶路，晚上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总是第一个起床，把每一个人的东西准备好，让人们怀疑他晚上睡了没有。
胡佳对女友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她是个称职、有爱心及医术高明的好大夫，对病人非常温柔亲切，许多人有高山反应，她整天为病人熬药按摩忙个不停。」在绿色营结束时举行的最佳服务评比中，胡佳与女友分获第一、第二名。
胡佳认识女友差不多两年后，都25岁的大小伙子了，才鼓起勇气说:「我可能爱上了你。」没想到女友也有同感，两颗心共同撞击溅出了爱情火花，双双坠入爱河，「其实很久以前我们都意识到了，但一直若即若离，因为大家都是初恋，很难有勇气说破」。女友一度追随他出生入死，他牵着女友的纤纤玉手，深入青藏高原探险，共同经历和感受了同生死、共患难的可贵。
胡佳从青藏高原返回北京后，仍继续日以继夜工作，他发现过去一直引以为傲的运动健将的身子，经常容易疲劳，女友凭着职业敏感，强迫他作检查，证实他因过度疲劳，患了乙型肝炎。
女友为了照顾他，搬来他的公寓，白天为他熬好药，端到他跟前，晚上回来一看，药好端端的仍在，胡佳居然忙得连喝药的时间都腾不出来。女友最初还耐着性子哄他喝，后来屡劝不听，就跟他急了。胡佳太忘我的投入，使女友既心痛他的身体健康，又气他不听话，她的一位医学院教授就断言:「胡佳这样的生活及工作方式，如不改变恐活不过40岁。」女友「一辈子的眼泪都为胡佳流光了」，最后失望地离他而去。
人往往是在失去后，才想起曾经拥有，但想珍惜为时已晚，胡佳直到女友走后，才知自己有多爱她。为了挽回这段感情，最初他找过女友很多次，但每次女友见到他就哭成泪人儿，令他特别难受，他不忍心看女友哭，下决心治好病后，再去找女友，请求她的原谅，让她回到自己的身边。
可是，胡佳实在太忙了，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他没有时间治病，只能大约一个月给女友发个电子邮件，告诉她一些艾滋病的讯息。去年8月万延海被秘密拘捕，他废寝忘食投入营救工作，忙上加忙，每天都超负荷工作，更顾不上去找女友了。
＊曾经沧海九一一周年他失恋
去年九一一，美国遭遇恐怖袭击一周年纪念日，胡佳照常打开计算机查看电子邮件，当时他心里就在默祷，「今天千万不要再有不幸的事情发生」。结果他赫然发现女友一封回邮，告诉他已婚的消息，叫他以后不要再给她E-Mail。
那一刻，胡佳如遭雷殛，痛不欲生。当晚夜深人静趁父母熟睡时，身为虔诚佛教徒的他，决定剪断「三千烦恼丝」，对着镜子拿着剃刀将自己剃了个大光头，由于「笨手笨脚」的，而且是生平第一遭自己动手剃头，将脑瓜割了许多道口子。为免父母受惊，第二天，他戴上帽子掩盖自己满脑袋的伤口，最终仍是被父母发现了，他一直不肯告知所为何事。
「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实在太伤她的心，让她太失望了。」胡佳彷佛已接受女友结婚，新郎不是他的既成事实，他不愠不火地回忆这件足以改变他一生 (至少从发型来看如此)的伤心事，痛苦中不无欣慰地说:「目前她正在中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她将来会成为一位很好的医学人材，她的丈夫经济环境不错，有房子有车子，可以让她没有后顾之忧专心发展事业，而且，最重要的是听说她丈夫人品很好。」
在胡佳纯洁无暇的心灵中，他认为，爱一个人意味着什幺呢？意味着为她的幸福而高兴，为使她能更加幸福而去做需要的一切，并从这当中得到快乐。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他平静地吟出这句诗，表达他内心的感受。「此时此刻，我心中立即又萌生了对父母久已沉淀在心的歉疚之情。恐怕在这世界上，不但忠孝不能两全，忠爱亦不能两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