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倒闭 民工踏上返乡路 广州火车站客运量猛增
失业潮来临 中央担心社会动荡
失业率上升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简称"人保部"）部长尹蔚民在国新办20日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表示，进入10月份以后，出现三个变化值得注意：一是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几年来出现首次增速下降；二是企业的用工需求下降了5.5%，多年来出现首次下滑；三是企业现有的岗位流失严重。
尹蔚民说，截至三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但可能在年底升至4.5%，并在明年继续攀升。目前就业局势严峻，而且还在进一步发展。
他还说，中国的农民工大约有2.3亿，其中外出人员约有1.2亿，由于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强，"目前还没有纳入城镇登记失业率的调查"，有关部门正在建立农民工的调查统计体系。
他表示，今年年底到明年中国失业率肯定比现在高。其实，过往在农历新年前才出现的民工回乡情况，提早至11月出现，这可反映民工失业情况正在加剧。虽然他否认民工返乡潮今年提早出现，但承认"中国出现一部份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关闭、破产或停产情况，部份农民工失去工作"，会令失业民工选择返乡的数目持续增加。
有媒体报导，广州火车站提供的数据显示，虽然没有发现劳动力输出大省湖南、四川、湖北有明显的农民工回乡情形，但上月中旬以来发送旅客同比增加12万8000人。
失业潮源于产品安全问题
据中国媒体报导，今年上半年已有6万7千家中小企业倒闭；目前新一波的倒闭潮还没有完整统计，不过仅在广东省，台湾和南韩的外资企业工厂关闭或破产，总件数已高达2万5千件。
从今年6月开始，形势更加严峻，珠三角、长三角一带加工型企业的倒闭，在全国2.1亿农民工中，至少造成将近一千万人“提前返乡”过年，其中湖南、河南、江西、四川等省份的农民工返乡率在20%以上。
许多人认为中国企业和工厂这一波倒闭潮带动下的失业潮，是受到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然而，中国经济学家何清涟说：“中国经济的败像，去年就开始出现了。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就是去年中国玩具业含铅在美国遭到普遍抵制，那么当时就是几百万件玩具下架，下架了以后，紧接着就在欧盟也蔓延了几次中国玩具的风潮。然后呢，就是中国的玩具业导致好几家破产。”
中国这二年发生一系列的产品安全问题，从牙膏、糖浆、玩具、家电用品致人死亡、再到今年的毒牛奶，何清涟认为，这一波问题已重创中国制作业。
何清涟表示：“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中国制造”其实就已经走下坡路了。那么制造业呢？是中国的什么呢？支柱产业，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达60%，其中主要贡献就是来自于这些制造业。”
中共担心社会大动荡
据日本《产经新闻》11月19日报导，中共内部正传出明年2月，中国过年前夕出现危机的说法。由于股价及房地产价格连连下跌；加上广东省深圳市、东莞市等地的工厂接连倒闭，中国的中间阶层一旦“瓦解”，暴动事件恐怕与日俱增。
报导还说，多位中国金融界人士、共产党干部都有一股恐惧感，认为“12月20日起到明年2月初之间，如果不让不动产、股市的市况稳定下来的话，恐怕会出事。”
去年春天，在证券公司开户的户数高达一亿户，他们大多是上海等都市地区中间所得的阶层，这些人大多将储蓄拿去做股票投资。但是，股价从去年秋天的高峰点6000点起，暴跌到18日的1902点。
中国新年前夕，在外打工的农工将领着工资返乡过节，但现在公司倒闭、工资积欠的案例增加。在广东省，台湾、南韩的外资企业工厂纷纷关闭或破产。因此，中共有关人士担心，很多从外县市到各地打工的农民领不到工资、投资不动产的业者及市民损失惨重的话，恐怕抗议、暴动事件会频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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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鼓励企业聘失业者 每招一人补贴万元
北京为了鼓励企业招聘失业人员，规定用人单位一旦招用城镇失业人员的，将主要享受包括社会保险补贴、工资性岗位补贴在内的优惠政策。按此计算，每招用一人一年就会获得约1.03万元的政府补贴。
新华社报道，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3日表示，为促进失业人员稳定就业，北京市加大了对用人单位招用失业人员的补贴力度。各类用人单位招用女满40周岁、男满50周岁以上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重度残疾人、城市低保人员、零就业家庭人员、初次来京的随军家属签订1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在合同期限内可享受3到5年的社会保险补贴，签订3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在合同期内给予最长不超过3年的工资性岗位补贴。
据介绍，社会保险补贴是政府为鼓励用人单位招用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并按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后，给予用人单位的资金补助，其标准是以北京市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为基数，养老、失业、基本医疗保险费分别补助20%、1.5%和9%，社会保险补贴期限为3到5年。
工资性岗位补贴是为了降低用人单位招用城镇失业人员的用工成本，政府给予用人单位的资金补贴，主要用于职工工资、福利、劳保及社会保险方面的开支。工资性岗位补贴为每人每年3000元，最长补贴3年。
劳动部门相关负责人举例说，比如家政服务公司，聘用了一名40周岁的北京市城镇失业人员，女性，并与其签订了3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这个企业按就业优惠政策，将会获得每年约1.03万元的政府补贴，其中社会保险补贴每年7295.66元、工资性岗位补贴每年3000元，3年就为企业节省人工成本3万余元。
北京劳动部门表示，2009年，北京市还将加大对单位招用失业人员的引导力度，通过综合采取各项政策措施，力争使单位招用比例占失业人员就业人数的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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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保部部长南下督阵 珠三角就业形势拉警报
深圳市劳动保障局11月4日下发了《关于积极稳妥做好我市农民工稳定就业工作的紧急通知》。“在全世界发生金融危机的‘非常时期’，我们更应该发挥劳动保障的作用。”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刘友君说。
《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10月28－3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率先来到广东，调研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就业问题。调研组深入广州、东莞、中山和珠海等市，考察了部分用工企业、劳动力和人才市场，现场摸底企业、职工特别是农村产业工人的状况。
有消息说，尹蔚民对广东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批示。有陪同此次调研的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人士透露，“国家希望广东方面积极稳妥做好倒闭企业的劳动保障工作，地方要做到预警并做好应对”。
部署“快速处置突发事件”
人保部部长尹蔚民在调研中，向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部门提示，“要密切关注目前经济形势对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调研结束之后，广东省厅方面紧急召开了由主要地市劳动保障部门参与的视频会议，传达调研的精神。
“此次视频会议并非是全省所有地市参加的，主要选择的是加工制造企业聚集的地区。”上述人士说，“这些地区的加工制造企业密集，受大的经济形势影响大，用工规模也大。”
这些区域包括深圳、佛山、珠海、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清远等9个地市。“主要传达的是在企业倒闭情况下，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佛山劳动保障局相关负责人透露。
在这次视频会议上，广东省厅副厅长杨红山提出的工作原则精神是“早预防、早处置、早报告”，这与刚刚结束的国家人保部调研的建议相吻合。尹蔚民在调研中就曾明确表示，地方主管部门要“加强监测分析，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稳定就业形势”。
现实层面，珠三角还在积极地为企业供给省外劳动力，以给企业降低用人成本带来帮助。从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获悉，广东方面还在积极和甘肃等地合作，建立长期定点劳务输出和接纳的合作。
这样看来，广东省厅方面紧急召开视频会议要求地市主管部门提高预警的力度，并非没有考虑，“地市部门本身就需要提高警惕。”上述省厅人士直言，“问题不发生则已，一旦发生将影响很大。”
杨红山在此次视频会议上，部署预警以及应对工作，其中有一条是要“快速处置突发事件，力保社会稳定”——此前，东莞市樟木头镇合俊集团旗下的两家大型玩具倒闭导致的近7000名工人失业后，是当地政府从财政拿出资金垫付企业拖欠的工人工资。
11省市调研深圳农民工返乡
11月3日，从各省(市)驻深圳劳动站座谈会上获悉，从目前各省市驻深圳劳动站掌握的数据来看，深圳未出现因企业倒闭、员工失业而引发的农村产业工人集体返乡潮，但深圳企业的用工需求呈下降趋势。
深圳市劳动保障局下发《关于积极稳妥做好我市农民工稳定就业工作的紧急通知》(下文简称《紧急通知》)要求，“深圳市各级劳动部门要充分利用劳动保障平台，深入企业一线开展维稳和摸底调查工作。”
东莞和深圳成为这场“企业经营困境诱发劳动力就业市场紧张”的重镇——10月15日，东莞市樟木头镇合俊集团旗下的两家大型玩具厂突然倒闭；10月17日，宝安百灵达公司宣布停止经营；20日，宝安宜进利工厂宣布破产，坪山创亿玩具深圳有限公司倒闭；21日，龙岗港声电子厂破产，西丽西洋服装厂倒闭。
从这些破产倒闭的企业了解到，这些企业的农村产业工人开始陆续返乡。在倒闭的港声电子厂的集体宿舍里，来自四川、湖南、江西以及安徽等地的员工都还等着领取被拖欠3个月的工资。
“厂子倒闭这几天，我们在等领取工资的同时，也出去找找有别的上班机会没有。但现在很多厂子都裁员，很难找个合适的工作。如果不行，我就提前回家了。”有五年工龄的安徽小伙子斯可良说，“今年三中全会不是讲农村土地流转嘛，我家在城乡结合部，回去好好搞农业，收入也不一定比外出打工差。”
据深圳人才大市场统计，从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人才市场进场招聘的单位数量就开始明显减少，第三季度比第二季度更是明显下降了三成。与之相对的是，连续四个月，进场找工作的人数增长了近四成。
“最近一段时间因企业倒闭、裁员引发的劳资纠纷可能会呈上升趋势。”《紧急通知》坦陈。同时，深圳劳动保障局要求该市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及时启用欠薪应急保障基金，优先解决工资问题，并加大力度打击恶意欠薪和欠薪逃匿的企业主。
据深圳市劳动保障局宣教中心主任米国琛介绍，包括四川、甘肃、重庆、湖南、湖北等11个省市在驻深圳劳动站对农村产业工人返乡进行了专门的调研。
山东省劳动厅驻深圳管理站的刘文峰也表示，山东有十多万员工在深圳，大多是通过政府有组织地输送到深圳的日资和美资企业，目前受到的影响不大。“但是从10月中旬开始，我们以往联系的企业有8成停止招聘员工，但没有裁员。”刘文峰说。
“我们已经派出了三个工作组到长三角和珠三角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深圳企业倒闭裁员的不多。”四川省政府驻深办事处的辛明武介绍，四川省有130万人在深圳打工。
深圳方面正在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劳资纠纷潮开辟“绿色通道”，以加快解决劳资问题。“要提前介入。”在《紧急通知》中，深圳市劳动保障局要求对出现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要打“提前量”，想方设法与企业共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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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工厂停工潮 打工仔无奈踏上返乡路
受欧美消费需求下降以及劳动力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企业下半年订单减少，利润明显骤减。受此影响，不少珠三角外来劳工由于开工不足和生活开销攀升，主动辞掉工作踏上返乡之路。
香港《大公报》报道，实际走访东莞汽车站，尽管此时并非逢年过节，但车站仍有大批拖着行李验票进站的外来劳工。返乡劳工一部分是因为失业，也有人因工厂开工不足，收入下降，同时生活开销大，而选择结束珠三角打工生涯。
湖南籍工人小张说，“在东莞工作两年换了好几个厂子，不是遇上裁员就是遇上倒闭。”小张原本在东莞一家台资企业鞋厂，半个月前因老板欠资“走路”，千名员工被遣散，进厂不到半年的小正是其中一员。
小张说，在珠三角越来越不好混了，听说老家湖南现在有很多工厂，此次回家可能再也不回广东了。
四十多岁的王大妈之前在东莞一家港资纺织厂工作，丈夫在隔壁工业区的一家鞋厂，两人月收入加起来不到人民币两千元。王大妈表示，下半年以来，工厂经常停产不开工，加班费少了，生活更为拮据，因此决定离开东莞；“回老家后，要么入厂，要么下田。”
随着劳动力成本增加，订单减少，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利润也在急速下降。为尽早脱离困境，不少港资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在东莞大朗镇一家港资针织公司投资人民币1亿元购买500台计算机织布机，一台计算机织机相当于28个熟练工人的工作量。港企JARDEN大中华区董事长廖焕辉指出，公司裁掉八成多技工，把6000名技工减少至1000人，将资金用于产品研发和购买先进设备。
东莞台商协会人士分析，目前东莞近两成台资企业在外地设厂或直接外迁珠三角设新厂、生产线，大批劳工也跟着转移。随着珠三角城市转型，越来越多企业考虑开设分厂，并将靠高密度人力资源完成的工序转移到内陆，将使更多外来务工撤出珠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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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失业潮或引社会动荡
来源: 新华网
核心提示：合俊事件虽暂时平息下去，珠三角制造企业倒闭潮带来的劳动力过剩危机却只初露端倪。珠三角企业的倒闭和裁员浪潮才刚刚拉开序幕。可以预见，危机持续蔓延下去，农民工大军带来的不仅是失业和滞留的问题，追讨欠薪、游行示威等行为的扩大化，也难免埋下社会隐患。
金融海啸与民工失业潮
南风窗 记者 甄静慧
10月21日，东莞樟木头镇宝山工业区的合俊玩具厂外，俨然是一个小型招聘会现场：道路两旁、报摊、小食店门前都被厂家的招聘摊位所占据，多辆小巴停靠在大道旁，车身上贴着“立即参观厂房”的标语，还有不少抢不到摊位的工厂正在到处派发招聘传单——他们的目标是合俊集团破产后面临失业的7000多员工。
10月16日，樟木头最大的玩具代工厂商合俊集团向其总部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提出自行清盘的呈请，同时，其分别设在樟木头和清远佛岗的三家工厂亦告停产，其中樟木头的合俊和俊领两家工厂失业员工共7000多人，佛岗厂的失业员工也达到1700多人。
围绕在合俊外面的工厂的招聘已经展开了几天，但前些天却鲜少有人下定决心应聘，因为对这几千工人来说，比失业更重要的是被拖欠了三个月的工资及加班费，不少工人已陷入身无分文的境地。
面对愤而聚集示威的7000多员工，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展，樟木头政府决定紧急垫付薪酬，安抚工人的情绪。至记者前往现场当天，镇政府已向全部工人垫付了8、9、10三个月的工资及加班费，此前一直疑虑不安的工人们终于平静下来，并开始寻找新工作。
上午，一批又一批的工人坐上清溪、大朗等地的工厂小巴离去，到了午后，聚集在厂外的工人数量已经见少。但仍有部分工人对大堆招聘传单视若无睹，神色彷徨。
合俊事件虽暂时平息下去，珠三角制造企业倒闭潮带来的劳动力过剩危机却只初露端倪。
产业转移下的动荡生存
樟木头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合俊，开往宝山工业区的路上，司机介绍：“今年以来樟木头倒闭的工厂不少，合俊旁边这家台湾工厂就是前两个月倒闭的，遣散了上千员工；清溪更是几乎每个月都有工厂倒闭，工人讨不到欠薪就阻断公路示威，每次都能让樟木头往清溪的公路堵上几个小时……”
而走在东莞虎门或者大朗镇工业区附近的街上，会看到许多随着工厂和工人离去而空置的厂房，以及失去消费群体而倒闭的店铺，每一扇紧闭的铁闸上都挂着招租的广告牌，然而行色匆匆的路人根本不会往那些招租热线看上一眼。
转移、倒闭的影子笼罩在珠三角上空已非一朝一夕。作为樟木头最大的玩具厂商，合俊的破产并不是珠三角制造企业倒闭危机的序幕，更不是终曲。但它因为规模之大，受影响人数之众而广受外界关注，从而把珠三角企业倒闭潮背后的弱势群体——农民工的命运摆在了公众面前。
“工厂倒闭、农民工失业等问题，不是产生于金融海啸时期，而是从珠三角拟定产业转移思路时就开始显现了。金融海啸不过是在短期内加剧了这一矛盾而已。”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表示。
在珠三角的产业转移过程中，大批实力相对较弱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或者上百家企业成批地被转移出东莞、深圳等地，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大量农民工失去了原来的就业机会，辗转于这些动辙倒闭、搬迁的企业间流离失所。
只不过，曾经一段时间，农民工的这些不安淹没在铺天盖地的“民工荒”论调之中。
而实际上，在产业转移升级的“阵痛”中，企业难招工是事实，大量农民工在珠三角打拼的过程中失去了生活的稳定感与安全感也是事实。
在合俊的厂房外，一名小伙子向一家玩具厂的招聘人员咨询：“你们厂的规模有多大？订单稳定吗？”虽然得到对方的热情回应，他还是犹豫着走开了。这家厂的基本工资和加班费都跟合俊差不多，条件算是不错，但他有点心悚：“一年前从家乡出来，到深圳做了两个月，工厂就倒闭了，只拿到60%的工资。后来去虎门做了一段时间，老板要把厂搬去江西，我不想去，就通过亲戚介绍到合俊来。想着这么大的厂总不会出事吧，结果做了三个月又倒了。现在不太敢进工厂，怕做不了几个月又失业，还不一定拿得到工资。”
一边是用人单位的拼命拉人头，另一边几位打工妹则商量着买车票回家的事：“最近倒闭的厂太多，没有安全感。先回老家过年，春节后看看情况再来。”
金融危机引发倒闭潮
合俊事件刚发生时，广东省玩具协会常务副会长李卓明曾向媒体表示，合俊集团的倒闭只是个别事例，是因为其企业经营的内因出了问题，而并非行业经营情况出现严重恶化。
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樟木头镇副镇长徐鸿飞的证实：“合俊的老板前年进行多元化发展，搞采矿业，结果一直拿不到许可证。矿产的投资一分钱还没有收回来，又碰上了这两年的政策影响以及金融危机，最终逃不过倒闭的命运。”
然而，多元化也好，水灾也好，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依然是金融危机。
无独有偶，在合俊宣布破产的第二天即10月17日，另一家香港玩具企业百灵达也宣布关闭了宝安的工厂，1700多名工人被欠薪，厂区一度出现骚乱。
事实上，不管是“合俊”、“百灵达”还是其他代工企业，都同样面临着出口退税政策变化、《劳动合同法》实施、人民币升值及金融风暴等多重困境，两家工厂的境遇不过是珠三角众多出口加工制造企业的一个缩影。
就以处在风口浪尖的玩具行业为例：珠三角的玩具企业大多以OEM为主，自有品牌非常少，而且多数依赖出口欧美及日本。合俊在樟木头两家工厂的产品有70%以上销往美国，包括为全球最大的玩具商美泰公司提供OEM业务。
而受近期金融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恰恰就是美国、欧洲和日本。海关数据表明，今年来中国对美、欧和日本的出口同比增长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今年4月以来，中国对欧洲的出口累计同比增长已连续5个月下滑，从年初的33.4%降至25.6%。
如果说此前在产业转移压力下，珠三角体现的是没有实力的小型企业纷纷倒闭的洗牌效应，那么合俊的倒闭，则开始显现出另一个趋势——大型代工企业也开始熬不过这个寒冬了，正如徐鸿飞所说，“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纯代工企业的规模越大，风险往往也越大。”
就在合俊和百灵达倒闭后的这一周，龙岗港声电子厂、宝安宜进利工厂、坪山创亿玩具深圳有限公司、西丽西洋服装厂等都纷纷传出倒闭的消息。
“合俊”式多米诺骨牌
大型制造企业的倒闭，所产生的意义与连锁效应，与小企业无声无息的消失不可同日而语。合俊集团与其背后的供货商、物流商之间的联系，如同一副休戚相关的多米诺骨牌，合俊一倒，后面又会有无数的小厂随之倒下。
供应商是合俊事件的另一个直接受害群体，他们被合俊拖欠的货款少则几万，多则上千万。玩具企业的上游供应商规模一般不大，抗风险能力也相对弱很多，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损失对他们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供货商也很惨，工厂欠了他们的钱，他们也只能欠自家工人的工资了。”有合俊员工回忆道，“前几天见到不少供货商当场哭起来。据说工厂欠了800多家供货商的钱。”
在宝安的百灵达厂区，供货商与工人间的冲突则更为激烈，工厂关闭后，闻风而来的供应商想冲进厂房搬取固定资产抵债，却被工人堵在门外，甚至发生肢体冲突。
大企业倒闭背后，有多少供货商会因为资金断裂而不得不步破产逃逸的后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一旦破产，最后又将有一批工人将面临欠薪、失业的困境。
记者在百灵达厂外偶遇一位供应商，他声称早已知道厂区已被法院查封，24小时都有保安守着，不得内进，“但就是不甘心，过来看一下。”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百灵达即使破产清算，变现的资产也未必够付工人工资，供应商多半是血本无归。假如真到了那一步，也只能带着老婆孩子一走了之了——“对不起工人也没办法，自身难保。”
当我们发现金融海啸打乱了珠三角产业升级的步伐，珠三角企业的倒闭和裁员浪潮才刚刚拉开序幕。可以预见，危机持续蔓延下去，农民工大军带来的不仅是失业和滞留的问题，追讨欠薪、游行示威等行为的扩大化，也难免埋下社会隐患。
政府可以做什么
“这就是考验政府调控手段的时候了。”郑梓桢认为，合俊事件，虽然表面上处理完满，但其实却暴露了政府在农民工劳动保障问题上的预警和应急机制还存在着很大问题。
合俊集团2008年的中期财报公布早已显示，今年上半年集团亏损高达2.0561亿港元，总负债高达5.3230亿港元。而樟木头镇宣教办公室主任蔡建彬及副镇长徐鸿飞都亲口向记者承认“几个月前就通过税收、出口量等的变动发现合俊出了问题，也曾前往调查了解情况”。
然而，拖欠了工人三个月工资的合俊高层仍然在一夜之间走得无影无踪，留下一个烂摊子让政府和纳税人“埋单”。
“没料到高层会一夜之间集体逃跑”的说法显然难以服众。徐鸿飞曾向媒体表示政府面对合俊问题的无奈：“政府虽然发现公司有问题，但没有充足的证据也不能去抓人，况且抓人要走司法程序。”
然而，广东早就有为保障农民工权益而制定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提取制度，只是各地政府部门一直没有执行，执行的细则也不明晰。 其实，发现企业可能出问题，只需依法要求其提供员工工资保证金，就能未雨绸缪，预先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在合俊和百灵达事件里，政府100%垫付员工工资，充其量只能作为个别案例的应急措施，绝不能成为常规。
据悉，“合俊”倒闭事件发生后，东莞市拟成立工资垫付保障基金，以分担企业欠薪逃匿工人工资垫付的风险。而深圳宝安区则设立了总额为一亿元的欠薪应急保证金，同时建立劳动纠纷预警机制，对亏损的规模以上企业实施监控。
如果这一机制在整个珠三角真正顺利推动起来，起码能在失业潮大规模爆发前预先杜绝因薪酬纠纷而可能发生的种种社会动荡。
结构性失业
那么，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波及下，珠三角企业倒闭潮会否促使我国告别劳动力短缺的“民工荒”时代，进入以农民工“失业潮”为标志的劳动力过剩时代？
据香港工业协会预计，这一波的经济不景气中，光是珠三角就将有250万人失业。无疑，这些失业人员大多数将是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普工。
“过去的‘民工荒’本质其实也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部分企业过分压榨劳动者，劳动报酬远低于劳动价值，这些企业就应该招不到工人，是应该被淘汰的。中国人口的真正命题是劳动力过剩问题。”郑梓桢说，“从来没有‘民工荒’，只有‘教育荒’、‘法律荒’。”
如果把劳动力市场分为高级专业劳动力市场、熟练技术劳动力市场和初级劳动力市场三类，那么前两类劳动力市场在我国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第三类即普工则将会呈现供过于求。而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恰恰大部分都属于第三类。
在两家倒闭的工厂外面，记者看到的大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工人，有的看上去甚至只有十几岁。这些80后的外来打工仔、打工妹被冠以“新生代农民工”的称谓。
“高中读了一年，家里经济不好，干脆就出来打工了。”一位广西妹子羞涩地笑着说。跟她一起出来打工的同村伙伴有十几个，很多都不到20岁，都是早早就辍了学，“父母说上学花钱多，读完高中考不上大学没有用，考上了又没钱读，现在很多大学生一样失业呢，还不如早点出来挣钱。”
辍学打工—挣钱结婚—带孩子打工——这成了农民工家庭的一个怪圈。“我们的孩子，最后很可能也是重复着这条路。”已育有两个孩子的领班阿昌有点无奈，“不是不想让孩子读书，但农民工的孩子进不了城市的公立学校，民办学校又经常被关闭，更重要的是也交不起这些贵价学校的学费，只好把一对儿女留在老家。”父母不在身边，加上农村教育条件相对落后，这些留守儿童能够通过教育摆脱传统命运者少之又少，最后多半还是“追随”父辈早早辍学打工。
而与此相对的是，在内外交困的经济大环境下，以往大量雇用低水平劳动力的制造企业要么转移、倒闭，要么就只能瘦身过冬，或者狠下心来进行脱胎换骨的产业升级。
徐鸿飞对去年樟木头镇南大针织有限公司的产业升级进程非常满意。该公司本来有1800名工人，是典型的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企业，在镇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下，2007年南大针织投入了5000万进行设备升级，不但产值增加一倍，而且工厂里1800多普工也缩减为400多技术工人。
显然，无论企业选择哪条道路，教育水平和技能较低的普工都将是首先被挤出产业升级进程的对象。在劳动力过剩的大背景下，未来更严峻的可能是结构性失业问题。
分化
然而，产业升级的步伐不可能因为“阵痛”而停下来，即便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依然会长期困扰着社会，农民工大军亦只能顺应形势，走向分化。
“我在百灵达已经工作了12年。”阿森是百灵达的一位老员工，在工厂干了12年，他不了解外面的就业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唯一担心的是以自己渐长的年龄还能不能迅速在珠三角找到新工作。有人劝他回家乡，他向广西玉林的老家了解了一下情况，“玉林普工的基本工资一般是700，只比宝安少200左右。但是那边的经济前景没有那么好，工厂也不多，容纳不了那么多工人，回去说不定比留在这里找工更困难。回家如果不打工，也不知道干什么好，家里早就没有地了。” ——一边是双转移，一边是金融危机，另一边则是土地改革，处在三岔口上的农民工感到无所适从。
“出路之一是通过培训进行技能升级。”郑梓桢认为，这是目前调整结构性失业最可行的途径。
早在2006年，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就已经在全省组织实施了“广东省农民工技能提升培训计划”与“广东省百万农村青年技能培训工程”：“农民工培训计划”的主要对象是已在本省城镇务工的农民工（含城镇户籍外来劳动力）；“百万工程”的主要对象是未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本省农村富余劳动力、新生劳动力和农村退役士兵。
“广东省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投入相当巨大，如果农民工有相应的意识，应该能从中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无可厚非的是，对于本省农村青年及外来务工人员，政策的侧重还是有所差异。
显然，劳动力过剩的压力不可能全部由珠三角城市消化，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应该有所作为。“出路之二是顺应产业转移趋势，从珠三角发达地区流向欠发达地区的新兴厂区；出路之三是促进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化新农村的回流。”
不过，大多数农民工依然缺乏危机意识。21日黄昏，再度绕回合俊厂区，剩下的人已经不多。清溪一家工厂的招聘人员正准备离开，她对当天的收获很满意：“一共招了几百人。他们对薪酬要求都不算特别高，待遇差不多就可以了。”
“对工作的稳定性是有点担心，但还不至于找不到工作吧。很多工厂对普工要求不高，没有经验顶多少拿100元工资。”这是年轻失业工人们的普遍心态，“进修？免费的也没那个时间和精力啊，我们每天都加班到八九点，还是多赚点工钱实际。”他们不知道在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背后，已是暗流汹涌。
南风窗：对抗失业的战争
2008-11-08
当经济不景气来临时，解决就业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即成燃眉之急。对于政府而言，除了审慎应对之外，更具长期性、公共性且更能体现公平性事务，一是教育，二是减税。
本刊记者 杨 军 发自北京
世界经济本轮的衰退，仍在延续向下探底的颓势。而每次经济萧条必然伴随着大量失业。
中国，以世界上9.6％的自然资源，9.4％的资本资源，1.85％的知识技术资源，以及1.83％的国际资源等，要为占世界人口26％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毫不夸张地说，本来就是一场就业战争。眼下，8月欧元区失业率达到 7.5%，9月美国失业率已达6.1%，英国央行副行长宾恩则表示，“这是一生才有一次的危机，并且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摆在中国面前的这场仗，到底该怎么打？
经济衰退遭遇多事之秋
国际劳工组织预计，在2009年底之前，世界金融风暴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可能造成2000万人失业，“这种局面将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虽然金融危机目前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像欧美那样显著，但中国银监会第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指出，全球经济下行的趋势还会继续，“新兴经济体无法独善其身于国际环境之外”。
德意志银行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指出，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国家经济滑坡将对华带来继美国华尔街危机后的第二波冲击，预计明年中国的电子、纺织和服装业等将面临更大的打击。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今后一两年内可能加剧释放。
而来自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数据则显示，全国今年上半年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而中小企业正是我国吸纳就业的主力军，75%以上的城镇就业人员都在其中实现就业，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必然导致失业率的增加。
中国今年的就业市场本来就不乐观。
10月2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保部)对外披露，9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与去年年底持平。根据人保部当日公布的数据，9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30万人，比去年同期还减少了5万人。单纯从公布的数字看，中国的失业率处于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但数据显然与人们对真实感知有所出入。
中国官方定期发布的失业率为“城镇登记失业率”，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并不纳入登记失业率统计。如果把所有这些隐性失业全部纳入统计，失业率到底有多高，这个并没有具体统计，有学者估计接近8%甚至10%，也有学者认为仅仅5%。国家统计局2005年11月正式启动城乡劳动力调查制度，调查失业率能够较准确显示劳动力市场真实情况，由国家统计局进行调查，但并不向社会公布。
“十一五”时期，中国进入新的人口劳动力增长高峰，5年新增劳动力总供给将达到5000多万人，特别是高校毕业生人数会持续增长。但劳动力就业需求岗位只能新增4000万个，劳动力供求缺口在1000万个左右。
相关数据显示，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量，已由“九五”时期的94万人，减少到“十五”时期的8 0万人，并呈持续下滑状态，2005年，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量只有63万人。即使按照“十五”时期的 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80万人就业来算，今年GDP的增长率应该不会超过10%，只能带动新增不到800万人的就业，显然离设定的1000万目标还有距离。
目前以高校毕业生为代表的新增劳动力正在取代下岗失业人员成为中国就业压力的最大来源之一。而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也会加剧就业压力。按照国务院的总体部署和要求，2008年是中国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共政府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的一年。今年全年政策性关闭破产企业700多户，涉及职工120万人，完成今年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目标涉及60万人。这些任务都要在下半年完成。经济学家预计，这将会造成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经济增幅回落和自然灾害频发等不利因素的滞后效应将会在年底显现，就业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大。
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大都在5%以下，而中国这个比重还超过20%。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就业困境将是中共政府长久面临的难题。
刘易斯拐点初现
使就业问题变得更复杂的是中国正处于特定的发展阶段。
去年，中国社科院发布《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3/4的村庄已无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预期在“十一五”期间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逆转。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
劳动力的这种由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在发展经济学上叫做“刘易斯拐点”。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刘易斯曾提出一个模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这些国家可以利用低工资、低成本的优势，开始经济起飞。但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力供给就不会是无限的了，低成本优势将消失。于是，经济拐点出现了，这就是刘易斯拐点。
其到来并非旦夕之事。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所谓刘易斯拐点并非一个确切的点，而是指一段时间，现在中国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的端倪。这意味着中国开始向现代经济迈进，所有转型时期的矛盾将进一步激化。
“刘易斯拐点”的经济学前提是发展中国家内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格局，等到非农产业的发展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就会逐步变成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而不久前刚刚落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已明确指出，中国已经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可以预计，在整个“十一五”及以后若干年，中国将进入就业结构大调整时期。
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一直存在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一些传统行业出现大批下岗失业人员，而一些新兴的产业、行业和技术职业需要的素质较高的人员又供不应求。
统计数字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登记失业率之所以比较理想，原因之一就是物流、仓储和电子商务等形成了巨大的就业规模，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淘宝网直接带来了20万个就业岗位，电子商务网站每年为我国直接创造的就业机会达11 0万个，第三方物流和配送行业也带来了上百万人的就业机会。影视动漫人才、动画绘制员、宠物健康护理员、室内环境治理员等诸多新兴行业也在吸纳劳力。
真正明显经历过刘易斯转折点的国家和地区，只有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其他国家没有非常明显的转折。而相对于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来说，按经济发展阶段，中国大陆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间似乎更早，转折速度也较快。
经济周期这一短期现象和人口结构变动的长期因素相互交错，使情况变得非常复杂，就业之战更加难打。
中国发展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因此很多政策出现了变化，这也是今年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更倾向于保护劳动者利益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大的发展阶段来说，总有一些靠人口红利生存的企业要被淘汰掉。但经济危机的发生，使新《劳动合同法》某种意义上成为压垮一些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失业率达到改革以来的最高点。虽然随后中央政府采取了相当多的措施，这一失业高潮仍延续到2003年。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失业潮将持续多久，目前人们仍未可知。
每次危机都会带来社会动荡。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股灾引发庞大自杀潮，当天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0% ，在大崩盘发生的一个小时内，11个投机者自杀身亡，此后，自杀事件接连不断。1987年10月19日,华尔街爆发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崩盘事件，道琼斯指数一天之内跌幅达22.6％，数以万计的人精神崩溃，跳楼自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日本、韩国和香港男性自杀率上升40％。
中国现在受金融危机影响虽然仅仅只是初露端倪，但最近发生的一些社会案件在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中，已经多了另一种解读，那就是社会和生活的压力造成情绪失控。以往在高失业率的年份，中国城市的恶性治安案件通常频频发生。如何在危机显现之初，出台相应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稳定社会发展，将考验执政党的智慧。
“政策的出台还有一种市场信号的功能，企业与劳动力看到后会想，政府出台政策了，看来形势很严峻，国家可能会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于是持观望态度。这种心理预期可能会抵消国家政策。要测算政策产生的作用大，还是心理预期大。所以很多时候，靠政策调整的难度可能会比较大。”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副所长杨伟国如是说。
政府的工作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通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就业的增长。二是通过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缓解就业压力，这可视为中观层面。三是帮助就业困难群体实现就业，这可视为微观层面。
微观层面能解决的就业岗位有限，非常时期，宏观和中观的政策出台是重中之重。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下，中国经济增长下滑、面临通货紧缩压力，当时中央及时启动了住房商品化改革，从而使房地产业成为中国此后10年内需扩大的主要着力点。10月22日晚间财政部及央行公布“房地产救市新政”，以期再次激活房地产市场，但和10年前不同的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经过近几年的泡沫发展，已经到达崩溃边缘，在商品房大幅度降价之前，一般的财政政策恐怕很难改变人们持币观望的状态。
还有一种看法是可以借鉴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期罗斯福的做法，政府大量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增加就业。杨伟国认为，“中国现在差不多处于工业化早中期水平，工业发展需要的基础设施还有投资空间，比如公路、机场、航线、地铁、公共交通、电力基础设施等等。”这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看法，但很多专家同时也认为，经过30年的建设，中央政府依靠大规模的投资来减少失业，效果可能并不显著。
一种更为可行的办法似乎莫过于加大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在信贷、税收方面给予支持，提高其吸收就业的能力。7月28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通知，决定对从事个体经营的有关人员实行收费优惠政策，旨在鼓励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进一步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但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最关键的是从制度上消除政府各部门从部门利益出发与企业夺利的行为，这需要通过立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才可能真正解决。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重点推行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探索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等几项工作，以期在中观层面缓解就业压力。2008年1月1日，《就业促进法》正式实施。这部法律强调，促进就业是政府的重要责任，已经列入政府的考核指标。推进统筹城乡就业试点也在深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部门正在制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配套政策措施。业内人士表示，中国的就业制度安排正在向着普惠制过渡。
财政部门加大投入，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就业补助资金为260亿，而2003年的就业补助资金只有41亿。中央政府同时要求地方各级财政部门也相应地增加就业资金方面的投入。
经济发展战略有两种不同思路：一是增长优先论，这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二是就业优先论，这是以就业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几乎在所有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都选择第二种模式。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一直是属于第一种类型，但随着近年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大政方针的转变，和经济结构变革、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逼促，必然会向第二种模式转变。金融海啸，也许会加快这种转变。
外媒：中国对“失业潮”严阵以待
老家在江西的农民工陈静（25岁），最近因原本任职的广东纺织厂倒闭而辗转来到北京谋生。从广东转往北京幷非农民工最常见的选择，陈静的想法是：工厂肯定是没机会，但她去工厂前学过足底按摩，或许在首都还能找到一个服务业的岗位。
她受访时说：“我们很多一起打工的都去其他地方找路子，南方到处是工厂倒闭，没办法。”
相较其他人，刚找到工作的陈静算幸运的，因为还在职场中寻寻觅觅者大有人在。
今年初以来，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加上政府推出《劳动合同法》等造成劳工成本上升等因素，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已出现企业“倒闭潮”。近期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到美国以至欧洲的实体经济，这一影响也正通过国际贸易传导到中国的出口制造企业，对后者的打击无异雪上加霜。
在企业倒闭后，可能接踵而来的失业潮，正引起各方关注。
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这一情况在今年第四季难以避免还将恶化。上个月15日，位于东莞的玩具代工商合俊集团倒闭，近7000名员工顿时失业。另一方面，不少没有倒闭的工厂也因订单减少而削减雇工人数。
官方10月27日通报的数据显示，9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30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5万人；登记失业率为4.0%，与去年底持平。与此同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年初确定的全年城镇新增1000万就业岗位的任务，前三季度已完成全年任务的94%。
问题是，与城市人口不同，农民工在城里没有户籍，他们的失业统计不纳入城市失业率统计。换句话说，城镇登记失业率无法反映农民工因企业倒闭而失业的情况。同时，地方政府也不会优先考虑如何解决“农民工移民”的失业问题，因为解决农民就业不会提升地方政府的就业率统计，无法表现政绩。
然而，没有准确数字反映的失业农民工，在实体上却幷非不存在。倘若大批农民工失业被迫无奈还乡，将影响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成为中央政府必须承担的隐性社会成本。
这个现象已显露端倪。有媒体报道，广州火车站近日肩背手提大大小小包裹的农民工明显比以前增多。火车站提供的数据显示，虽然没有发现劳动力输出大省湖南、四川、湖北有明显的农民工回乡情形，但上月中旬以来发送旅客同比增加12.8万人。
一些工厂倒闭时，老板突然人间蒸发，留下银行贷款、拖欠货款及薪水等一系列后续问题，则是工厂倒闭和失业以外，农民工须面对的困扰，再次凸显了弱势群体所处的不利处境。
农民工失业引发隐性失业潮使今年的失业统计变成数字游戏
日期：[2008年11月5日]
稿源：[南方都市报]
作为“世界工厂”主要载体的国内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一波农民工“失业潮”已渐露端倪。随着国内企业面临的外需环境等状况的恶化，今后制造业企业的“倒闭潮”进而农民工的“失业潮”将会愈演愈烈。
与1998年因国有企业改革形成的“失业潮”不同，这次失业大部分是隐性的，对象集中在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身上。他们在某一处失业，可以再换一处，或者回到农村。失业数据很难做出详细统计，也不会反映到城镇登记失业率上。
国家发改委此前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随着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逐步深化，这波企业倒闭潮仍将进一步恶化。香港工业总会会长陈镇仁近期表示，珠江三角洲的7万家港资企业中，年底时可能会有1/4，即1.75万家倒闭，引起87.5万人失业。
鉴于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还属于“起步阶段”，迄今为止，国内的就业形势并没有出现明显恶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披露的数据显示，1-9月，全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数936万人，为全年目标任务1000万人的94%.以此看来，剩下的6%就业目标似乎不难完成。但在完成就业目标的背后，是由大量农民工失业引发的隐性失业潮。这将使得今年的失业统计变成一个数字游戏。「据公开媒体资料综合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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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保部：把稳定就业局势作为头等大事
核心提示：
据新华社电 随着部分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就业形势趋于严峻，社会保障将面临新的困难，劳动争议和举报投诉案件数量上升。
鼓励国有企业带头
尽量减少裁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出，加强失业调控和失业预警，对本地区可能出现的规模裁员和失业增加等情况，及时向政府报告，并采取措施实施失业预防、调节和控制，全力维持就业局势的稳定。
鼓励国有企业带头承担社会责任，尽量减少裁员。对关闭停产企业已解除劳动关系的人员，要及时足额发放失业保险金。同时，还要积极研究失业保险在减轻企业负担和支持困难企业渡过难关方面的政策措施。
重点做好城镇新增劳动力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和困难群众的就业工作。加大积极就业政策的贯彻落实力度，扩大政策覆盖范围，提高补贴标准，完善操作办法，重点做好关闭停产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工作。
此外，要深入企业、深入社区，及时将下岗失业人员纳入登记失业人员范围，在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同时，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等就业服务，促进其尽快实现再就业。
适当降低基本医保费率
另外，着力解决各类关闭破产企业和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医疗保险问题，适当降低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率。具体措施包括，多渠道筹资，努力解决各类关闭破产企业和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医疗保险问题，实行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属地管理，其保障待遇与单位缴费脱钩。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基金结余规模较大的统筹地区，可采取一次性措施适当降低一定时期的缴费费率，减轻困难企业缴费负担和参保人员费用负担。
妥善处理工资工时问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出，加强对企业劳动关系的指导和服务，建立健全劳动关系调处应急反应机制。
要了解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动态，及时掌握关闭停产企业劳动关系处理和生产经营困难企业裁员情况。完善应急工作预案，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做到早发现、早处理、早报告。加大劳动争议调解力度，力争将小额、简单、涉及人数较多的劳动争议通过调解化解在基层。
要妥善处理工资和工时问题。根据当前经济形势和企业实际，近期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区别不同情况，指导符合条件企业及技术先进型服务外包企业实施综合计算工时和不定时工时制。
维护农民工劳动权益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出，要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积极开展对农民工的就业服务。
要及时了解本地区在外务工的农民工就业状况和返乡情况，加强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监测和统计，作出分析研判，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引导。东方早报
要维护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妥善处理倒闭企业、裁员企业与农民工的劳动关系，把解决拖欠工资作为维护农民工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抓好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