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 > 中国经济 > 正文

旷古绝今 中共中央打响了狂热投资的发令枪

 

编者按:自中共中央出台刺激经济的4万亿投资计划以来,大陆各地开始掀起一阵阵投资狂热,投资逾6万亿,主要流向固定资产,其中江苏3000亿、广东2.3万亿、上海5000亿、吉林4000亿、海南2070亿、安徽3890亿、浙江3500亿、辽宁1.3万亿……为了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大陆各个省市区纷纷立下投资“军令状”(据新华网)。中共国务院打响了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发令枪,使这一轮全国投资热潮达到了旷古绝今的程度.

 

警惕“大干快上”的投资狂热


南方网 禹门生

http://opinion.southcn.com/southcn/content/2008-11/20/content_4716202.htm

在国务院打响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发令枪后,全国各个省市区纷纷立下投资“军令状”。截至目前,记者了解到,全国各地已公开表态将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逾6万亿元,已远远超过国务院表态的4万亿元。如果考虑政府主导投资资金带动的社会民间投资,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将更加庞大。(《上海证券报》11月18日)

毫无疑问,中央的战略部署得到各地的快速响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一定能战胜这场金融危机,确保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但是正如有些分析人士指出的,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导的拉动内需之举千万不要走偏了方向,让固定资产投资变脸为某些地方、某些官员的“政绩工程”,形成新一轮的“投资泡沫”,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不少地方曾经狂热地追求“GDP”、大搞“跨越式发展”,就连一些基础较差的城市也盲目地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区域性中心城市。而很多符合地方发展实际、具有地方发展优势的产业得不到扶持,落后的产业结构得不到及时的调整。地方官员把投资重点集中到所谓的城镇化上(主要是房地产业),建设了不少“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甚至是影响稳定的“伤心工程”和“腐败工程”。其结果呢,资金没了、民生误了、机遇错过了、社会矛盾累积了,发展后劲不足了,可持续发展难度加大了。假如,这些地方能把有限的资金和精力放在培育优势产业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上、做大做强特色经济上,也许今天的拉动内需就会提升一个档次,可挖掘的潜力会更大。

也许,某些地方官员企盼能从中央四万个亿投资分得一匙,直接落入自己的口袋,或者是挖空心思去“跑部钱进”,找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补偿民生和可持续发展的“欠帐”,掩盖决策失误,标榜自己的政绩。殊不知,中央的四万个亿投资并非是中央直接拿出四万个亿资金,而是以“四两拔千斤”的财技考验地方的发展水平和把握大局的能力,况且为了使本次拉动内需达到预期效果,中央已经出台了“十条措施”,就是今年下拨的一千个亿,相关部门已经提前做好了各项监督措施,地方官员要唬弄得便宜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有效地拉动内需,需要各地有干大事业的智慧和气魄,需要激情和胆量,更需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以对人民负责、对事业负责、对后代负责的精神贯彻落实好中央的战略部署。

在新一轮的发展中,要警惕地方“急功近利”、“大干快上”的投资狂热!

********************************

VOA:媒体促中国防止大跃进式投资狂热



2008年11月25日

中国国务院近期推出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不到一周时间,各地政府也纷纷宣布大规模投资蓝图。目前,中国各地公布的投资总额已超过10万亿元,香港媒体把这种现象称为拼经济变成吹牛比赛。有专家指出,目前中国的投资过热实际上反映出计划经济的尾巴仍然存在。

*地方政府出台投资计划令人想起大跃进*

从目前中国各地公布的数据中看,宣布投资额最高的是云南省,5年将投资3万亿元左右,广东的投资也达到2.3万亿元。各地的投资总额超过10万亿元,已远远超标。香港的东方日报报导说,这种炽热气氛,让人想起1958年各地大放亩产万斤卫星的情景。

东方日报的文章说,很多项目最后能否获得批准还要中央说了算。因此,最近一段时间,各省市的官员轮番进京,国家发改委的大小会议室被挤得水泄不通。其实,各省市提出的项目中,很多是在最近几年宏观调控中被中央喊停的项目,这次又被他们从抽屉中拿出来,改头换面包装一番,再度上报。

一些分析人士提出警告说,以固定资产为主导的拉动内需之举千万不要走偏了方向,让固定资产投资变脸为某些地方、某些官员的“政绩工程”,形成新一轮的“投资泡沫”,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投资体制过于政治化*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商德文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已经有30年了,但是它的投资体制和一些根本性的制度并没有改。因此,弄不好就会回到计划经济的运作方式上。目前的投资过热就反映出中国的投资体制还是带有计划经济的尾巴。商德文认为,中央拿出4万亿元人民币救市,引起各地的投资狂热,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说到底,中国投资体制的根子还是在政治体制上。

商德文说:“它关键是一个投资体制的问题。投资体制上边就是政治体制,因为它关系到国家政权和国家的职能,它的根还是在政治体制方面。这些东西都是一些现象。它要有三权分立,像美国那样,像西欧那样,有三权分立有议会,议会就卡住了。议会给你报什么项目,议会多少议员代表多少政党啊,就给你卡住了,是不是,美国总统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而现在国务院一下个命令,发改委一弄,发改委一批,或者管经济的副总理一批就拍板了。就是没有法治,市场经济是个法治经济,而你这儿还是搞老一套。”

东方日报的评论说,1958年的大跃进,在一年多疯狂之后是三年多的极端困难,全国饿死上千万人,如今历史又发展到投资大跃进,等待中国人的会是什么?

*地方利用中央号召乘机多捞好处*

北大的商德文教授则认为,尽管中央政府有必要控制目前的过热投资,但这一次的投资热与1958年的大跃进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他说,当年的大跃进是从上到下的一场群众运动。而现在是中央想要救市,只不过是地方利用中央的号召趁机争取给本地多捞一些好处。

商德文说:“58年的大跃进就是浮夸,大跃进是毛泽东搞的群众运动。而这一次呢,它不是作为一个运动,而是作为一项解决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措施。但是地方上呢,因为它报项目就有钱,有资金,有资金就有建设。我管你什么项目,能报的就报,至于你批不批那是另一个问题。”

南方网刊登了一篇署名禹门生的评论,题目是:警惕“大干快上”的投资狂热。文章说,不少地方曾经狂热地追求“GDP”,大搞“跨越式发展”,就连一些基础较差的城市也盲目地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区域性中心城市。而很多符合地方发展实际、具有地方发展优势的产业得不到扶持,落后的产业结构得不到及时的调整。

禹门生说,也许,某些地方官员企盼能从中央4万个亿投资分得一匙,直接落入自己的口袋,或者是挖空心思去“跑部钱进”,找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补偿民生和可持续发展的“欠帐”,掩盖决策失误,标榜自己的政绩。他说,在新一轮的发展中,要警惕地方“急功近利”、“大干快上”的投资狂热!

 

责任编辑: 郑浩中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08/1127/1113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