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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国：江泽民合法性危机再次浮上台面

英文《中国六四真相》一书，号称是以北京最高核心在“六四”事件中决策过程的机密文件写成，并由刻意隐姓埋名的人冒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风险偷带出境，尚未上市已经在海外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说新世纪推动中国巨变的第一炮。尽管眼下对于这本书的真实性尚存有见仁见智的争辩，对牵动北京酝酿十六大的权力格局产生的波澜也众说纷纭，对于中共改革派和主流派的利益消长也有不同的评估，但是对暴露江泽民为首的中南海当权者的权力合法性危机却看法，相对来讲看法是比较一致的。

这本书揭示的一个重要信息：现任中南海当权者江泽民是在镇压“六四”的过程中被八位中共元老相中扶上“核心”权位的，受到这些元老青睐的主要政绩是他关闭了当时中国最大胆的一份报纸《世界经济导报》。事实上，投机成性的江泽民当时是以封杀《世界经济导报》作为筹码，为参与共产党高层的权力斗争进行了一次政治赌博：一方面他高调相应北京保守派“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以“我一个政治局委员，还不能撤一个局级干部的职”的蛮横态度，对《导报》的老总钦本立进行了政治迫害；另一方面受到赵紫阳对他的批评和不断高涨的民主运动，他又找到对《导报》和钦本立有影响的“权威人物”居间调停，要求给他一个“台阶”，甚至为了准备后路，他还与曾庆红等密谋：准备在形势逆转以后让当时担任市委宣传部长的陈至立出面承担责任。

《中国六四真相》证实，中共元老废黜赵紫阳让江泽民取而代之，实际上是一场紫禁城的现代宫廷政变，江泽民事实上不但是这场政变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参与者，除了封杀《导报》，他抢了李鹏陈希同的头功，其实早在八八年底八九年初，江泽民已经参与了“倒赵紫阳”的权力斗争阴谋－－策动上海的“老同志”向中共元老告御状：诬称赵紫阳主持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基本点，而不是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内的两个基本点。因为江泽民的权力来源是建筑在这场宫廷政变基础上的，便构成了他的统治缺乏合法性基础的致命缺陷。这也是在位这十多年间，江泽民一直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名，用高压专制的手段全面封杀政治改革的原因所在。

孔夫子留给中国人的一个传统是“名不正则言不顺”，按照共产党的党章，总书记应当是由政治局选举产生的，江泽民接掌赵紫阳的权力是元老们操办的，所以来路不正。《中国六四真相》出版，重新让江泽民的合法性危机变成世人关注的焦点，在倡导依法治国的社会环境中，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会对江泽民提出质疑。常言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在清算“六四”历史责任的时候，江泽民的不可能缺席的，这是任何对江泽民抱有不切实际幻想的人应该引以为戒的。

1/10/2001

【纪元专栏】张伟国：江泽民合法性危机再次浮上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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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国先生    现<动向杂志>主编

大纪元特约记者陈阳报导/1989年64事件中，《世界经济导报》因为争取新闻自由，拒绝充当「党的喉舌」，而被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查封。一代报人钦本立郁郁以终。江泽民则靠整肃《世界经济导报》起家爬上总书记的宝座。

被江泽民封杀的《世界经济导报》，当时被认为是大陆思想最开放的报纸，甚受学术界和青年学生欢迎。89年学生运动在5月13日开始绝食之前，声援《世界经济导报》、要求新闻自由，是一个重要的中心议题，而且也史无前例地把新闻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卷入了这场民主运动。所以有评家认为，“导报事件”是八九民运从学生运动转向全民社会运动的一个转折点。

张伟国先生当年为世界经济导报灵魂人物钦本立的得力助手，在接受本采访时，披露了江泽民镇压经济导报事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张伟国1956年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曾在上海当律师，后为《世界经济导报》编委、驻北京记者，1989年6月9日被上海公安局收容审查，同年12月被以“反革命煽动罪”逮捕，1991年2月以“尚未构成犯罪”为由“决定不起诉”被释放。1993年来美国，在柏克莱加州大学任访问学者。1996年开始主办网络刊物《新世纪》，并担任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

以下是张伟国先生接受采访的记要，标题为编者所加。

“快半拍”的民办报纸

世界经济导报是由钦本立先生创办的。钦本立是一个老报人，49年以前曾经是香港文汇报在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文革中钦本立受冲击，以后平反，到上海社会科学院任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凭跟文汇报的老关系，去借了二万块钱，把当时在文革当中打散的，在新疆，青海。。。那批右派，老报人右派找回来，大家一起，办起来《世界经济导报》。办起来以后呢就涉及到一个挂靠，因为在中国你如果没有一个挂靠的话，它就不允许你搞，那么钦本立由于自己是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党委书记，那么就挂靠在世界经济学会，80年6月创刊。

办起来以后，它基本上是属于民办性质的。民办有一个困难：看不到中央文件。看不到文件就没有消息。办报纸没信息是很致命的事情。所以在84年，当时汪道涵当市长的时候就出了个主意，让世界经济导报成为一个局级单位。到了变成局级单位以后，文件就可以发到报社来了。当时所谓四报两台，解放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世界经济导报，然后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算是上海市的六个局级单位，导报算挤进去了。但那时候讲好了，就是一个看文件。导报的一些人事任免和经济都是自负盈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导报一直坚持自己是一个民办报纸。

《世界经济导报》把这个民办性质也体现在报纸的风格上，基本上跟官方的报纸有比较大的区别。这个区别无论从言论的风格，还是从选材，焦点的扑捉，都有它的独到之处。经济导报当时在改革开放当中相当活跃，不但在思想信息方面比较活跃，而且它本身的组织架构也很新颖。 导报希望在推动中国的开放方面起一个相当关键的作用，至少起别的媒体起不了的作用。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愿望，那么它在很多安排上面，用新闻界同行的说法，就是导报比一般的报纸可能要快半拍。有的时候，这个中央有一个政策还没出台，那我们这个报纸上已经在开始讨论了。用现在的话讲有一种舆论导向，但这个导向不是控制在中宣部手里，等于控制在钦本立和导报手里。正因为它有这样一种领导风气、领导舆论的作用，它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为其他媒体所不敢为

88年底，在纪念11届3中全会10周年的活动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我们都知道中共党内也不是铁板一块。你一起了这种作用，那反对派也把你看成眼中钉。在11届3中全会10周年活动举行的时候，王忍之是当时的宣传部长。他看到记者名单里有<<世界经济导报>>，他马上就圈掉了，不让我们参加。这次会议不但不让导报参加，也不让当年帮助胡耀邦一起进行思想解放，参加理论务虚会的许多改革理论家参加，象王若水、严家祺、于浩成、李洪林等等，都没参加。没参加以后呢，苏绍智也是孤军奋战在会场上面。他虽然也发言了，但这个声音很微弱，也没有让外界知道。等到会议最后一天的时候，苏绍智先生请我到他的办公室，一起看他的稿子。他跟我们导报商量，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登在导报上。我马上把这个稿子传回到上海，请我们总编钦本立来定夺。苏先生在这篇文章里主要是讲在86年底、87年初的学潮之后，中央的一些老人，像薄一波、王震等等，利用所谓党内组织生活会的形式，罢黜了当时名义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胡耀邦。这是一个明显的违反党的组织制度的行为。苏先生在这篇讲话稿里对这件事情作了比较严肃的批评，而且作为政治改革的教训应该怎样□取。这个问题是很触神经啦，当时高层里面已经酝酿了一些实际上烦躁的风潮，那么在这个气候上保守派是很紧张的。这也反映出导报作为一张报纸，它做了当时其他媒体所不能，不敢做的。

钦本立当然很愿意发。当时他说想听听我的意见。我当时表达了这样的意见：

一。既然没让我们参加这个会，那所谓这个会议的纪律，我们就没有遵守的义务；二。这个稿子是苏先生在会上公开发表的，不是一个秘密文件，我们也应该可以；三。如果讲有人对这个稿子有意见，我们完全欢迎，开放报纸让大家一起来讨论，批评。

我印象很深，这个活动正好是在年底，登出来以后，我正好回到上海度假，要过年了。据说这个报纸出来以后，中宣部马上就发文件，把这期的世界经济导报给扣了，然后通知其他各个报纸不能转载这篇文章。而薄一波呢就拿了这篇文章到邓小平那里去告状。

被江泽民利用

薄一波到邓小平那里告状以后，中宣部就给了很多压力。钦本立作为我们总编，日子也很不好过。

江泽民也是很善于伪装的一个人。就在这一年上海的春节团拜会，江泽民看到钦本立的时候，还拍拍钦本立的肩膀，说这个事情你不要紧张，检讨市委帮助来写。上海市委呢是做减压器不会做加压器，不会升温，只会降温，你放心好了。

钦本立当时吃了一点定心丸。这个事情我想跟后面的事情有很大的关系，就是钦本立在看江泽民的问题上面，导致了他的一个误判：没有料到江泽民在后来关键的时候会出卖他，会出尔反尔，翻脸不认人。

事后我们从其它消息来源的资料来分析，江在这上是做了相当的手脚。因为薄一波到邓小平那里告状以后，邓小平要求处理，压力就直接面对赵紫阳。报纸也是和赵紫阳关系比较近的。现在要赵紫阳来处理这个报纸，就等于有他的好戏要看了。江在这时候插进一杆子，等于有点分化瓦解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也想抓住这个机会施展一下。做这个动作的同时，江泽民也动员了一些上海的老同志，一些上海市委顾问委员会的领导，出面给邓小平和政治局写报告，批评赵紫阳只讲一个基本点，没有二个基本点，以改革开放来压四项基本原则。

钦本立在这次风波过程中应该不知道这个内幕。现在看，江泽民安抚钦本立，几乎同时背地里运作这些老同志给赵紫阳放暗箭。导报在不知不觉中被他利用了。

导报事件的起因

导报事件的起因是第439期报纸(编注：1989年4月24日报纸)。这一期报纸的内容是我和<<新观察>>的编辑戈扬，在文化部的会议室主持了一个座谈会。当时外面的学生已经上广场了。座谈会参加的人都是胡耀邦原来的一些旧部和倡导改革开放的一些青年学子。在这个会上有比较尖锐的言论，其中两个人的言论比较突出。一个是严家祺的，他认为共产党的权力更替都是非程序化的，讲白了就是宫廷政变，没有按照一个正常的程序在进行。另外一个讲的比较激烈的是戴晴，认为这个共产党的总书记从陈独秀到胡耀邦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你去算，每一个下场都不行，她就从另外一面印证了严家祺提出的中国没有确实的权力更替程序，所以这样一种悲剧不断地在重演。胡耀邦的去世不单单是胡耀邦本人的一个悲剧，实际上是中共的一个悲剧，也是中国的一个悲剧。

会议结束以后，我向总编钦本立汇报。他听了以后就希望把整个会议能够报导出来，所以我花了将近一天一夜的时间整理出来了。我们大概分了5个版面，就是把这个座谈会的内容，这个发言的大部分内容全部登，用这期报纸登出来。 这也是导报有史以来没有过的。

江泽民大骂钦本立

当时参加会议的人里面有一个跟江泽民关系很近的人叫刘吉，在海外被称作是江泽民的智囊。他参加这个座谈会以后就往上海给江泽民打报告。在报纸已经开印的情况下，钦本立接到了陈至立(上海宣传部长)的电话，要求他到上海康平路市委去谈话。导报从来也没有送给他们审查的惯例，所以钦本立也没有想到要谈什么。作为一个老报人，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一页报纸他都要全部看完，签了字才走。那天钦本立在印刷厂看完报纸校样，开机印刷才走。马路上那时已经出现游行，交通还不太方便。

谈话的要求，就是说文章里有几百个字要删，就是戴晴、严家祺讲的最激烈的，其他的都可以登。 钦本立说这个报纸都已经印了，怎么可以呢？陈至立讲了很多理由，钦本立还是坚持他的原则，不能撤。从7点多钟一直谈到晚上12点多钟，那个时候实在谈不下去了，他们就搬救兵，把江泽民和曾庆红一起搬出来。那个时候江泽民出来就把钦本立大骂一通，骂得狗血喷头。因为从所谓参加中共革命的资历来讲，钦本立资格要比江泽民还老。中共党内的一个传统，对老同志还是尊重的，所以那一次对钦本立的挫折感很大。钦本立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坚持，没有松口，说回去等自己考虑考虑吧。

当时汪道涵(编注：海外媒体称汪道涵为江泽民“国师”)也参与了。汪道涵作为世界经济导报的名誉理事长，希望钦本立看在朋友的份上，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历史关头要站稳立场。在汪道涵的作用下，钦本立一度表示可以把报纸收回来。但非常不凑巧，那天印刷厂印好以后，等到钦本立通知的时候，已经有一部分报纸流失出去了。因为这个导报的报纸和普通的报纸不一样，它是分两条系统在发行的。一个是公开的邮局，还有一条是上海的机要局，就是给这些高级干部的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人的，都是通过机要局的系统送。因为一般报纸送不进去，他们都有自己的机要信箱。第二天早上，汪道涵拿到这张报纸了，大发雷霆，就批评钦本立不守信用，钦本立说我已经跟下面讲了吗！

那个时候就等于是导报跟江泽民的关系，跟汪道涵的关系都决裂了，一下子导报就站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位置上。

开始中央对这件事没有表态，就是江泽民拼命打电话到北京，给主持工作的胡启立施加压力。胡启立和芮杏文采取比较中立的态度，没有太支持他。后来中央电视台作了一个对导报批评的报导。江泽民好像以为拿到上方宝剑了，对导报的压力就更大，对导报的动作也更多了，包括让我回上海参加学习、提高思想。

在这个情况下，导报当时商量讨论怎么样推动新闻自由。钦本立有一直说导报在关键的时刻要起关键的作用。我们自己当时也有一个认识，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就要视死如归了。在我们自己手里死，总比将来全部把你的人马换掉，仍然用你的牌子好。另外一个考虑就是现在如果坚持往前推进一步，中国的新闻改革、新闻自由就会向前迈进一大步；如果这一步退回来，那这一步退得也很大。当时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进一步进十年，退一步退十年”。所以导报非但没有退让，反而有进一步的攻势，发表了一些公开的声明，而且通过西方媒体也报导了被查封，被整的消息。江泽民一看这种架式，就来火了，马上就在发表4．26社论的前后，开了上海市万人干部大会，就在会上宣布撤钦本立的职务。

江泽民拟让陈至立背黑锅

当时赵紫阳在朝鲜，回来以后开会，在政治局会议对江泽民处理导报事件有一面倒的批评，认为他把事情搞糟了，认为他等于去点火吗。本来扑火都来不及，北京的学生这边火还没灭，再把记者这边去捅个马蜂窝！

那个时候江泽民有点慌了手脚，手足无措，听这些秘书讲，会议厅出来脸色大变。他也商量了一些对策，一个呢就是让陈至立来背这个黑锅。如果这件事情中央怪罪下来，由陈至立来担这个责任，因为她是宣传部长。江泽民他自己呢也在党政军的会上，内部变相地做了一些检讨，他甚至都讲到自己是缩头乌龟啦！唉，这个话很难听，不堪入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经历过，他找到李锐、苏绍智、季崇威等当时跟导报比较密切的一些干部、老学者，希望他们来做导报的一些工作，导报退一步，检讨也不要做了，就做一个说明吧，那么上海市委也就不再追究钦本立的责任啦，大家退一步，这个事情也就了了。在上海的那些局级干部会上，开始的时候江泽民是发火，“我一个政治局委员还不能撤一个局级干部”，既而那边已经造了立场，他也不敢太放肆，所以就摇摇摆摆。当时导报是基于自由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而且看到89年4月底5月初民气都已经风起云涌，所以也就坚持没退让。这个我想是中国新闻史很特别的一幕。

在朱杏清、范钧、陈乐波等编委的努力下，又出了两期报纸。每出一期都是和刘吉为首的上海工作组进行艰苦的斗争。

因为导报是挂靠在世界经济学会。大约是五月初，世界经济学会发了一个函，认为上海市委在处理世界经济导报这件事上没有依据，而且是错的。这等于是直接批评上海市委对导报的处理。我们就把这封信放在导报的头版。刘吉那里当然是通不过了，那么通不过就不出，这样就把报纸停下来了。后来因为形势的变化，就越来越不可能出报了。

江泽民欺世盗名

欺世盗名啊！江泽民是一个很善于做表演的政客，表演往往会比较过头。为什么说他是欺世盗名？实际上他是有步骤的、有系统的参与了中共的倒赵运动。我们都知道89年的这场运动，实际上跟中共的权力斗争有密切关系。他在导报事件上对钦本立的态度出尔反尔，实际上完全都是根据倒赵的需要选择和决定的。他处理导报实际上和倒赵的行动是一致的。当时在中国有某种变相的秘密，就是说赵紫阳跟导报的关系很密切，甚至于把赵紫阳看成是导报的后台老板，那么从某种角度讲打导报跟打赵紫阳实际上是相呼应的。可以证明一点的是在89年的春季，胡耀邦去世之前，上海市委以上海老干部的名义，好几次写情况报告给邓小平和政治局委员，就是批评赵紫阳，说他只有一个基本点，没有二个基本点，以改革开放来压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已经就开始发难了，89年他对导报的处理，对钦本立的态度，实际上跟他对学生的态度是一致的。所以他在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时说，他同情64学生，应该讲是一种很虚伪的表演。(http://www.dajiyuan.com)

5/3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