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中共"运动学生"
以下资料来自于柏杨先生的《柏杨回忆录》，触目惊心，扼腕嗟叹
两天后，人民解放军堂堂皇皇进入北京，街上挤满了人群，一半以上是大学生，当然也有小市民，可是他们跟站在两旁看热闹的国军的残兵败将一样，脸上充满了疑惧。那绝对不是一个万人空巷以迎王师的场面，但却是年轻学生们长久盼望的日子。他们在街头兴奋的奔跑，扭着秧歌，还在旁边用口琴斯斯文文的伴奏（秧歌是东北农村插秧时的民间简陋舞蹈，跳起来时，你说它有多丑，它就有多丑，那是一个绝对上不了台面的舞蹈）。可是，共产党既然提倡它，它就成为青年们的光环，很多学生乘着还没有涂掉国徽的国军十轮大卡车，在街上奔驰高歌。
就在东单，突然间一个国军少校军官在马路上把鱼贯而进的车队拦下，抓住驾驶座右座的两个大学生，一面哭，一面咒骂：
「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今天还这个样子的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为会放过你们。」
那位少校已经失去理智，一边哭，一边骂，一边殴打，一时间全街都呆住了。最后还是他的同伴把他强制架走，才没有惹下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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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珍贵照片】1948年国统区的游行、抗议、示威
西大师生举行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
学生声援教授罢教,包围了中央银行桂林分行，并将银行的门牌改为“种殃银行”
1947年5月20日北平爆发“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影响遍及全国60个大中城市。
反内战，要民主”的示威大游行
1946年4月，陶行知离开重庆到上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向国民政府展开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他在工厂、学校、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余次。图为6月23日，他在上海北站欢送人民代表赴南京请愿的大会上向南京国民政府喊话：“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伪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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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
一、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的三大浪潮
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的第一大浪潮，始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後。其时，中共在苏俄命令下，破坏北伐、叛变国民革命、意在武装颠覆初获统一的中华民国，已经整整三年；其时，离苏俄为维护沙俄在我国东北的特权而大规模侵略我国，也已经两年整；其时，自中东路战争爆发起即受命斯大林而决策“武装保卫苏联”的中共，已经逞之不及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叛乱。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华民国政府军正在对武装叛乱的中共进行第三次围剿。然而，事变爆发当天，中华民国政府军就不得不停止了围剿，蒋介石本人亦不得不於第二天就离开江西前线，回京处理日事。因此，中共不仅欢呼“冲破了第三次围剿的伟大胜利”，中共临时中央竟立即根据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全会《关於中国共产党任务决议案》，於九月二十日发出了《由於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即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案》。这个在国难当头却以服从俄命而拟订的《紧急任务案》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反对苏联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彼时“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中共领袖甚至认为正在遭遇日本侵略的“中国所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兴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腐朽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斗争”；并称，“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於是，中共再一次决策了“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制定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的计划，决定在“抗日救亡”的口号下，“组织工人罢工、发动学生游行。”由是，在中共城市地下组织的策划下，学潮顿起，暴乱益生，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年轻学生，不仅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游行示威，高喊“中华苏维动埃国万岁”的口号，而且一波波地奔向南京，冲砸政府机关，捣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砸毁《中央日报》，并包围国民政府数日而不散。
鉴於寇深祸重和大多数青年学生怀有一腔爱国热情，当时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先生，乃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亲自走出国民政府，与包围了国民政府的年轻学生进行了平等对话，同样以一腔热血化解了学生的怒火和误解。遂使得学生和平散去。嗣後，虽然“有背景、有预谋、有组织”的学生，又再一次集中南京再度包围国民政府，冲砸政府机关，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也只是将学生临时收押於陆军军官学校和其他学校，并迅速地和安全地将他们逐一遣散，使之各归故里。中共运动学生的第一波浪潮，遂归於平伏。
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的第二次浪潮，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由於新沙皇俄国日益感到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威胁，斯大林遂改变了要求各国共产党颠覆本国政府的命令，转而命令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要和本国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抗法西斯侵略，以继续“武装保卫苏联”。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立即遵命，并在斯大林的亲自批准下，於莫斯科发表了八一宣言，首次提出了“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的口号。“从未想到抗日这样一个救命圈”（张国焘语）的中共国内逃亡者们，在获悉了苏俄命令和八一宣言的消息之後，立即召开了瓦窑堡会议，迅速指示其城市地下组织发动一场“抗日救亡”运动。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遂策划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後又与北平学联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和组织一次‘抗日救亡’运动”。这便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政治背景。用中共今天的话来说，中共是这次“学生运动”的黑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八日，中共又策动它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书全国工人，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声援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六年春，中共北方局继续发动北平学生与少数上层知识分子，成立了由中共掌握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进一步掀起了华北“抗日救亡”的高潮。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於华北策划成立了“革命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作为中共的外围组织。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策动“北平学联”改名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五月，又在上海策划成立了“全国学生救国会”，学潮遂由此而迭起，中共地下组织亦由此而得以扩展。一场完全是为了救中共而非救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横行在国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并由是而制造了极大的和连续的混乱、动乱及暴乱。 然而，中华民国政府、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却没有镇压中共的学生和“群众”运动，更没有屠杀中共的学生和“群众”。用中共党史专家的话来说，中共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却“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刀、棍棒和水笼，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後来沿着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深入到工厂、特别是深入到农村和革命队伍中去，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其中许多人成了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在为中共窃据的上海文化界，中共地下党还利用中华民国政府所给予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策划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十二月十七日，又策划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完全按照苏俄与中共的口径发表宣言，提出“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虽然发表“告国人书”，明确指出“上海爱国救亡运动”是“共产党的阴谋”，并且证据确凿。但是，为中共一手操纵，并享有新闻、言论、结社之充分自由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竟立即发表“对中宣部告国人书辩证”，公开攻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诬蔑”，甚至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诬蔑，竟联络二十余省六十多救亡团体，以继续策划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实际上却在国难深重的历史时刻在国民政府已经领导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和正在积极准备全面抗战的情形下，为中共乘乱图存，制造了全国性的动乱、混乱甚至是暴乱。後来，国民政府虽在忍无可忍之下拘捕也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所谓七君子，但不久便因为抗战的全面爆发，而释放了他们。这便是国民党反对派对中共运动上海文化界的“镇压”，和中共上海文化界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有力反击。此事若有可能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国大陆，矗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将家破人亡。
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的第三大浪潮，是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国共内战期间。历史的事实是，中共虽然在日本投降当天就已经借抢夺“受降权”发动了内战，但直至他们在内战中获胜，竟自始自终地在“国统区”坚持策动不知真相的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反内战”。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在对上海局的指示中，就已经交待任务说：“要保存力量，以便将来进行民主运动。”中共党人张执一在他後来的《回忆录》中亦说：“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之後，一方面继续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作隐蔽精干、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打算；一方面继续领导蒋管区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反对美帝的斗争。”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当中共在内战中战况不利时，中共上海局就在中共中央上述指示下，策动和组织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赴南京请愿，“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和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这个运动的总指挥，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负责人和後来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曾在题为“三个月总结”的对党内指示中，一方面指示说，“今後数月，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时期，必须实行全党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从根本上转变军事形势”，“要再歼灭敌人二十五个旅。”对发动内战和狠打内战供认不讳；另一方面毛又指示说，“全党必须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而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其重心就是策动和发动群众“反内战”。因为，就在双十协定刚刚签订，毛泽东刚刚回到延安就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全面进攻的命令时，中共就同时命令它的地下党策动了一九四五年年底的昆明学生运动。它的口号就是“反内战与要和平”。嗣後的一二一学生反内战运动乃是这场运动的高潮。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即：“一二一运动，就是为开辟这条战线而吹响的第一声号角和点燃的第一堆烈火。”此後自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中共由蓄意策划沈崇事件所发动起来的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则在“性质、规模、影响和作用方面与历次学生运动相比，不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蒋斗争中，仅次於人民解放军。”至於一九四七年由中共一手策划和领导的“红五月”学生运动，因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特别是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学生运动，又把“经济斗争、生活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规模也从小型的分散的斗争集中为全国性的反美、反蒋的斗争”，从而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新起点。”
诚然，这些“学生运动”都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和有黑手的。借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就是“它都是在党中央、上海局的指导之下，由中共南京市委具体领导的”。更有党史专家们说，“它们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
诚然，这样的学生运动，自然使中共兴奋不已。因为，後来曾用机关枪和坦克车来屠杀北京学生群众的中共，在那个时候，却把有背景、有阴谋和真正“有黑手”的“反内战”学生运动，当作了他们发动内战的“第二条战线”。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於蒋管区的斗争方针的指示电”就曾指示说：“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更在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文章中称：“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对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页的注释则这样地评述道：“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有了新的高涨，逐步形成为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於是，中共党史专家乃对中共发动内战的“第二条战线”的作用，兴奋地评价说：“一是从政治上打败了蒋介石；二是从军事上间接配合了第一条战线作战；三是从组织上为革命和建设准备了大批骨干；四是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战役的军事斗争。”
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的领袖们一手导演，和由单纯的青年学生们热情上演的“第二条战线”，就是这样地为中共发动内战和打内战，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马功劳。一九八九年当中共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在北京屠城之後，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对他的後人说：“当年，我们这些北大的学生天天三菜一汤，白面馍馍吃得饱饱的，可是吃饱了便跟着地下党上街去，‘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国民党也不曾开枪打我们。今天想起来，实在是令我无地自容。”（姑隐其名——作者）
事实正是如此，正处在内战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并没有用ＡＫ４７冲锋枪对这些吃饱了便要跟着他的敌人上街去“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的学生，施以疯狂的扫射，更没有因为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而制造了对他们作战的“第二条战线”，便用坦克车和装甲车来进行血腥的辗压。
(节选自:辛灏年<现代中国学生运动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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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被中共屠杀的学生
装甲车强行开进广场时死亡。北京市民围在尸体旁发誓要向共军讨回公道
含着眼泪﹐学生们撤离广场(六四凌晨五时)
六四早上共军在长安街上扫射，市民英勇抵抗。照片中可见数位市民中弹躺在长安街上，其他人在抢救伤员。
共军清理现场，毁尸灭迹
金尧如老临终遗言
金尧如于2004年1月18日凌晨四时三十三分因肺衰竭病逝于加州大学尔湾医学院，临终时向他的儿女们写下感人的诗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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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老党员：深刻悼念－始悟中共不是中国人
作者：金尧如
我一路看，一路流着眼流，直到天光，直到电视结束。我想起抗日战争期间，我接受中共的领导，指示，在福建和上海等地先后策动过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为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为求中国民主自由，我们也奋不顾身。但是当年中华民国都只用警棍和水龙头来对付我们。我们没有死过一个人。现在想来，这倒要比共产党政权对待中国人好得多了。
“六四”那晚， 看完电视， 天已破晓。 坐在身边的小女儿问我: “爸爸， 你是中共的老党员， 你现在还要不要这个党啊 ?” 我一听， 热泪又夺眶而出。 我断然回答她: “你问得对， 问得好! 你提醒我应立即作出决择。 好， 我告诉你， 我不要这个党了。 我老了， 跟这个党近半个世纪了， 应该离开这个党， 走向‘新生’的大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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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悼念"六四"始悟中共不是中国人
发言人: 金尧如, on 6/4/2001 4:59:00 PM
中共打压以至扼杀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其所使用最厉害的武器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共领导人对中华民国政府，对全世界念念有词: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台湾当局只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 两岸才能进行谈判和平统一。按中共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办事，就是要中华民国“自我了断"， 向中共和平投降， 俯首称臣。 如此而己，那还有什幺要谈判的?!
中共第三代核心江泽民则要把“一个中国"原则这个妙计发挥到极点。 他曾在一九九九年发表其所谓“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八点建议中，甚至说，只要台湾当局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什幺都可以谈，包括“谈判诘束两岸敌对状态”。最近中共江核心又前进了一大步， 他们说， 只要台湾当局承认“一个中国" 原则， 那什幺都好谈了!"
不错， 如果台湾中华民国自废国号， 承认台湾是中共国土， 和平投降， 那样， 既己再也不存在两岸敌对状态和"特殊的两国关系" 。对中共而言那还有什幺可谈不可谈， 好谈不好谈的呢?
到这几天己进入十二年前的大陆“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期间，我忽然想起当年那千百万的全中国大专学校学生，退休的和在职的，党政军各级干部，广大的工人群众和许多城市居民，他们起而参加示威游行，投入了向中共党政领导人要求民主自由、反对贪污化的改革运动时，难道他们曾经公告全国他们不承认“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原则吗?难道他们曾经宣布他们“不是中国人"吗? 中国党政领导人为什幺不肯同他们谈，而且摆出一副铁硬的态度， 什幺都不可谈， 什幺都不好谈! 这是为什幺?
看当年上街请愿的全国千百万人民群众， 正因为他们爱中国， 爱人民， 因此向中国的执政党－－中共及其政府提出要求:一、 实现其革命时期对中国人民的承诺: 民主与自由， 取代其现行的专制和独裁: 二、实现其“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谋幸福"的誓愿， 取代其“贪污腐败"，“掠夺公产"，“饿死人民"的亡国之逆行。 他们既没有动刀枪， 舞棍棒， 掷石头， 丢鸡蛋， 他们只不过游行请愿， 喊喊口号， 希望中共的党和政府听听他们的愿望和意见， 同他们有个沟通， 有个议论， 有个答案。
谁知道邓小平、李鹏等中共党和政府领导人就是不同他们谈，反说他们是动乱。 总之， 你对中共的党和政府有责难， 有意见， 有要求， 即使也有期望， 中共就认为你是反共等，你就不是中国人!
所以，当几十万北京和来自全中国各地的大、中学以及和北京当地干部， 工人和市民从五月中起在天安门广场上或绝食卧地， 或从旁卫护， 或坐地支持， 中共党和政府一些统导人为邓小平、李鹏、陈希同之类便肯定背后有外国势力， 台湾特务等等在支持， 策动和利用。 目的是破坏中国的稳定， 巅覆中国的政府。 这些大专学生， 工人和市民便不是中国人， 于是悍然宣布北京实行军事戒严， 最后用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和千百辆坦克和战车杀进天安门广场。 这就是“六四屠杀”， 所谓“镇压反革命暴乱”!
“六四”那一天， 从白日到黑夜， 我在香港住家厅上， 坐在电视机对面，看见几十万中共解放军从北京郊区六部口杀进城来， 前头是千百辆坦克战车开路， 向街道两边开始扫射， 也向街道两边楼宇扫射， 更多的是向正前方扫射。 大军过后， 街道两边多处堆积着学生， 工人， 市民的尸体。 然后又有他们杀入天安门广场， 用坦克车把广场上的帐篷一个个， 一行行， 推倒， 只是我们看不见帐蓬里有没有绝食的学生。 但我听到一片哭声和呼喊声!
我一路看， 一路流着眼流， 直到天光， 直到电视结束。 我想起抗日战争期间， 我接受中邓小平的领导， 指示， 在福建和上海等地先后策动过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 为求民族解放， 国家独立， 为求中国民主自由， 我们也奋不顾身。 但是当年中华民国都只用警棍和水龙头来对付我们。 我们没有死过一个人。 现在想来， 这倒要比共产党政权对待中国人好得多了。
“六四”那晚， 看完电视， 天已破晓。 坐在身边的小女儿问我: “爸爸， 你是中共的老党员， 你现在还要不要这个党啊 ?” 我一听， 热泪又夺眶而出。 我断然回答她: “你问得对， 问得好! 你提醒我应立即作出决择。 好， 我告诉你， 我不要这个党了。 我老了， 跟这个党近半个世纪了， 应该离开这个党， 走向‘新生’的大路。 ”
现在， 我高兴我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请看六七千万“法轮功”人， 他们有谁说过自己不是中国人。 然而， 一到天安门广场上坐而请愿， 江泽民下令把他们打的打， 抓的抓， 而且又咬死他们是“外国势力策动和利用的邪教”!
今天， 我从“六四屠杀”想起中共的言行， 恰恰看清楚他们不是中国人， 而是“外来势力”。 毛泽东说过， 死了上天去见马克思报告工作。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教戒全党：“搞改革，不能忘了马列老祖宗”。
（来自：中国事务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