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3个月时间里，一场50年一遇的特大旱灾持续袭击了中国中部和北部，持续时间之长、受旱范围之广、程度之重为历史罕见。本报记者沿着母亲河黄河繁衍的足迹，实地探访中原大地的兰考、民权、睢县三地，揭示大旱之下，那些更为令人担忧的现实。
持续百日的干旱，中原大地一片焦渴 图/本报记者 王轶庶
连鸡也渴得厉害，见到水就扑上去
兰考县，无奈的农民手捧枯死的麦苗。
马路上经常看见拖着水管的农民。
2月7日，2300多发炮弹终于在河南上空换来百日大旱后的首场降雨，但雾气般的水粒却矫柔得仅够湿润空气。当天下午，“首雨”的喜悦在兰考县东坝头村村民李国强心头坚持了不到1个小时，就被另一种更深的焦虑代替。
在过去3个月时间里，一场50年一遇的特大旱灾持续袭击了中国中部和北部15个省市区，8个冬麦主产区（河北、山西、安徽、河南、江苏、山东、陕西、甘肃）首当其冲，1.3亿亩耕地受灾，几占中国冬麦种植面积的一半。“能活下一半就不错了。 ”55岁的李国强站在草茬地般的麦田里，脚尖扒拉着枯叶，干涩呛鼻的沙土扑面而来。
“国家的投资都在大江大河的治理上，反而忽略了对农民最密切相关的沟塘渠。”农业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说。
消失的青山碧波
“那时候湖面宽得像大海。”
然而，灌溉设施的落后欠账还不是惟一的问题。
从兰考沿黄河故道往南60公里，就是民权县。黄河曾在这里流淌过700年，现在却没有多少水的气息。
虽然从兰考引进的黄河水沿着故道遗址化作涓涓细流滋润这里，但民权县所属的商丘市仍属重度缺水地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八分之一。
2月8日下午，在喝了二两白酒后，54岁的林七乡王小庄村村民霍新安喷着热气钻进被窝，埋怨起这糟糕的天气。
屋外是旱已见底的林七水库。村里的田就在对岸，往年这个时候，坡上早已是一片青翠，现在却如一堆杂草。两天前，由于水位过低，急于灌溉的村民们硬是从湖边抽出一滩粘稠的黑泥水。
“商丘境内5个水库已有4个处于死水位。”河南省商丘市水利局引黄管理办公室主任高岩说，“剩余总库容还不足设计容量的1/10。”
在中国多数地区，区域总水量的持续减少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对拥有四百多座缺水城市的中国来说，危机尤为迫近。
上一次对旱灾的记忆是在1994年。那一年春夏秋接连闹旱，林七水库的水面一下子退后了半里路，霍新安来回折腾地提灌，最后也没保住那几亩薄田。现在旱灾更胜当年，但他却老了，还受了伤。像一个无心恋战的士兵，霍新安雇人浇了一回水，也不去督工，只求心安。
“那时候湖面宽得像大海。”霍新安怀念以前青山碧波的日子，虽然这个简单的愿望正不断受到挑战。根据当地水文资料现实，由于缺少入境水，商丘大部分河道基本常年干枯，而且过度开采地下水，耕地沙化和地表下陷日益严重。加上人为的围湖圈地，林七水库面积减少近一半。
也就是说，即使不发生旱灾，水资源枯竭也是一个难逃的宿命。
而被商丘视为救命稻草的“客水”黄河，现在也是自身难保。全球变暖已经让喜马拉雅山脉冰川以超过了过去300年的10倍的速度融化，而且全国还有超过八成的冰川加入到这一行列来。这意味着，不仅是黄河，长江、嘉陵江等重要水系都面临着逐渐枯萎的命运。
“沿途各地用水量又只增不减。”高岩说。按照最新录得的数据，虽然兰考引黄入水口已满负荷运作，但经过沿途分流，到60公里外的林七水库，水量已为零。
林七水库的命运只是一个很小的缩影。中国每年平均有20个天然湖泊在地图上被抹去，半个世纪来累计已有1000多个。这些消失的水体资源，又会报复性地催生更多的极端气候现象，如1998年的长江洪灾。
不能浇灌的水
这条时常漂浮着泡沫、拖鞋、食物残渣和商品包装的排污渠，对麦苗来说无疑是一剂毒药。
远离黄河，往南进入豫东平原腹地，水的问题却以另一种方式严峻起来----水体污染正侵蚀着本已贫瘠的水资源，进一步恶化浇灌环境。
位于睢县惠济河两岸的农民就深深受困于此。这条仅长191公里的淮河支流，经豫东5县后入安徽。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平均每10公里就有1座大型制药厂或造纸厂的污染密度，让它变成一条粘稠恶臭的黑色沟渠。
睢县朱庄就是位于沿岸一座普通的村庄，在与惠济河共存的日子里，后者除了污染嗅觉和地下水源外，并无他用。“夏天的时候，一里地外都能闻见。”64岁的村民安志强坐在院子里说，他身旁的水井已经抽不出水。由于过分依赖地下水灌溉，井内水位已严重下降。
有些胆子大点的村民开始想起用河水。这是个冒险的尝试，这条时常漂浮着泡沫、拖鞋、食物残渣和商品包装的排污渠，对麦苗来说无疑是一剂毒药。“反正不死也得害病。”安志强说。在河南、安徽两省，毒死家禽、引发癌症等事件经本地媒体报道后，惠济河变得臭名远扬。
安志强年轻时关于惠济河的记忆非常美好，可以游泳、洗衣服甚至可以直接饮用。而现在，想要找到一条这样的河无疑是一种奢侈。在现在一些饱受旱灾肆虐的乡村，喝完地下水后，人们开始用漂白粉过滤山涧河水饮用。“水资源利用不合理，水体污染，已经成为加重旱情的两大因素。”环保咨询专家马军说。作为重灾区的河南，则两者齐备----人均拥有水资源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5，且近一半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已不适合使用。而在全国范围内，七大水系已有三成失去使用功能，连农业灌溉都不行。“这些都把环境推向一个崩溃的边缘。”马军说，“我们将逐渐丧失应有的抗灾能力。”
一个近似“临急抱佛脚”的计划正在实行。为改变水质并适应抗旱，惠济河上游正引用大量的黄河水冲洗河床。此举的效果快捷且明显，河水从墨黑变成淡棕色，垃圾也少了很多，一些沿岸农民开始提水灌溉。“总比什么也不做好。”一位朱庄村民说。
“最幸福的事”
弃田打工成了不少精打细算者的首选。
1970年代初，安志强也曾热火朝天地在这里抗过旱。那时候他负责开生产队里的大功率水泵，用直径3米多的大水管把河水送往下辖的6个自然村。田地里，劳动号子响彻天边，场面壮观。
除了河边一条斑驳的红砖渠，安志强的记忆已成为过去。虽然同是抗灾，但不同年代的解决方式又不一样。“现在各买各的泵，各浇各的田。”安志强说，“人心凑不到一块了。”
“凑一块”是他前段时间的设想，他找了一些乡亲，商量能否大家凑钱买个大水泵，像生产队那时一样分水到田。讨论倒是很激烈，但是却没了下文。再找他们的时候，有人说他准备出去打工，有人说已经买了农具，有人嫌钱太多……“众口难调，老一套不管用了。”
在邻近的村庄，另外一些人也在实施着他们的抗灾试验。有些村装了“井井通”，水管直接拉到各家田地，刷卡就能取电灌溉浇水；一些在外有所成就的企业家也赶回家乡，捐款并参与抗旱。
随着浇水次数的增多，人们又被新的问题困扰----浇灌成本。井水水位不断下降，耗油量也不断增大，一些村民已暂停了浇麦。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油钱砸进去了，但不知道能救活多少。
一些村民算过账，按一亩地浇两次来算，加上其他成本，每亩地要二百多块，已经占了一亩收成的一半，而且还要在不减产的理想状态下。
所以，弃田打工成了不少精打细算者的首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