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名中国人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前举行静坐抗议活动，要求俄罗斯方面就新星号遇难船员赔偿事宜给予答复。俄使馆称将会就此进行调查。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官员3月18日在北京证实，当日早晨8点45分左右，几十名中国人在在俄大使馆南门大门前举行了集会抗议活动，后被中共警方驱散。
有俄媒体最先报道说，这些中国人是希望前往俄罗斯打工，在抗议无法获得俄罗斯签证，但随后该消息被否认，在俄罗斯大使馆前静坐抗议的30多名中国人大部分是山东人，很多是日前在远东被俄罗斯边防舰艇炮击沉的"新星"号货轮遇难船员家属，其中多数为女性，要求俄罗斯方面就赔偿事宜给予答复。
据俄媒体报道说：在抗议活动过程中，一些参加者手里拿着尺寸并不大的"还我儿子"的标语。在使馆附近警察试图劝阻示威者离开无效之后，北京方面调来了武装警察，在大约1个小时之后驱散了示威人群。
俄罗斯外交部官员就此事件表示说：虽然此次非法示威已经被驱散，但目前俄罗斯驻华大使馆方面仍在就此事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此前本台曾报道了关于中国货船"新星号"被俄罗斯军舰开火击沉，导致7名船员遇难的消息。俄罗斯方面随后就此事件宣布说，该货船非法越境，责任在中国船方。但中国船主之后发表声明对此否认，证实俄方开火发生在公海。目前双方仍在各说各话。
俄方击沉中国货船事件被曝光之后在中国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馆网站随后遭到黑客攻击，网站上被改写为谴责俄方的内容。
此外，一些独立中文媒体也发表文章指责北京当局反应态度过于迟缓、低调。有评论指出，相对于此前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导致三名中国人死亡事件后煽动民族情绪的做法，中共此次极力低调处理的方式显示，当局仍将其政治利益摆放在高于公民利益的位置。(自由亚洲电台)
“新星”号幸存船员：要为死去的兄弟讨个说法
来源：南方新闻网
俄罗斯军舰为何要炮击新星号？8名船员是怎么遇难的？俄方将怎样给予赔偿？中共政府应该怎么做？近一个月过去了，这一切都还是谜团
2月25日，宋进（左）等3名中国船员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归来
荣成市俚岛镇庄上宋家村。
春天的北风吹得呼呼响，宋进他妈抓了一把糖果，塞给邻居。两个人唠起来，邻居对他妈说：这是好事，回来就是好事。
宋进家这几天都很热闹，先是一大群记者等着宋进回来，后来亲戚们陆续来看宋进。亲戚们提着十几元一瓶的好酒，酒桌上二舅却哭起来，“咱来了，还没见着外甥。”宋进他妈劝他别哭，说不会骗他，外甥没有受伤，人好着。
二舅酒喝多了，一边擦眼泪一边说起宋进的事，“这都是上帝的安排，是前世积的德，要是他上了第一个筏子，他也就去了。他不与人家争，后面上船，才保了一条命。这都是上帝安排，上帝的安排……”
宋进他爸不信这些，说：“上帝在哪，上帝能安排什么？这是命运。”
宋进今年30岁了，一出船就是一两年，做海员4年，才回家3次。家人指望着这次回来娶个媳妇，上回回来相了几回亲，但没娶成。可遇上这样的事，钱没赚到，媳妇怕都保不住了。
二舅是个实在人，他说，“古代人说，有路不登舟，有钱谁会干船上那辛苦活？还不是为钱服务么，这是个金钱社会。”
宋进家的房子有100多年的历史，是宋进曾祖父修建的，到他父亲辈重修了一次。家里共两间房，自家人住都显得拥挤。早些年，当地农村时兴买城市户口，宋进他爸也花2000元给儿子买个城市户口，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城市户口没用，农村没有地，连宅基地都分不到。荣成市的房子均价要3000多一平米，买了房子，媳妇就好娶了。
船员们起初准备起用救生艇，后来发现救生艇底部到处是子弹窟窿，根本不能用。他们只好用救生筏。救生筏在甲板的左右两边各一个，与救生艇不同，救生筏没有动力系统，只能靠人力划桨和风力漂移。这时他们并不紧张，显得很有秩序。
宋进和船员们先放下了右边的救生筏，救生筏掉入水中，筏篷自动撑开，宋进在甲板上将绳子拉了拉，让救生筏处于靠近船边的最适合登筏的位置，7个中国人和一个印尼人先登上了第一个救生筏，等待他们的是前方的俄军172号舰艇，当时他们处于上风位置，筏子顺风漂流便可靠近俄舰。
一个船员割断绳索，筏子开始按预定的方向顺风漂流。这时，宋进向甲板左边走去，大约有15米的距离，他准备放下另一个救生筏，但他发现印尼船员已经放下，于是他又回到这边取梯子。时间急，他们将梯子拉上来，来不及折叠，抬着长长的梯子往另一边走。
这时，他回头看了一眼，第一个救生筏就要靠近俄舰，他觉得他们获救了。
第二个救生筏遇到了很大困难，风一个劲地将它往大船边上吹，贴住了船体，救生筏有时还往后漂移。情况非常危急，如果救生筏继续往后移，碰上了螺旋桨，就可能被划破，他们就只能弃筏逃生。而如果大船沉没速度加快，因船体下沉引起的漩涡也可能会吞没救生筏。
俄方用英语喊话，说营救船只离他们很近，让他们沿船体前移。千钧一发之际，船员们用救生的桨抵住大船，一步一步将救生筏往前撑。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他们终于离开了即将沉没的大船，靠近了俄舰。
他们得救了。一个俄国士兵将他们从甲板带到了下一层的餐厅。餐厅就他们8个人，两个服务员从厨房走出来，她们用手势告诉他们，第一个救生筏上的3个船员跳海了，游泳，冻死了。
宋进和其他船员们都觉得难以置信，因为他们觉得出现危险的应该是他们，而不应该是第一个救生筏上的兄弟。
在餐厅坐了几分钟，他们被带到了会议室。俄方船长来了，他先做了一个打枪的手势，然后用手势比划着告诉他们，3个船员跳海死了，5个船员被救上来后冻死了。
他们想问问对方细节，但语言不通，只能用表情说话，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在会议室，服务员送来了咖啡、点心、热水、面包和毛巾被，船长和大副正冻得不行，将湿衣服脱下来，裹着毛巾被。几名俄方人员轮流看守着他们，离他们远远的，也不说话。
半夜，船抛锚了。灯也熄了，会议室里有宋进、李广超和刘峰3个中国人，他们躺在会议室的椅子上休息，却睡不着，他们想不明白第一个救生筏7个兄弟怎么会出事。
“战争”
时间再向前推到2009年1月下旬。
宋进跑了3年船，却是第一次在俄罗斯港口停靠。到过俄罗斯港口的中国船员都对俄罗斯边防军公开索贿记忆犹新，而这次他却没有遇到。
一切显得很正常。1月29日，船停靠俄罗斯纳霍德卡港口后，收货方代理人开始进行货检，宋进也在现场。“大米上铺了一层纸，因为泰国和俄罗斯的温差，纸上的水珠已汇聚成了小水洼。检验人员将试管里的一种液体滴入水洼，水的颜色没有改变，这意味着没有海水。除了少数几袋大米外，大多数地方和货舱内壁水分检测颜色都没有变。”
起初三四天，5000吨大米差不多卸完了。宋进像以往一样，到一个港口，若不值班就下船转悠，吃饭的时候回船上。
在货物将近卸完那天，宋进听说对方提出货物质量不合格，要求赔偿。新星号货轮似乎被无限期停靠在港口，以前卸货物都不过几天，但这次竟然一天、两天、三天…一直等了十多天。
这对船务公司来说损失是致命的，本来受经济危机影响，承运费已经低得可怜，每等待一天就要多支出高达上万美元的港口停靠费和船员工资。虽然，对宋进来说无所谓，因为只要船舶还在国外航行，他的工资照拿不误。
2月11日，船员们听说第二天船将要离港，对方货运代理人将海员证和登陆证收了回去，在俄罗斯边防管理处办好手续后将海员证发了回来。12日中午，一名俄罗斯领航员将新星号带到抛锚地停留。宋进以自己以往的经验判断，这些手续办完了，船也就可以远航了。
次日凌晨，他接到船长的起航命令。事后据俄方称，新星号尚未办完手续就擅自离港，有人指责船长拿生命开玩笑，也有传言水手长（属于最低等的船员之一）是船舶管理公司某领导的亲戚，是他要求船长起航。记者采访宋进时，公司人员恰好打来电话，宋进对此问题这样回答，“没有颁发水手长任命证书，船上肯定是船长负责。”
第二天一早，俄罗斯军舰追了上来。俄罗斯军舰速度快得多，但船体小，如果新星号不停下，他们无法强行拦截。宋进称，他们的船是以每小时9海里的速度航行，而至于当时是否处于公海位置至今仍争执不清。
上午11点左右，“突、突、突…”海上响起了急促的枪声，子弹打在船上嘣嘣响，宋进正在睡梦中，他被枪声惊醒了，还以为是空调发生故障，马上，他发现不是。正在休息的船员们马上穿好救生衣，三五成群地躲在生活区的角落里。
船长也不例外，吓得躲在角落不敢动。厨师已经做好了中饭，但是大多数船员根本没心思吃饭，宋进吃了一点，就去换班去了，当天12时至16时是他值班。宋进本是一名普通机工，也即船上最低等的船员之一，但在这艘船上，他被提拔、代替行使二管的职责。
在船上，全权负责的是船长；之后是大副和一管，分别属于甲板部和轮机部；次之为二副和二管。宋进的职位在船上不算小，但因为证书级别不够，只是代理行使职权，工资仍然不高。宋进也不敢长时间待在机舱，担心俄军击中油柜，那样“想跑都来不及了”，船仍然没有停，他隔一段时间就下机舱察看一次。
枪炮声断断续续持续了3个多小时。下午2时，海上雾浓，俄方停止了炮击。下午4时余，炮声再次响起，宋进觉得炮击的声音比上午要大得多，他刚刚下班，还以为俄军不再开火，正在房间玩电脑。听到炮声后，他丢下电脑，又炮到洗衣房躲了起来。
下午6时左右，船长命令将船往回开，俄军停止了炮击，他们也知道俄军不会继续炮击，厨师开始做晚饭，比平时晚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
淘金梦
庄上宋家村是俚岛镇的穷村，镇上其他的村，要么靠海，要么有山，他们村什么也没有，村里人靠手艺和打工为生。
当地人把船员叫做“跑船的”，也有人称为“渔花子”。村里几个“跑船的”都是做最普通的水手（甲板部）或机工（轮机部），这种船员没什么文化知识，在船上处于底层，只需经简单培训就可上岗。
宋进出来跑船那几年是当地这个行业最红火的时候，那时各种中介公司走村串户，打听有无年轻人愿意跑船。他们向农民讲述淘金的美梦，吸引年轻人加入。城里的中介在乡村寻找下一级中介，只要介绍一个人，就可获得高达一两千的介绍费。
这些打着中介名义的经纪人中，不少是骗子，有些农民辛辛苦苦将全部的积蓄交给中介公司，后来却发现公司失踪了，或是培训之后上的船是非法船只。宋家村的不少年轻人渴望出海挣大钱，有些拿不出钱，有些拿得出钱却担心受骗。
宋进做出出海的决定不容易，那时他已经26岁了。如果不是淘金梦的吸引，他大概至今仍在县城一家机电厂上班，拿着一千多块的工资，还有养老保险。一次意外的操作失误让他烦了，决心辞职下海。
宋进至今对自己当初辞职毫不后悔，仍然觉得“在厂里干的那些年有些虚度时光”。30岁的宋进还没有结婚，他本指望跑几年船，挣一笔钱，在县城买个房子，再娶妻生子。
对老船员来说，婚姻生活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危机。一位65岁的荣成老船员孤苦伶仃地躺在病床，他59岁时与并未共同生活多长时间的老伴离了婚，而今子女也从未来病房看过他，他反复对记者念叨一句话，“两地生活要不得，老来苦。”他的同事中，有4个人60岁左右离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