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名带来恶运
─再谈中共的姓名政治学
老毛这个家夥，喜欢拿人家的名字做文章。初次见面，介绍了名字之后，他往往先把人家的名字掰来拆去、东拉西扯地胡哨几句，其中免不了牛头不对马嘴地显摆一点儿历史典故。于是乎，那些一则没有读过什么书、二则见到毛就已经心中存了对皇恩浩荡的无尽感激的臣民，一面愈发诚惶诚恐地口称“万岁”，一面又喜出望外地发现“他老人家”原来这样“平易近人”。现在中国出版了很多有价值和没有价值的种种回忆录，其中涉及毛的当然不少。那里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故事，这里就不去一一列举了。
“任重”与“得志”
这说明，毛确实喜欢琢磨人家的名字，形成了某种习惯。如同我们上个月所谈的，他从人的名字中找出一些东西来，他迷信那些东西。就是已经很熟悉的人了，在某个特殊场合，毛也喜欢拿人家的名字做做文章。文革前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那个时候是全国最年轻的省委第一书记之一，还不到五十岁，一度很得老毛的赏识。有一次，毛对王说，“王任重，王任重，你任重道远啊。”周围那些头头脑脑们，愈发认为毛对王任重恩宠有加，很可能会把王任重培养为接班人之一的。
文革期间，山东是造反派夺权比较早的省市之一，这样造反起家的省革委会第一把手叫王效禹。他本来是省委机关的一个小干部，多年受压，一下子蹿了起来，当时还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济南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大长那些靠造反来夺权升官的人的志气。于是，山东局势一度很乱。不几天，这个王效禹就被北京抛弃了，老毛要军队出来控制局面。措施之一，是让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兼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把原来的第二政委袁升平提拔为第一政委。这两位，都是解放军的老战将了。尤其是杨得志，早在红军时期就甚有名气，国共内战时期更以“三杨”著称，就是杨成武、杨得志、杨勇，都是能征善战的。可是，杨得志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却也未见大用。而同是“三杨”之一的杨成武，文革初期已经取代罗瑞卿当上代理总参谋长（杨得志要等到一九八零年代，在又一个代理总参谋长、并同属“三杨”的杨勇死了之后，才有机会出任总参谋长──此是后话）。所以，宣布济南军区人事变动的时候，老毛召见杨、袁，见面就分别指着他二位说：怎么样？这次你算“得志” 了吧？你也“升平”了嘛！
顺便插一句，杨成武这个名字，毛一度也颇为欣赏。文革初期，毛泽东检阅红卫兵，陪在吉普车上毛的前后的，就是杨成武和汪东兴。毛还得意地说：我们是“成武”、“东兴”啊。你别说，这四个字，还真可以看作毛这一生权力道路的甚好诠释。
“作皇”与“得华”
当然，“有人漏夜赶科场，有人辞官归故乡”，这是官场常态。毛的时代，科场也不用赶，辞官的事是没有的，但这个道理还是一样的，那就是：有人一心一意往上爬，有人则就栽下来了。老毛喜欢拿人家的名字做文章，本来其中就蕴含了一种居高临下、戏弄别人的“帝王加流氓”的心态，对那些权力场中败在他手下的倒霉蛋们，那就更要显示他的居高，也更要肆无忌惮地戏弄了。国共内战期间，蒋介石就被共产党叫做“蒋该死”（那应该是湖南人读“蒋介石”三个字的发音吧？）；文革那个时候，大标语写“打倒刘少奇”，那个“奇”字都往往把上面的“大”字扭曲地写在左面，和“可”字凑在一起像个“狗”字。这都是毛式的无聊伎俩。
“无聊”是个很可怕的东西，它没有底线、没有规矩；掌握了巨大权力的组织或者人物，像共产党和毛泽东，它那个“无聊”就更可怕了。“无聊”这个词，字面上解释，就是“没得可说”。毛对于他的政敌的指控，也经常这样让人无言。比如说，文革第一号敌人刘少奇，拿不上台面的罪状之一，是他少年的时候名字叫做 “刘作皇”。我当年还是识字不久的小孩子，一见到这个揭发和批判，真是目瞪口呆，心想：这个刘少奇，居然还真的是从小就有“篡党夺权”的野心！多少年来，我一直怀疑，怎么会这么巧？现在知道了，刘少奇原名刘绍选，字渭璜，上学的时候他登记的名字是“刘渭璜”。后来又改成了“卫黄”，说是保卫炎黄子孙、振兴中华民族的意思。这当然是现在出版的官方资料的说法。刘少奇有三个哥哥，其三哥刘绍达，字作衡。这里有个“作”字。想像当年老毛读到刘少奇的个人档案时，有没有这样联想：那刘少奇也可以字“作璜”啊，这“作璜”其实就谐音“作皇”的！于是心里有了疙瘩，那也是不奇怪的。
作这样的推想，并不是没有根据。早在打倒刘少奇之前，另外一位被老毛无情打倒的当年战友、中共开国领袖彭德怀，史有记载，他早年的名字，在这个过程中是帮助坏了事的。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向来（至少是到一九六九年之前）善于揣摩老毛心思的林彪，批判彭德怀“非常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很大”，特意提到彭德怀早年用名“彭得华”，说可见彭的野心就是要得到整个中华。这样推罪，毛肯定是听得进去的。
其实，彭德怀的原名，应该是“彭德华”。他们兄弟几个的名字，都是“彭Ｘ华”──比如说，他的二弟叫彭金华。“渭璜”、“德华”，都是正儿八经的传统名字，蕴含好意，可是，经不起老毛的无聊琢磨。到了政治上要你老命的时候，你穿开裆裤的时候用的学名，也完全可以是你的罪状，而且是罪大恶极的“谋反”之最的自供状。文革时的年轻人，往往名曰“卫东”，那真是拿准了老毛喜欢琢磨人的名字的迷信和癖好，真真合乎中共“姓名政治学”的政治正确原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