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崔健与许巍、唐朝、二手玫瑰乐队和老狼、水木年华乐队一起参加一场名为“新影响之上海双摇（谣）”的摇滚乐、民谣演唱会。“我们有了机会就要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存在。在北京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对于上海能够批准这场演唱会，连演唱会的策划人黄燎原都觉得意外。
和青年时期相比，人到中年的崔健渐渐发胖，看上去变得随和。他对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也变得友善和客气。只有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40岁的中年人依然保持了他的尖锐和敏感。
在崔健看来，与1990年代相比较，中国摇滚乐面对的困难更多了：社会和商业的双重压力、摇滚乐创作存在的问题、现场演出受到的限制、进入电视的障碍，还有体制的弊病、盗版、媚俗文化、行业内的毒品问题和江湖气息……
城里人不如农村人明白
记者：在新专辑《农村包围城市》里，你想表达什么主题？
崔健：专辑的名字现在还没有定下来，这首歌的名字比较适合新专辑的整体精神，所以先暂时这么定了。主题也没法说太多，特别专业的人能够感觉到我要做什么，但我很难准确表达，谁也不可能把音乐的东西用语言说清楚。我觉得这种解释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音乐就是音乐。
记者：新专辑里有《农村包围城市》和《暂住证》等几首歌，从这些歌名来看，你仍然保持了对现实发言的立场。
崔健：我一直在呐喊。在某种程度上，城里人还不如农村人明白。实际上城里人有很多毛病，歌词里说“见到领导就跟个孙儿似的”，见到农村人“就像个大干部似的”，我想以这种角度表现一种黑色的东西。
记者：你承认在《无能的力量》上犯了错误，错在哪呢？
崔健：由于我太较劲了，在制作上犯了一些错误。比如说配戏太板了，音效后期做得还不够细致。那时候我对电子音乐比较感兴趣，比较追求原始的东西，所以录音也是在家庭录音室进行，叫外行人也能听出家庭味。别人说我偏离了音乐主要的方向，其实我没有妥协，很多人觉得《无能的力量》音响效果不尽如人意，但并不是作品的问题。我个人对这批作品挺满意，在演唱会上特别愿意演唱这些歌。
《农村包围城市》这张专辑在音质上能弥补一下上个专辑的错误。这张专辑可能在某些人眼里会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精神可以说是一样的。
记者：有人说你是中国摇滚乐手中“最硬的一块石头”。
崔健：我的批判是因为我的恐惧。恐惧这种东西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不舒服的，它在现实中大量存在，所以人们不愿意面对它，往往会把它自我阉割掉。摇滚乐不愿被阉割，摇滚乐在战胜恐惧之后能产生出一种力量、一种智慧来。摇滚乐首先要面对的是针对自己的这种开放，你们有的恐惧我们没有，这就是摇滚乐。
有的人愿意永远去抒情，有的人却愿意永远寻找现实，表现力量。人的眼睛应该直视社会问题。现在有些人是闭着一只眼睛，另外那只什么都不看。他们觉得生活挺好，够了，挺幸福。我们做音乐的人正相反，我们要发现，要力量。这种压抑和恐惧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要把这种恐惧表现出来。
别拿吃瘪多少当变化
记者：明年，你将和乌多合作演音乐剧，你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崔健：《大西洋故事》是一个很开放的音乐剧，我以嘉宾形式出现。乌多到中国来发展，对中国人来说比较陌生，他们愿意找人引介，对他们来说好像我比较合适。他没来过中国，也不说中文，对中国的理解停留在朋友的介绍上，我希望通过我的音乐能让他了解中国。
记者：你的音乐能够代表中国吗？
崔健：一部分吧。我不可能完全代表中国。很多人会说中国艺术很丰富，历史很悠久，文化很多元化。但如果你常去西方，就会发现西方对中国的概念并不是这样：你们还有摇滚乐啊？你们还是一夫多妻吧？他们甚至不知道中国首都在哪儿。但他们来中国以后都会觉得很意外———中国已经这么开放了？
作为中国的年轻人，能够用国际的方法、用摇滚乐的方式介绍中国，我觉得是很荣幸的事。现在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的，中国人到底怎么想，中国人到底怎么看自己的生活，怎么样面对西方的文化？我希望通过音乐尽可能多地介绍中国人的想法，表现中国年轻人的生活状态。
记者：有人说：崔健的音乐在歌词上面保持了一贯的力量，但越来越不重视旋律，没有以前那样琅琅上口了。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你的音乐现在不够流行的原因，你怎么看？
崔健：恰恰相反，节奏音乐有可能马上就会在中国发展起来。旋律是一种情绪，它不如节奏那样扎实，那样接近现实，那么有力量。我们前两天在北京搞了一场演出，有旋律的音乐并没有赢得掌声，而节奏在现场有非常强烈的反应。我上次到上海旅游节演出，在大街上，许多听众是过路的，所以我选择的全都是老歌。结果有些听众很不满，他们希望听到我的新歌。有些人没有听过这些新歌，我想他们开始听可能没有什么反应，听到第三次第四次，他们会觉得节奏更有味道。
记者：从《红旗下的蛋》、《无能的力量》到《农村包围城市》，现在你的音乐似乎不像以前那样得到听众的认同了，社会反响也不如“新长征”时代那样热烈，你觉得问题在哪里？
崔健：我觉得没有必要解释，因为当时《红旗下的蛋》刚出来的时候，有些我特别尊重的人却听不懂我的音乐，他们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诋毁，他们根本不希望看到一个人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把艺术家的作品当作是自己的消遣，为自己服务，他们并不尊重对方，而且还充满了恶意，说话很难听，还有一些人身攻击的东西。所以这是中国摇滚乐面临更多的一面。怎样坚持自己，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而不是去改变自己。而且我觉得创作和销售上是两回事，我创作上是没有让步的。
记者：这几年你在现场演出，听众要求你唱老歌，你想给大家唱新歌。你怎么看待这个矛盾？
崔健：人们喜欢老家具，老家具没有污染。还有老家具本身有比较精华的东西。观众是冲我名来的，对我来说是亲人的关系。所以我演奏的时候，都唱一些老歌。
有一个观点我特别不同意，好像我写完《一无所有》以后，后面的很多歌就不应该再多写了，人生必须创造，社会必须给予创造本身更健康的动力，“一招鲜吃遍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应该不断地向自我挑战。
记者：大家注意到你穿上西服了，越来越能说，注意到你发胖了……似乎人们更怀念过去那个朴素穿旧军装的崔健，你怎么看自己的这些变化？
崔健：不要老说这种变化，不要把一个人的瘪，多吃一点，少吃一点，作为一种变化。我们每个人经历十几年的变化，肯定不一样了。在那个时候，也有人这么说，该换套衣服了吧，怎么还穿军服，怎么还穿中山装？一些歌迷希望我一辈子不改变，认为我代表一种朴素的理想，但那是他们的理解而已。我们每个人的出生地，受的文化教育的理解，都不一样，我们的生存环境不一样，怎么可能要求我永远不变化呢？
有些人根本不理解我的音乐表达的是什么，对此，我无能为力，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必须要用文字的东西去解释。另外，现在唱片市场演出市场不如那个时候好。不说不行，必须得说。不管是发泄还是呼吁，都是真心话，为摇滚乐争取更多的地位，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怎么样说我都可以。用俗话说，我的艺术观就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被轰炸的一代
记者：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人不再接受摇滚乐呢？是不是时代变了？
崔健：如果他是不喜欢听摇滚乐我能够接受这个现实，但实际上很多人并不是不喜欢摇滚乐，而是因为目前的文化环境和音乐环境存在问题。
摇滚乐刚出来的时候正好是政治文化过渡到商业文化中间空白的那个阶段，大家完全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新东西，也都在积极地寻找新东西，所以摇滚乐一出来就被人接受了。但现在年轻人已经懒惰了，他们接受到的信息都是被选择的，他们都是被轰炸的，睁眼一看就是广告，打开收音机、电视机，全都是被人选择过的。
人只有一对耳朵，你每天平均听的时间也就有局限，你就这么多时间听音乐，你听了这个音乐就不听别的音乐，你以为这个是音乐，你听完了以后就没有兴趣再听别的了。
记者：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你批评摇滚乐的环境不理想，今天摇滚乐的环境是不是有了改善？
崔健：没有。现在摇滚乐仍然在地下，现在我们急需解决的是要往上走，回到公平的位置上。我想可能在北京、上海表面看起来是这样，但其他城市并不是这样的。比如没有摇滚乐活动场所，上海都很少有一个实打实的摇滚乐场所。如果有区别的话，当年有点像偷鸡摸狗，现在是在光天化日下，但不能说是光荣，在大型商业性演出里还是有偷鸡摸狗的感觉。
以前我做全国巡回演出带50多个人的演出团，还有音响灯光设备，现在带五六个人，顶多十个人，差多少？像以前那样单纯做音乐的，现在是不会再有了。现在请乐手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价格也在提高，那时候坐火车，现在坐飞机，开销也不一样了。加上摇滚乐没有真正公平的商业机会和环境，摇滚乐已经没有能力再雇用我们以前那样的团队了，这是一个很可怜的情况。
我希望电视向中国摇滚乐开放，演出审批向所有的艺术家开放，而且要保护创作人的权利。
记者：你刚才说了商业化的负作用，难道商业化没有给你和摇滚乐带来好处吗？
崔健：我个人觉得良好的商业运作就像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样，是完全有必要的。商业推广是一种形式，把自己的音乐让它传达到更多的地方，让更多的人接受。音乐市场就这么大，我们不进去别人就会来占领，我们应当进去，不管进入到什么地方。扩大自己的影响没有错误，抓住每一个机会。就像我的那首歌《投机分子》，原来的名字叫《摇滚游击队》，表现的是一种随时随地展示自己的精神。
我觉得我最想做的是表达我自己，我高高兴兴地唱歌、表演，观众也高高兴兴地听我的音乐，我能够公平地受到商业回报，这才是真正的商业，而不是包装，不是炒作。
很多人会因此觉得做摇滚乐光荣，因为他们做了好的音乐，就应该有好车和好房对他们进行鼓励，改变自己的生活，就像人们对待现在的文学艺术一样。能够比过去好，而且越来越好，而且会买到更好的房子买到更好的车。所以我的观点是从负到零的时候是不择手段，所以我们有真唱运动，有摇滚乐巡回演出。现在摇滚乐的演出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推广，它是一个解决生活的问题。
记者：摇滚乐视觉化、偶像化越来越重了，也越来越好看了，为什么创造力反而不如“中国火”时代了？是社会、环境、时代导致的变化，还是摇滚乐手们自身的问题？
崔健：视觉化的东西本身有很大的原因造成的，电视传播的能量远远大过十年、二十年前，视觉包装文化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电视传播有另外的特点，能够深入老百姓的家中，这是没有办法的。过去有广播，广播的影响在中国还没有真正进入商业社会，每一件事都期待，广播还没有被商业取代，中国广播电视媒体商业化是从电视开始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在重视电视的时候，保护纯粹的音乐环境。我希望有很多独立的电台，MTV、ChannelV某种程度应该是音乐广告的电视台，而不是真正音乐本身。真正的音乐不在MTV、不在ChannelV。在真正的演出现场里，才能真正体会到音乐的力量和魅力。
记者：在这个时代，“独立音乐”还有生命力吗？或者说，还有生存的空间吗？
崔健：赶紧加入真唱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这样的音乐就会有生存的空间。音乐的空间就那么大，摇滚乐不争取空间，别的音乐就会占据所有的空间，你就没空间了。就像演出，演出市场就那么大，你不占领人家占，人家占了人家有机会。
在目前的情况下，媒体能够拒绝拿红包，拒绝有偿新闻，拒绝发表没有真正艺术原则的文章，拒绝那些不是出于艺术初衷写的文章。媒体应该保证真实新闻，应该为读者负责。我以后要形成一种习惯，不拿红包的记者站前面，拿了红包的记者站后面，我应该先接受不拿红包的记者采访。
记者：你现在达到了你想要的境界了吗？
崔健：我觉得《一无所有》从一开始，绝对不是从零开始，横空出世，砸了一个坑，落地了。我觉得现在我是从空中返回到地上，必须面对现实生活。每一个人面对生活的问题、生存问题都不同，他解决生存的方式很有意义。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是我现在的音乐经常关注的一个焦点。
南方周末 2003-10-23
和青年时期相比，人到中年的崔健渐渐发胖，看上去变得随和。他对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也变得友善和客气。只有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40岁的中年人依然保持了他的尖锐和敏感。
在崔健看来，与1990年代相比较，中国摇滚乐面对的困难更多了：社会和商业的双重压力、摇滚乐创作存在的问题、现场演出受到的限制、进入电视的障碍，还有体制的弊病、盗版、媚俗文化、行业内的毒品问题和江湖气息……
城里人不如农村人明白
记者：在新专辑《农村包围城市》里，你想表达什么主题？
崔健：专辑的名字现在还没有定下来，这首歌的名字比较适合新专辑的整体精神，所以先暂时这么定了。主题也没法说太多，特别专业的人能够感觉到我要做什么，但我很难准确表达，谁也不可能把音乐的东西用语言说清楚。我觉得这种解释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音乐就是音乐。
记者：新专辑里有《农村包围城市》和《暂住证》等几首歌，从这些歌名来看，你仍然保持了对现实发言的立场。
崔健：我一直在呐喊。在某种程度上，城里人还不如农村人明白。实际上城里人有很多毛病，歌词里说“见到领导就跟个孙儿似的”，见到农村人“就像个大干部似的”，我想以这种角度表现一种黑色的东西。
记者：你承认在《无能的力量》上犯了错误，错在哪呢？
崔健：由于我太较劲了，在制作上犯了一些错误。比如说配戏太板了，音效后期做得还不够细致。那时候我对电子音乐比较感兴趣，比较追求原始的东西，所以录音也是在家庭录音室进行，叫外行人也能听出家庭味。别人说我偏离了音乐主要的方向，其实我没有妥协，很多人觉得《无能的力量》音响效果不尽如人意，但并不是作品的问题。我个人对这批作品挺满意，在演唱会上特别愿意演唱这些歌。
《农村包围城市》这张专辑在音质上能弥补一下上个专辑的错误。这张专辑可能在某些人眼里会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精神可以说是一样的。
记者：有人说你是中国摇滚乐手中“最硬的一块石头”。
崔健：我的批判是因为我的恐惧。恐惧这种东西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不舒服的，它在现实中大量存在，所以人们不愿意面对它，往往会把它自我阉割掉。摇滚乐不愿被阉割，摇滚乐在战胜恐惧之后能产生出一种力量、一种智慧来。摇滚乐首先要面对的是针对自己的这种开放，你们有的恐惧我们没有，这就是摇滚乐。
有的人愿意永远去抒情，有的人却愿意永远寻找现实，表现力量。人的眼睛应该直视社会问题。现在有些人是闭着一只眼睛，另外那只什么都不看。他们觉得生活挺好，够了，挺幸福。我们做音乐的人正相反，我们要发现，要力量。这种压抑和恐惧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要把这种恐惧表现出来。
别拿吃瘪多少当变化
记者：明年，你将和乌多合作演音乐剧，你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崔健：《大西洋故事》是一个很开放的音乐剧，我以嘉宾形式出现。乌多到中国来发展，对中国人来说比较陌生，他们愿意找人引介，对他们来说好像我比较合适。他没来过中国，也不说中文，对中国的理解停留在朋友的介绍上，我希望通过我的音乐能让他了解中国。
记者：你的音乐能够代表中国吗？
崔健：一部分吧。我不可能完全代表中国。很多人会说中国艺术很丰富，历史很悠久，文化很多元化。但如果你常去西方，就会发现西方对中国的概念并不是这样：你们还有摇滚乐啊？你们还是一夫多妻吧？他们甚至不知道中国首都在哪儿。但他们来中国以后都会觉得很意外———中国已经这么开放了？
作为中国的年轻人，能够用国际的方法、用摇滚乐的方式介绍中国，我觉得是很荣幸的事。现在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的，中国人到底怎么想，中国人到底怎么看自己的生活，怎么样面对西方的文化？我希望通过音乐尽可能多地介绍中国人的想法，表现中国年轻人的生活状态。
记者：有人说：崔健的音乐在歌词上面保持了一贯的力量，但越来越不重视旋律，没有以前那样琅琅上口了。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你的音乐现在不够流行的原因，你怎么看？
崔健：恰恰相反，节奏音乐有可能马上就会在中国发展起来。旋律是一种情绪，它不如节奏那样扎实，那样接近现实，那么有力量。我们前两天在北京搞了一场演出，有旋律的音乐并没有赢得掌声，而节奏在现场有非常强烈的反应。我上次到上海旅游节演出，在大街上，许多听众是过路的，所以我选择的全都是老歌。结果有些听众很不满，他们希望听到我的新歌。有些人没有听过这些新歌，我想他们开始听可能没有什么反应，听到第三次第四次，他们会觉得节奏更有味道。
记者：从《红旗下的蛋》、《无能的力量》到《农村包围城市》，现在你的音乐似乎不像以前那样得到听众的认同了，社会反响也不如“新长征”时代那样热烈，你觉得问题在哪里？
崔健：我觉得没有必要解释，因为当时《红旗下的蛋》刚出来的时候，有些我特别尊重的人却听不懂我的音乐，他们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诋毁，他们根本不希望看到一个人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把艺术家的作品当作是自己的消遣，为自己服务，他们并不尊重对方，而且还充满了恶意，说话很难听，还有一些人身攻击的东西。所以这是中国摇滚乐面临更多的一面。怎样坚持自己，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而不是去改变自己。而且我觉得创作和销售上是两回事，我创作上是没有让步的。
记者：这几年你在现场演出，听众要求你唱老歌，你想给大家唱新歌。你怎么看待这个矛盾？
崔健：人们喜欢老家具，老家具没有污染。还有老家具本身有比较精华的东西。观众是冲我名来的，对我来说是亲人的关系。所以我演奏的时候，都唱一些老歌。
有一个观点我特别不同意，好像我写完《一无所有》以后，后面的很多歌就不应该再多写了，人生必须创造，社会必须给予创造本身更健康的动力，“一招鲜吃遍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应该不断地向自我挑战。
记者：大家注意到你穿上西服了，越来越能说，注意到你发胖了……似乎人们更怀念过去那个朴素穿旧军装的崔健，你怎么看自己的这些变化？
崔健：不要老说这种变化，不要把一个人的瘪，多吃一点，少吃一点，作为一种变化。我们每个人经历十几年的变化，肯定不一样了。在那个时候，也有人这么说，该换套衣服了吧，怎么还穿军服，怎么还穿中山装？一些歌迷希望我一辈子不改变，认为我代表一种朴素的理想，但那是他们的理解而已。我们每个人的出生地，受的文化教育的理解，都不一样，我们的生存环境不一样，怎么可能要求我永远不变化呢？
有些人根本不理解我的音乐表达的是什么，对此，我无能为力，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必须要用文字的东西去解释。另外，现在唱片市场演出市场不如那个时候好。不说不行，必须得说。不管是发泄还是呼吁，都是真心话，为摇滚乐争取更多的地位，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怎么样说我都可以。用俗话说，我的艺术观就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被轰炸的一代
记者：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人不再接受摇滚乐呢？是不是时代变了？
崔健：如果他是不喜欢听摇滚乐我能够接受这个现实，但实际上很多人并不是不喜欢摇滚乐，而是因为目前的文化环境和音乐环境存在问题。
摇滚乐刚出来的时候正好是政治文化过渡到商业文化中间空白的那个阶段，大家完全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新东西，也都在积极地寻找新东西，所以摇滚乐一出来就被人接受了。但现在年轻人已经懒惰了，他们接受到的信息都是被选择的，他们都是被轰炸的，睁眼一看就是广告，打开收音机、电视机，全都是被人选择过的。
人只有一对耳朵，你每天平均听的时间也就有局限，你就这么多时间听音乐，你听了这个音乐就不听别的音乐，你以为这个是音乐，你听完了以后就没有兴趣再听别的了。
记者：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你批评摇滚乐的环境不理想，今天摇滚乐的环境是不是有了改善？
崔健：没有。现在摇滚乐仍然在地下，现在我们急需解决的是要往上走，回到公平的位置上。我想可能在北京、上海表面看起来是这样，但其他城市并不是这样的。比如没有摇滚乐活动场所，上海都很少有一个实打实的摇滚乐场所。如果有区别的话，当年有点像偷鸡摸狗，现在是在光天化日下，但不能说是光荣，在大型商业性演出里还是有偷鸡摸狗的感觉。
以前我做全国巡回演出带50多个人的演出团，还有音响灯光设备，现在带五六个人，顶多十个人，差多少？像以前那样单纯做音乐的，现在是不会再有了。现在请乐手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价格也在提高，那时候坐火车，现在坐飞机，开销也不一样了。加上摇滚乐没有真正公平的商业机会和环境，摇滚乐已经没有能力再雇用我们以前那样的团队了，这是一个很可怜的情况。
我希望电视向中国摇滚乐开放，演出审批向所有的艺术家开放，而且要保护创作人的权利。
记者：你刚才说了商业化的负作用，难道商业化没有给你和摇滚乐带来好处吗？
崔健：我个人觉得良好的商业运作就像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样，是完全有必要的。商业推广是一种形式，把自己的音乐让它传达到更多的地方，让更多的人接受。音乐市场就这么大，我们不进去别人就会来占领，我们应当进去，不管进入到什么地方。扩大自己的影响没有错误，抓住每一个机会。就像我的那首歌《投机分子》，原来的名字叫《摇滚游击队》，表现的是一种随时随地展示自己的精神。
我觉得我最想做的是表达我自己，我高高兴兴地唱歌、表演，观众也高高兴兴地听我的音乐，我能够公平地受到商业回报，这才是真正的商业，而不是包装，不是炒作。
很多人会因此觉得做摇滚乐光荣，因为他们做了好的音乐，就应该有好车和好房对他们进行鼓励，改变自己的生活，就像人们对待现在的文学艺术一样。能够比过去好，而且越来越好，而且会买到更好的房子买到更好的车。所以我的观点是从负到零的时候是不择手段，所以我们有真唱运动，有摇滚乐巡回演出。现在摇滚乐的演出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推广，它是一个解决生活的问题。
记者：摇滚乐视觉化、偶像化越来越重了，也越来越好看了，为什么创造力反而不如“中国火”时代了？是社会、环境、时代导致的变化，还是摇滚乐手们自身的问题？
崔健：视觉化的东西本身有很大的原因造成的，电视传播的能量远远大过十年、二十年前，视觉包装文化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电视传播有另外的特点，能够深入老百姓的家中，这是没有办法的。过去有广播，广播的影响在中国还没有真正进入商业社会，每一件事都期待，广播还没有被商业取代，中国广播电视媒体商业化是从电视开始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在重视电视的时候，保护纯粹的音乐环境。我希望有很多独立的电台，MTV、ChannelV某种程度应该是音乐广告的电视台，而不是真正音乐本身。真正的音乐不在MTV、不在ChannelV。在真正的演出现场里，才能真正体会到音乐的力量和魅力。
记者：在这个时代，“独立音乐”还有生命力吗？或者说，还有生存的空间吗？
崔健：赶紧加入真唱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这样的音乐就会有生存的空间。音乐的空间就那么大，摇滚乐不争取空间，别的音乐就会占据所有的空间，你就没空间了。就像演出，演出市场就那么大，你不占领人家占，人家占了人家有机会。
在目前的情况下，媒体能够拒绝拿红包，拒绝有偿新闻，拒绝发表没有真正艺术原则的文章，拒绝那些不是出于艺术初衷写的文章。媒体应该保证真实新闻，应该为读者负责。我以后要形成一种习惯，不拿红包的记者站前面，拿了红包的记者站后面，我应该先接受不拿红包的记者采访。
记者：你现在达到了你想要的境界了吗？
崔健：我觉得《一无所有》从一开始，绝对不是从零开始，横空出世，砸了一个坑，落地了。我觉得现在我是从空中返回到地上，必须面对现实生活。每一个人面对生活的问题、生存问题都不同，他解决生存的方式很有意义。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是我现在的音乐经常关注的一个焦点。
南方周末 2003-1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