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安门母亲中，学者出身的徐珏属另一类型。从六四失去儿子那天开始，就与当局正面相对，以各种方式抗议，请律师要跟军方打官司，向最高人民法院入状告李鹏，挺身指证军方使用国际公约禁用的开花弹。她的勇敢，获得天安门母亲们敬重。
    徐珏曾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执着于事业，若不是六四，她也许会成为当红学者。但六四的子弹夺去了她 20岁儿子吴向东的生命。悲痛欲绝的她，不顾解放军要抢尸体毁迹的警告，当着满街荷枪实弹戒严军人的面，送儿子遗体去火化，为儿子立碑，碑上直书“死于 1989年 6月 4日”。
    
    
    骑车为子招魂
    大屠杀刚过的北京，一片恐怖，戒严军人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虎视眈眈，民众稍有不慎，随时可能招来子弹，但徐珏不怕，儿子遇难头七天，她穿着黑衣，骑着黑单车，在儿子遇害的东单到木樨地一段长安街来回骑行，为儿子亡灵招魂，也是对当局的控告。徐曾多方延请律师，要跟军方打官司，虽然未果，却激励其他受害者。六四 10周年时，徐与天安门母亲们一道，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起诉状，控告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李鹏在六四大屠杀中犯下反人类罪行，她还挺身提供证词，指证军方在大屠杀时，使用了违反国际公约的开花弹，震惊外界。
    
    
    公然挑战警方
    有一年，她与丈夫去给儿子扫墓，进地铁后，地铁却迟迟不开，直到看到警察在车厢搜索他们，她才明白，是跟踪他们的警察跟丢了，要找回他们。她愤怒地大声说：“我的儿子在六四被打死了，我们去给儿子扫墓，警察停车要找我们！”满车人对她们夫妻充满了敬意，有人还对她们说“保重！”
    儿子遇难 6年后，丈夫也离开了她。那一年的六四，她去扫墓时，更做出大胆的挑战：骑着黑单车，穿着黑衣服，载着鲜花和祭品，挂着分别写着“六月雪，六四英魂游长安”和“孤母泪，爱子洒血夫相随”的标语。她骑着“灵车”在长安街慢行，前后左右都是警车“护送”，引来满街目光，她说：“我最宝贵的都失去了，还有甚么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