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7日，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五周年之际，一部前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所著、“谨以此书祭赵紫阳同志逝世五周年”的《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经近十年保密封存，终于在港台出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台湾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
赵紫阳批邓小平：保护家族利益催生腐败
杜导正日记披露，赵紫阳认为，邓小平是革命家，改革派，是现实主义者，又是当前中共利益的坚定的维护者。“我和耀邦都是拉大旗作虎皮，没有老爷子的令箭，当时要改革是寸步难行。当时高层中、元老中，保守势力很强大。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没有合法的反对党，大家就只好在一个党内搞内斗，还要靠一个太上皇来压住阵脚。”赵紫阳直言，邓小平的改革有底线，一是不能触动老一辈革命家和他们子女的利益，二是马克思毛泽东的旗帜不能倒。所以只准许搞经济改革，政改不动。用旧的政体保护特权，用马克思毛泽东旗帜以示合法。这是邓的局限性，为腐败设立了温床。“邓制定了刑不上大夫的规矩，又家长式地指定两代接班人，接班人在上层没有人事基础，权威不够，就要用特权腐败来拉帮结派，掌控人事。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彻底反腐呢？邓种下了祸根，后人浇水施肥，搞到现在树大根深，盘根错节，后人想改也难。”另外，在杜导正的日记里，赵紫阳关于反腐败、新生官僚资本阶层、实施联邦制、以言治罪、媒体管理、政治体制改革、新左派思潮、六四事件……等议题都有详尽表述。以下节选自2015年3月19日纵览中国网站，作者杜导正、赵紫阳，原题为《出版：道出许多赵紫阳不为人知的秘密》。
赵紫阳：我看此人（指江泽民）无大志
——赵紫阳说，“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引自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一日杜导正日记）
——赵紫阳说，“反腐败，当局看来未研究清楚便下了决心。你反腐败，无具体措施跟上，行吗？南朝鲜是高级官员的所有财产及财产来源，别人都可以查，我们呢？该是让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组成小组，怀疑谁，查谁。查后，如真正违法，那就严格执法；查不出来，那你向民众说清楚”；“现在这个搞法仍是惩治几个人，譬如惩治几个部长、省长的，不解决问题。因为人民现在的不满、意见，不是几个部长、几个省长，而是怀疑你整体的领导干部”；“这么做下去，吊高了人民的胃口，我们办不到，人民更加失望！”；“说来说去，是我们经济开放，或经济自由、经济市场化，但我们的上层建筑又老一套……”（引自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二日杜导正日记）
——谈到中央与地方关系，他（赵紫阳）说：如实行联邦制可能是个好办法，例如澳大利亚的办法，美国的办法。国防、外交，权在中央，别的交地方去办。这样，许多矛盾解决了！中国几千年大一统的办法，看来带来许多问题！（引自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杜导正日记）
——说到腐败，他（赵紫阳）说，第一，现在我党的腐败，是经济放开，政治改革长期滞后的必然结果，必然产物。这不是作风问题，思想问题，而是制度问题；第二、腐败的主题内容是官吏尤其高干子女、亲戚、朋友、藉高干手中的权力，钻权钱之间出现的空子，暴发起来。暴发起来后，钱来得容易，便会无度挥霍；第三、这叫做新生官僚资本阶级，总之是一层人，一批人，是个阶层吧！他们勾在一起；第四、这种力量与广大人民之间，形成对抗性关系，对抗性矛盾。广大人民将他们看做革命对象，有一日可能爆发剧烈的斗争；第五、结局也可能是，官僚资本家暴发了，但广大人民生活也还改善了，生活过得去，于是人民容忍了，以后这矛盾淡化了。（引自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三日杜导正日记）
——他（赵紫阳）还说，全国人大是橡皮图章，政协是摆设，这是因为邓在。邓是一种权威，大家听的。权威，是在许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是我封你是权威，你便是权威！邓走，权威不存在了，消失了，那时，谁听谁的！乔（石）就不一定听江的。（引自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六日杜导正日记）
——赵紫阳说，“中国要反封建，要政治体制改革，要建设一个民主政治国家，这一目标，多数人看法一样，无分歧，问题在怎样达到这一目标，由此岸到达彼岸，这个路子怎么走？这条路非走不可的。台湾走了，走得比较成功；韩国走了，也较成功。泰国走了，马来西亚马哈蒂尔走了。印度尼西亚不走，在群众运动中，苏哈托下台了，引起动乱，目前，在痛苦中挣扎，看来也在向这个目标走。世界上到今日，发达国家这一套，还是比较成功的，还未出现能超过它的政治模式。因此，世界要走这条路，这是大趋势！中国呢？现在当局不想走这条路，抵抗这条路，但在国际上，中国又不得不随大流，不得不应付。内部呢，加紧控制，是“外松内紧”，想顶住这民主大潮但又顶不住，只好且战且退！这么下去，自然是危险的。”（引自二零零零年八月六日杜导正日记）
——赵紫阳说，主动改革，社会进步；被动改革会导致革命。因为被动的结果，使改革的负面、困难、问题增多。譬如国企工人失业，如果早十年就这么做，不会产生今日这么多下岗工人。国企财产被干部掏空了，瓜分了，资不抵债。国家为救济失业工人，从社会其它阶层上缴的税利中，挖出一块来救济他们。贫富悬殊，工人失业，农民收入呈滞后现象，社会治安不好，诸多抱怨、愤怒，一起爆发，难办。（引自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七日杜导正日记）
——赵说，我个人认为，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是要堵住政治体制改革的嘴。就是说，我——中共当然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人民长远利益。这是为一党专政制造理论根据。我看此人（指江泽民）无大志，“三个代表”不可能像你所想的那样，要抛弃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看罢，过一段，又要讲阶级斗争、专政了。他（指江泽民）在上海说，接受前两个总书记的教训，我的方针是“应付”。（引自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二日杜导正日记）
——昨晚田纪云约我（杜导正）谈话，我与明儿赴约。田说了许多，要点：一、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征求意见稿上提不少意见。看来，引起胡锦涛的重视，派办公厅副主任张，带许多礼物送田。田说，“八一”后想与胡面谈一下，张答应，不成问题。看来“八一”后田能与胡就“十七大”与有关问题面谈一次。二、田提的意见，一个是坚定地沿改革开放路线走，绝不动摇；二是党中央要让人们说话，敢让人说话，不以言治罪；三是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具体硬措施，不能这么抽象，如乡镇直选，越南选中央主席都差额了；再一个是农民承包的土地权再延长。三、新闻媒体管理工作意见，田那条尖锐意见，老伴给田扣下了，未送上去，说要田附扎实材料上去！四、赵紫阳“大院回忆”一文在《炎黄春秋》发表后，国内外震动大。但当局抓不住任何一点点毛病，“XXX想下手，没下成，因为没理由。我田纪云，他不敢下手。你杜导正，也像外报说的，没有理由，也下不了手”。（引自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日杜导正日记）
赵紫阳的谈话（记录稿）
1989六四事件
当年要求开枪镇压态度最坚决的是李鹏，陈希同，不在位的老人中是王震，邓小平是最后阶段才下决心的。可是他们都不愿出头，当然要我这个总书记，军委副主席下令开枪。为了他们的特权，由我来当历史罪人，这是血债呀，我哪有那么煳涂！从根本上讲，我就是反对开枪的。看我不从，一定要把我拿下来。宁肯丢官坐牢，我也不能下令开枪。
我是绝不后悔，绝不检查检讨。如果你开枪是问心无愧，为什么不愿年轻一代人知道这件事，你们是干了一件好事，就要宣传十年二十年的。
我现在也不抱希望重新评价六四和给我恢复名誉，但相信这是迟早的事。现在领导班子里没有人有这个认识，有这个能力和魄力；没有历史责任感，民族责任感，使命感。更多的领导人越来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放手让老婆孩子利用自己的影响经商捞钱，不限制，说是为了稳定。不内疚，不自责，还心安理得。
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找不到替罪羊，又怨不到老天爷，反正不认错，硬说有必要，如57年反右。
直到1979年，22年后仅仅承认反右扩大化，先定调不许给几个人平反，以示有必要。冤枉几十万人，扩大十万倍，再加上亲属，那就是几十万倍呀，几百万人受歧视。把那几个人当年说的话拿出来让大家评论一下，人家说的还是很中肯的。再有就是我们党从来不道歉。1949年以来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家破人亡，人财两空，数以百万计，从来不对受害人说一声对不起，最多是公开平反，还要人家感谢你。更多的是不了了之。这样就伟大光荣正确了。
上面说，没有六四开枪，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大发展。我说没有开枪镇压，今天的发展会更迅速，更全面，更健康，更有持久性，人民的觉悟更高。镇压后为了平民怨，只能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转移民众视线。经济是发展挺快，但是代价是太大了，这个代价何时能还完？
贪污腐败大面积扩散并向纵深发展，水陆空严重污染，自然资源杀鸡取卵似的开采，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过度依靠加工出口这种廉价密集劳动力的生产方式，贫富差别加大。中国人民有吃苦耐劳，忍受长期艰苦工作生活的能力，但还能持续多久？领导人心安理得？更为严重的是共产党的说教在人民心中，在广大干部心中已经被抛弃了，只是在表面上还维持着。这不是思想教育问题，是事实教育问题。自上而下说一套做一套，大家也只好口是心非，谁不这样谁倒霉。大家更信的是权和钱，为了这两样，寡廉鲜耻都无所谓。
清朝末期腐败，继而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日本入侵，再内战，可是我们中国人的良心，道德仍在，是非曲直一清二楚，直到1989年都没变。89年开枪，历史上哪个政权敢下这种毒手。结果怎样，人们的灵魂正在被腐蚀。这是最严重的，最难治理的污染，这才叫精神污染。
不许别的党派代表人民利益理说不过去就用枪杆子维护
我们这个党很难说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当年中共成立时起领导作用的有几个工人？都是读书人。那个年代工人都不识字，怎能明白马克思主义。是读书人要改变中国，觉得马克思主义有道理，列宁又成功地领导工人阶级取得了革命胜利，于是中国的知识份子便用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和经验鼓动工人闹革命。时间不长都失败了......
我们可以想一想，抗日时期有过工人领导的反日活动吗？日本人来了，工人照样干活吃饭。解放战争时也没有工人阶级组织反蒋斗争。解放后，是共产党内的知识份子和军队里的农民骨干分子掌握了各级政权，但仍是给工人戴上领导阶级的高帽子。他们根本没有决策权，反而在我党推行一系列错误路线政策时起推波助澜作用。如过早实行，反右。
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饿死几千万人，工人阶级没能给予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粮，有副食供应，有布票，保证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工人更是利用对象，参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宣队管大学，批判斗争和迫害知识份子。文革中的武斗，工人参与的更是不少。1975年镇压天安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首钢的工人充当了急先锋。
再说今天吧，工人是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工，在各种事物上没有发言权，对不公正现象，对腐败无能为力，眼睁睁看着集体或国有资产被权势人物瓜分，没办法。自己还要面临欠薪，失业的威胁。
我们的党不是工人党，不是农民党，也不是知识份子党。像西方那样也行，不管叫什么名称，都不重要，是历史名词，都声称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中共也声称代表了最广大人民利益，但是不许别的党派代表人民利益，你要想代表人民利益就得入我这个党。这个理说不过去，只能用枪杆子维护。
我们这个党现在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它是想在不触动核心集团的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照顾更多人的利益。更多人的利益也分多少层，核心集团之后就是各级党政干部，国营民营企业管理层，公务员，高级知识份子，靠后的是工人，农民垫底。利益不够分时，下层就没有了，有时还要被剥夺走已经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