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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兵变+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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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中共历史上的政变成功者。1977年8月1日,华国锋(图中)、叶剑英(左一)、邓小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军五十周年招待会上。

现在权贵集团各派之间矛盾的尖锐程度,往往甚于他们和人民群众之间矛盾的尖锐程度。“黑箱操作”是在正常情况下他们互斗的方式。但在特殊情况下,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否就会突破“黑箱”的框框而变成“非常规方式”的斗争。

“停滞时期”“精神病院”兴旺

比较1953年斯大林死后前苏联历史的分期和1976年毛泽东死后中国厉史的分期,发现颇有相似之处:1)从 1953年斯大林死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延续11年。这在前苏联历史上是相对自由化时期。而从1976年毛泽东死到1989年的六四,在中国厉史上也是一个相对自由化时期,延续13年。这二者的时段相差不大。

2)从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厉经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到1985年契尔年科去世戈尔巴乔夫上台延续21 年。这在前苏联历史上被称为“停滞时期”。而在中国从1989年的六四事件到今年2009年在中国的政治史上也可称为“停滞(甚至倒退)时期”,延续20 年。不仅两国的“停滞时期”时段(21 年和20年)相当,而且两国在这两个“停滞时期”还有一个惊人的相似点,即“精神病院”兴旺。其实这个根源很明显:即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的大规模镇压乃至大屠杀已经不适用了,但是又不能不镇压异议人士和人民的反抗。于是精神病院就“应运而生”了。

谁都知道2009年将是中国历史上决定命运的一年。这一年的1/3(1至4月)已经过去了。这前4个月民主与专政之间战争的基本情况是:人民的反抗仍然此起彼伏,但没有遍地开花。看来全民反抗运动的策源地应该仍是西南诸省。例如贵州省恶性事件频发(甕安,德江和习水等),同时贵州省的民运也比较活跃。

另一方面,2009年开始以来,中共高层内部的斗争则呈日趋激化之势。国内外形势似乎不容许这个斗争缓和下去。有趣的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还出现了孙东东和成龙两个“拍马屁拍到马脚上”的闹剧。其实孙成两人对于形势的认识远不如权贵集团自身对于形势的认识深刻:我们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你们还要添乱挤进来干什么?那就对不起,把你们抛出来,说这是你们的言论自由,我们不于评论。让人民群众攻击你们,正好转移转移矛盾方向。

民主方面不应只把孙成事件看成笑话,而应由此引出更广泛的思路:在历史转折时期,出现的投机分子是多种多样的。是否有可能出现比孙成二人更聪明的投机分子呢?现在权贵集团各派之间矛盾的尖锐程度,往往甚于他们和人民群众之间矛盾的尖锐程度。“黑箱操作”是在正常情况下他们互斗的方式。但在特殊情况下,如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到对某一或某些派别性命攸关时,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否就会突破“黑箱”的框框而变成“非常规方式”的斗争呢?这种“非常规方式”的最高形式就是政变。就现在看,政变可能发生于两种情况:

地方诸侯问鼎中央或宫廷政变

一是地方诸侯问鼎中央或宫廷政变在前苏共历史上有过三次宫廷政变。前两次是针对赫鲁晓夫的:1957年的六月全会莫洛托夫等谋划推翻赫鲁晓夫未果和1964年10月全会苏斯洛夫等推翻了赫鲁晓夫。第三次是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以亚纳耶夫为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企图推翻戈尔巴乔夫未果。在中共厉史上,也有过两次另立党中央的事件:一是长征中张国焘另立党中央,另一是1971年林彪曾计划逃往广州另立党中央。这些事例加上目前党内形势(中央和上海,中央和广东之间的紧张关系人所共知),难道一定不会发展到某一方用“非常规方式”解决吗?有一些有趣的苗头也值得注意,例如薄熙来不久前在重庆说上访民众是政府官员的衣食父母,要善待他们。这不是在争取民心和北京大抓访民的作法唱对台戏吗?当然,没有当上政治局常委的薄熙来之心是路人皆知的,但这也证明在这种历史转折的年头,投机分子是多种多样的。

二是党军关系中共一直强调“党指挥枪”,那末也应让几个军头参加国家决策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从第9届的五人(林彪是军人)增加到第16——17届的9人,反而一个军头也没有了。那个不伦不类的管公安的周永康反而是一个常委。即使对于一个专制政体来说,这也是不合理和不正常的。中共中央实际上是把军队当作橡皮胶似的捏来捏去,难道军人们都是傻子吗?是的,你给他们涨工资了,士兵涨50%,将军涨20%.士兵们现在每月得1,000元,吃穿住在部队,这1,000元干攒或寄回家。当3——5年兵之后,攒个5——6万元的,够买工作(据我所知,在一个小县城当上警察也得拿出10万元)或取媳妇吗?何况他们的老大哥(退伍军人们)的遭遇正摆在他们前面哩!至于军头们,他们根本不在乎涨那20%的薪俸,他们要的是权!一旦南海问题紧张,党军两方在某些问题上,例如以对外用兵(维护国家利益)为主,还是以对内用兵(镇压人民)为主,能完全一致吗?你把军队弄急眼了,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呢?在中共厉史上有过两次军事政变的例子。一是1971年林彪没有搞成,因为那时军人听毛泽东的不听林彪的。二是1976年10月6日叶剑英和华国锋一举催毁四人帮的“重阳兵变”。1989年时虽然还有一言九鼎的邓小平,但仍有一个38军的徐勤先军长抗命。现在军头们谁能像当年林彪“紧跟”毛泽东的那样“紧跟”江泽民和胡锦涛呢?士兵们到那时也是听军头们的而不听江胡的。逼急眼了,先把那些罪大恶极的江泽民,李鹏,胡锦涛,周永康和吴志民等人抓起来,像把齐奥赛斯库那样迅速枪决,那才大快人心哩!

上中下三种民间对策

当然,不论是宫廷政变还是军事政变,其可能性目前似乎是渺茫的。但是回想一下1966年初吧:在那年的前四个月中国的一切似乎都是好好的。突然在五月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大唱起了政变经。而在8月里,毛泽东——林彪集团就发动了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法西斯政变。再说在1971年,谁会想到会发生九一三事件呢?对于民主一方,重要的是估计到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任何一种情况发生后的应对方式。这么说吧:一旦真的发生了宫廷政变或军事政变,人民群众应该如何对待呢?不外乎下,中和上三种方式:下者,如果政变者和党中央之间不过是狗咬狗,人民可以按兵不动,等到他们精疲力竭,两败俱伤时再出来收拾他们;中者,如果政变领导人提出部分的民主许诺,例如平反六四和法轮功,人民可以部分地支持他们,然后又督促他们开放党禁,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制度;上者,如果政变领导人明确提出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人民就应该全力支持他们。这里应该特别注意不要过于纠缠这政变领导人过去的罪恶(其实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时期也参加过大镇压),因为他们的厉史功绩将大大抵消他们的厉史罪恶而有余。这样政变+兵变+民变的合力就可以一举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制度,走出建设民主中国这个艰难复杂的万里长征中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了。

2009年5月1日于美国宾州

(原载《动向》2009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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