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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社论开天窗 刹那人性光辉闪现
程翔紧记用笔斗争
遭认定是老左仔，又被指是间谍，两边不是人的程翔，一生与六四结下不解之缘。孔庆初摄
「痛心疾首」四个字，是香港人抗争20年的集体回忆，也是爱国报人程翔的沉痛心声。 89年为了六四离开北京喉舌《文汇报》， 05年为了追寻六四真相被捕下狱，爱国爱到颠沛流离的程翔，向我们述说，六四前后一份党报与香港左派曾经刹那闪现的人性光辉。
记者：蔡元贵
89年5月21日，北京宣布戒严翌日，《文汇报》社论开天窗，只有一句「痛心疾首」。那一天，在《文汇报》工作了15年的程翔身在北京，直击八九民运的进程。从这天开始，程翔多次被报馆召回香港，他屡次不听命，直至6月3日，形势危急，无奈返港。
《文汇报》 89年以支持学运的姿态出现，振奋人心。程翔指出，《文汇报》在六四前后的表现，是中国大陆一度「文艺复兴」的象征，「 76年后，中共内部有一股力量睇到一党专政唔掂，好愿意改革，赵紫阳同胡耀邦系当中慨代表，喺渠哋慨推动下，中国曾经欣欣向荣。任何一个经历过嗰个时代慨人，都会同意， 80年代初期，中国真系出现过短暂慨文艺复兴，出现前所未有慨思想同言论自由，包括新闻界，《文汇报》就系喺咁慨情况之下，由社长李子诵同总编辑金尧如推动改革，尝试突破框框。」
「加入《文汇》冇后悔」
《文汇报》当年起着率领香港左派支持学运、反对北京镇压慨带头作用。程翔说：「能冲破共产党慨禁忌，对香港慨左派来讲系非常震撼。」六四后不久，程翔随着李子诵及金尧如离开报馆，他说：「离开《文汇》系好直觉慨做法，我唔可以讲违背良心慨说话，就系咁简单。因为北京喺六四后对《文汇》慨要求，就系转軚，要返到党慨立场。」
《文汇报》在六四后不久开始转軚，程翔记得，当时有一篇由新华社供稿的报道，赞扬解放军镇压行动。报馆被迫刊登这篇报道，李子诵感到很痛苦，唯一可表示不满的办法，是在标题上抗议：「讳言群众遭杀害，声声歌颂解放军。」李子诵是老报人，懂得用笔斗争。程翔说：「呢个标题，我一世都记得。」
最近程翔频频获邀出席以六四为题的活动，他说是被迫回忆惨案：「每个有良知慨中国人，回忆起六四都会伤痛。我喺六四事件几年之后第一次返北京，坐车经过天安门，我合埋眼唔敢睇，唔想谂番咁痛苦慨嘢。」
被北京指为间谍、被反共人士指为「老左仔」，两边不是人的程翔， 1974年加入《文汇报》。他出身名校圣保罗，毕业于香港大学，天之骄子却选择了低薪的左报记者职位，幻想服务党报以贡献国家。他的解释是：「基于一种对国家慨责任，毕业后加入《文汇》，至到家都冇后悔。」
六四影响了程翔一生，外界甚至认为他05至08年在内地被捕及监禁，也是出于六四情结。程翔作出这样的研判：「六四后，渠哋（北京）一直住我；六四令我从共产党刻意栽培慨人变成不友好人士。但系我唔钟意用情结形容自己对六四慨感受，好似讲到我对个人得失好在意。……我慨执着，系出于对民族同历史慨责任。如果我唔系记者，可能冇咁care（在乎）；作为记者，就要知道发生乜事，唔可以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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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翔:以笔报国责无旁贷，纪念「痛心疾首」社论
明天（5月21日）是香港《文汇报》「痛心疾首」开天窗社论发表20周年。20年前，北京学生们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要求国家政治改革，杜绝腐败。学生的善意却被曲解为动乱而遭到残暴镇压。
20年前5月21日香港《文汇报》社论开天窗，书上「痛心疾首」4字。
20年前的5月19日，中共当局宣布北京戒严，为实施镇压做淮备。20日，《文汇报》社长李子诵、董事金尧如(阿波罗网编者注：中共老牌地下党，8964屠城后起义，与中共决裂)等两位爱国老报人，以巨大的道德勇气及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决定翌日在《文汇报》上发表开天窗的社论，在原本社论的位置上书上「痛心疾首」4字，用来表达人民群众对中共最高当局不理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一意孤行地部署镇压的愤怒和不满。
由于这个社论震撼力很大，社论发表后，迅速产生强大的动员力量。21日社论发表当天，超过100万香港市民自觉走上街头抗议中共的错误政策，从而成立了支联会。很多人在看到这个社论后，感同身受，纷纷加入到示威的行列来，使这次示威，成为香港与内地百年关系史上最为壮观的一页。百多年以来，每当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香港市民都会通过实际行动表示自己对国家、对人民的关爱，这正是我们的光荣传统。这次100万人示威，再一次呈现我们支援祖国走上现代文明道路的热切心情。「痛心疾首」社论之所以具有这揦大的动员力，正正是因为它集中反映了香港市民的这种集体愿望。
在中国新闻史上，以开天窗的形式来抗议当权派的错误政策，时有所闻。但相信最出名的例子只有两个：一个是1941年1月18日，中共周恩来为抗议国民党製造皖南事变，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阿波罗网编者注：目前真相已经被揭示，皖南事变是毛泽东故意制造出来的）另一个就是「痛心疾首」这个社论，所以，就其时空背景看，它将在中国新闻史上佔有一个重要的地位。
「痛心疾首」社论，既是新闻史上一件大事，也是新闻从业人员的一个很好的学习典范。作为一个从事新闻工作35年的记者来说，我从中学习到两点：
一，以笔报国、责无旁贷
作为传媒人，「以笔报国」就是我们的天职。我们要敢于承担这个责任。在强权暴政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道德的勇气，有为人民负责的态度，在违反民族利益的政策面前，宁做「一士之谔谔」，不做「千人之诺诺」（引《史记．商君列传》）。
二，磨砺自己手上的笔
除了道德勇气以及对国家承担精神外，我们还要不时磨砺自己手上的笔（或者摄影机、答录机），换言之，就是提升我们的专业和技术水平，才能如老一辈传媒人一样，能让最简单的4个字产生这揦大的震撼力和动员力。「痛心疾首」社论的震撼力除了来自道德勇气外，文字功夫亦非常重要，仅仅4个字就产生巨大的凝聚民意作用和反映人民愤怒的功效。所以，我们在培养新一代的传媒人时，不妨参考这个社论，从中吸收宝贵的养分。
成立「金尧如新闻基金」
20年后重温「痛心疾首」社论，令我等更强化一种善尽言责的国民责任感。为此，我们一群当年追随李子诵、金尧如等两位领导离开《文汇报》，创办《当代》的旧同事，决定成立一个「金尧如新闻基金」，用来奖励敢于挑起舆论监督重责的同业们。让我们群策群力，共同守护香港的新闻自由，对国家事务勇敢地挑起舆论监督的重责。（明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