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谈北京植物人：整个社会的人都丧失了记忆＊阿波罗新闻网

旅英华人作家马建（摄影：吉森/大纪元）

【专访】马建：语言就是我的祖国

在今年的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一抬眼，一低头，不经意地望去，常常会发现，在展馆的墙上，报纸的内页里有一双沉静的黑眼睛在沉静地回望着看着他的人，眼睛的主人有着一副清瘦的面孔，留着半长的头发。这就是旅英华人作家马建。

旅英华人作家马建接受德文大纪元记者采访（摄影：吉森/大纪元）

马建的新作《北京植物人》的德文版在书展上正式面世，这是今年他出版的第二本德文书籍，第一本是德语版的《红尘》。在书展上约马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不停地在接受着一家又一家的媒体采访。

10月15日上午10点，马建来到《大纪元时报》设于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展位，与读者座谈，并就其新作《北京植物人》接受了本报德文版记者Florian Godovitsd的专访。

《北京植物人》是一部时间跨度十年、长达600页的小说，描述了主人翁从1989年到1999年的生活，涉及了诸如天安门事件、法轮功等敏感话题。目前该书已经出版了英文和德文版，而且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成为此次书展最受关注的中文译着之一。但该书被禁止在大陆出版。

记者：非常高兴您今天能够来参加这个活动，《北京植物人》这本书刚刚出版了德文版，所以非常高兴能和您谈一谈这本书的情况。

马建：这本书写的是十年间的故事。在这十年里，除了描述一个植物人从昏迷中慢慢苏醒的过程，还描写了中国社会十年来大量的变化。比如：这个植物人的妈妈，一开始相信共产党，后来信法轮功，再后来被镇压。这里反映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现实。

问：这本书的书名非常醒目，叫《北京植物人》。为什么把“北京”和“植物人”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一个植物人，他已经失去了对外界的认知，可是您又描写了他内心的生活。可以讲一讲您为什么要取这样的名字吗？

马建：这个名字有一个很强的象征意义，就是中国人关于“六四”的记忆都被抹掉了，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中国人的灵魂被麻木了；其三，中国人失掉了信仰。那么，在这部小说里，人们发现，植物人用自己的肉体保护了记忆。当他十年后醒过来的时候，他恰恰是唯一一个“活人”，因为整个社会的人都丧失了记忆。这就是小说的一种象征。

记者：刚才您讲到，整个那段历史都被抹掉了，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六四”这个话题在中国是禁区，您的意思是说在中国，整个一代人是真正的植物人，而这个植物人——书中的主角是一个真正清醒的人，是吗？

马建：是。因为我认为人只有保存了记忆，你才能保存你自己，可以这么讲吧，记忆不止保存了情感，我认为记忆是我们每一个人唯一的财产，而这一点恰恰是共产党要极力抹掉的。其中的原因在于，共产党在不断地往前发展，不断地要抹掉自己的罪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能这么讲，与极权社会的斗争，其实也是在争夺记忆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会永远存在。

问：您刚才谈到了共产党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而消灭人们的记忆，那么，都包括哪些方面呢？

马建：我想，从毛泽东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开始（就开始消灭人们的记忆了）。你会发现在当代这些年轻人中，在所呈现的中国历史里面，包括在共产党“六十周年”大庆的时候，连毛泽东时代都不存在了，“六四”也不存在了。（中共建政后的）运动一个接一个，都死了很多人，这都是共产党犯的罪行。

那么我们反过头来看一看，“六四”为什么对中国共产党那么重要呢？我认为这里有个最大的问题，其一、坦克在天安门广场压过了中国人的身体，这是其一；其二、重要的是，共产党通过“六四”也失败了。看起来它们是胜利了，但实际上是失败了，因为紧接着，共产主义阵营一个一个的都倒了，共产党也倒了。你会发现在最近这二十年里，中国的报纸很少出现共产主义这个词了，马列主义会出现，但是我想，包括共产党的官员，也不会相信了。

在这么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它们又要用信仰做民主招牌，它不愿意这个谎言被揭穿，所以这个历史，它们还将掩盖。每年“六四”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们会抓人，每年“六四”的时候它们会封锁“六四”这个关键词，就是因为它们害怕。它们内心知道，一旦这个谎言被戳穿的话，它们就处于非法低位。

旅英华人作家马建（摄影：吉森/大纪元）

集体丧失记忆导致道德观念缺失

记者：您刚才提到，在书中的这个植物人的妈妈，原来信仰共产主义，后来信仰法轮功并且遭到了迫害。历史的记忆是有延续性的，有过去，也有对现实——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这种记忆，那么对比如说现实发生的这些事情，很多人也没有去感知它，涉及到现实时，也有集体失忆的现象出现。您能讲讲这种现象吗？

马建：书籍就是用文字反映我们的生活，反映我们的历史，更是记载我们的思想。那么，书之所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份，就是因为它保住了我们的记忆。但是你会发现，在中国的书展上，无论是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还是关于法轮功的，都不存在，我甚至怀疑他们连气功都不敢（让其）存在了。

这种集体失忆只有一个受益者，那就是统治者，统治者希望所有人，最好都是一样。这样的话，控制一个人跟控制一亿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它最怕有各种各样的信仰，它最害怕每个人有自己的性格，它更害怕每个人要求自由。

那么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我们会发现，集体失忆时，人们换来了一个代价，就是似乎他们的生活是有保证的。因为共产党说，如果你听话，你就可以过上好的生活；如果你反对党，要么你进监狱，要么或者就把你放在生活的边缘。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他当然就会去选择失去记忆了。因为他并不认为将来有什么重要。

但是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会慢慢地发现，社会问题出现了，就是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价值观念不见了。失忆同时也是丧失道德价值观念的一个开始。

西方集体失忆源于经济利益

记者：我提一个非常标准的西方人的问题。刚才我们讲到的中国人集体失忆的这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说，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他不去讲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我注意到在西方的媒体当中，“六四”还是报道的。但是一些现实问题，比如法轮功问题，在法轮功被镇压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西方主流媒体对这件事情有任何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种现象？那么西方有没有一个对中国现实事件的一种集体失忆的症状呢？

马建：我想这个事情的发生主要是取决于西方和中国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关系，我不知道你们德国总理怎么跟中国打交道，但是起码我们看到法国的总统是怎么选的。在这个时代，我们发现非常危险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身处一个文明和道德正在下降的时代，我们的政治家们正在变成老板，我们正在被出卖。

道德危机，或者说是信仰危机正在我们身边徘徊，我们不敢说未来是安全的，因为我们只依赖物质；我们也不敢保证我们的精神信仰、我们共同的文明价值是否要跟物质世界、跟商业要有一场决战，我们不敢保证；但是我相信，现在这个事情正在发生，正在我们身边发生。

中共政府正在用金钱收买我们的文明，收买我们的道德价值，难道这不是严峻的现实吗？

一个消灭思想的国家在展出其成果

记者：您刚才说到书籍承载价值，书也是商品。那么在这些书籍当中，您认为哪一些价值是书籍必须要去承载的，而哪些东西是书籍不应该去传播的呢？

马建：一个书展的书可以讲是林林总总，包括人类所有的方面，但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来讲，我更加注重书的人文的一面。这样的书，除了保存记忆和保存思想，也保存我们的生活。书是不可以吃的，但是我们得“吃”书，如果没有书的话，我想我们没有办法生存下来。

中国馆正在告诉大家一个信息，那就是：一个消灭书的国家，一个消灭思想的国家，正在展出他们的成果。

问：您生活在海外，在流亡当中写作，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您愿意回到中国去吗？还是愿意继续留在海外。

马建：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对一个流亡作家不是太重要，因为语言本身就是我的国家，我走到哪里可以带到哪里，谁也没有办法消灭。那么作为一个中文作家住在伦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有句话，山隔的越远看的越清楚，北京发生的事情可能北京市民不知道，但是我在伦敦，我可以知道，所以我更加能够感受到在中国的生活，因为我没有被麻木。

记者：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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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北京植物人》

……本来天上有九个太阳天神就射下了八个……

六月一日也许广场涌来了很多孩子，如花朵撒在广场，再抬头看天就更蓝更透明了……那边民主女神像也白得像初雪。

我真可惜孩子们在这共产党国家长大，看着儿童们在叫喊跳跃，就感到广场变成了家。我知道她不喜欢小孩，就故意地说：真好玩，你说呢。

“这个制度下的小孩子只长身体不长头脑。”天衣背着包和相机站得笔直。

虽然纪念碑上下层的平台都空了出来，让儿童们跑来跑去，但还是感到广场乱七八糟。指挥部、财务部、宣传部等抬下来的物品堆满早期的广播站四周。我也实在动员不出人手看护，能叫得动的同学都在广场北面清理垃圾和搭盖新帐篷，二十多个从香港进口的蓝帐蓬散在大大小小的红旗和破烂的塑料帆布之间，像是走进了渡假营地。

“怪了，在这儿还真有种人多不怕鬼的安全感。”大姐似笑非笑地说了句，眼神躲在草帽影里，像托儿所阿姨的样子。她昨晚为了民主大学请教授的事和天衣返回了学校，也刚回来。

天衣在阳光下眯着眼，鼻子尖有汗，她又举着相机在看着一只飞得很高的红风筝。那是一只长尾金鱼，正自由地在蓝天里飘游。

“嘿，哪儿有吃的。”我拍着她肩，她低头把背包打开，拿出一包打开的方便面。我刚帮牟森在女神像下面支完帐篷，又组装完一套扩音器，就转着找点吃的。

“这牌子，特香，有嚼头。”低头看她小腿和脚趾挺干净地落在凉鞋上，就知道她昨晚洗了个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