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辉 律师
白云山上，我被专政铁拳扼住了脖子
身着“一党独裁，遍地是灾”T恤衫遭遇记
2009年10月11日下午，我和几个朋友去爬白云山。我身着印有“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新华日报”字样的T恤（“一党独裁，遍地是灾”为1946年3月30日中共《新华日报》社论标题；今年5月，我在市内地铁，曾因穿这件T恤，被警方拘禁3个多小时）。野渡、袁新亭等朋友的文化衫上则印着“民不选官，官不为民”。
在爬山的过程中，就有朋友指着后面几十米开外的一个光头说，那个人在跟踪我们，怀疑是便衣。有人还笑言：愿意跟就跟吧，让他也跟着我们脱一脱敏。下午3点，有朋友说，刚才从我们身边经过的那辆车在上面停下了，有两个人从车上下来。我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着那两个人由远及近走过来。突然，其中一个身穿橙红色上衣、三十岁左右的男人直奔我而来，一把抓住我的衣服，一副凶巴巴的神态：“你的衣服有问题！把衣服脱下来！”我刚要争辩，其他朋友也还没有回过神，“红上衣”已经娴熟地反扭起我的左手，并掐住我的脖子——标准的扭送罪犯的姿势，麻利迅速，就像老鹞子抓小鸡。我边被推行，边质问“为什么抓我？你是什么身份？如果是警察请出示警察证和法律手续！你这是绑架！”“红上衣”不作答，恶狠狠地喝道：“走！不走我打你！”他使劲扭我胳膊掐我脖子，有节奏地一耸一耸地，搞得我脚步踉跄，如同文革批斗“牛鬼蛇神”。围观的群众越聚越多，有人质问“红上衣”：凭什么打人？警察也没有权利这样！其中一人愤愤地说：“不就是一件衣服吗，犯得着这样对待人家吗？”
我被扭行了3分钟左右，塞进了一辆面包车。“红上衣”坐到副驾驶位置。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穿制服的约50岁的男警官。车门关上，朋友们眼睁睁地看着我消失了。这时，有电话打进来，我想接电话，被警官严词喝止：“不得打电话，否则没收手机。”
我问身边的警官：请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答：市局的。
问：请问是哪个部门？是国保吗？
答：是。
问：请问您贵姓？
不答。
问：那个“红上衣”是警察吗？你们是一个单位的吗？
答：不是警察，我不认识他。
听说“红上衣”不是警察，我马上质问他：“你为什么要暴力绑架我？原来你不是警察！你是土匪还是强盗？”“红上衣”一言不发。我对警官说：“既然你是警察，那我现在马上向你报警，这位‘红上衣’用暴力绑架我，请你依法处理。”我还质问警官：“你们为什么要抓我？我犯了什么法？”国保称：“我们接到群众报案，说你们两个在那里推扭。你们影响了社会治安，所以把你们一并带回去调查。”我争辩：“我没有和他拉扯，是他绑架了我。”到此，我才明白，原来在这幕闹剧中，这位红装便衣是扮演“革命”群众，“挺身而出”抓“坏人”。真是滑稽！
车行驶了约五六分钟，停下来，要我转上另一辆面包车。我拒绝上车，要求他们出具法律手续，但是他们没有出示。我问后，得知他们是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山分局的。在七嘴八舌的严词喝令下，我像只羊被赶进了白云山分局的汽车。汽车继续在盘山公路上行驶，我知道是要进局子。我仰靠在座椅上，脚往前面伸了伸。这时坐在我身边的格子衫男警踢了我腿部一下。我立即抗议：“你为什么要踢我？”该警说我不礼貌，意在提醒我。我立即纠正他：“就是不礼貌，你也不应该使用暴力啊。”
下午3点50分，我和同车的五六个警员来到白云山分局一间大办公室。那个领导模样的白上衣警官毫不避嫌地和“红上衣”耳语了几句后，“红上衣”遂离开。我被安排在一间办公室里面接受问话。问话的警员前前后后大概有四五个，主要是问职业、住址、衣服的来源、有多少人爬山、同伴是谁、穿“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文化衫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等等。
关于职业，我回答是律师，但在一个多月以前被法外剥夺了律师执业资格。他们问为什么被剥夺，我回答主要是因为代理当事人杨茂东（即郭飞雄）举报了一桩狱警涉嫌打死一名法轮功成员的人命案。关于衣服的来源，我回答是花30元钱自行找楼下地摊上的人印制的，只印了一件。警员让我解释“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的含义，我向他们说明了该名言的出处，至于含义，就是字面意思，谁都懂没必要解释；穿这件衣服的目的是为了把中共60年前具有历史洞见的这一英明论断发扬光大，这个命题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中共建政前后以及国内外的历史已经无数次地验证了其正确性。
说到“中共”，警员一脸不悦地问：“‘中共’是什么意思？”我反问道：“那‘中共中央’是什么意思？”政权意识当头的警员们显然对于“中共”的称谓高度敏感，我直言直语，就像一个冒失鬼犯了官人的名讳。记得当年一台湾女记者在“两会”的记者会上，在向外长唐家璇的提问中提到了“中共”二字，唐外长就像川剧“变脸”一样，“笑面虎”的阳光灿烂瞬间就变成了阴云密布和电闪雷鸣，劈头盖脑地驳斥了那个女记者一顿：“中共”是国民党反动派所谓“戡乱”时期对我党的一种蔑称（大意）。当时看直播时，我就很为那个女记者鸣不平，恨不能跳入荧屏英雄救美。如果“中共”是“蔑称”，那你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中共中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等语汇里的称谓，岂不是自揭疮疤、自取其辱？！
一个拿相机的警员叫我站好，给我前前后后、远远近近拍了七八张照片。笔录中涉嫌违法的事由是“扰乱公共秩序”。做完笔录，签字。之后，我问白上衣警官：“我想知道那个‘红上衣’的身份。”答：“不能透露。”我再问：“那我想知道究竟是谁报的案？”答：“就是那个‘红上衣’”。我一看空档出现了，马上紧逼一步：“我在市局的车上，那个警官说报案的是看见我和‘红上衣’拉扯的群众，这怎么解释？”一看露出了破绽，其他警员赶紧补漏：“那也许是‘红上衣’在和你拉扯之前就已经报案了。”
白上衣警官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指着我的衣服说：“你的这件衣服不能穿了，要留下来，我们重新给你换一件衣服。”我马上抗争：“我希望这件衣服不要被收缴，出于尊重你们工作的考虑，我可以把这件衣服反着穿回去。”结果当然是不行。过了一会儿，一位警员带着一把剪刀和一件旧上衣进来，让我换上这件衣服。这件衣服上面有洞，而且已经泛黄了。我表示宁可光着膀子回去。白上衣警官最后无奈地说：“去超市给他买一件吧。”
我坚持说：“我的行为没有任何违法的地方，你们不应该没收我的衣服，它是我的私人财物。如果你们执意没收，应该给我出具法律文书。”警察们以强硬的口气给我施压，我知道再坚持下去，就是暴力了，于是我不再坚持。我脱下自己的T恤，换上了他们为我新买来的一件。我的“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的T恤横躺在桌子上，手拿相机的警员正反拍照。之后，手持剪刀的警员将之剪烂，同时拍照。这很像我曾经目睹过的死囚行刑。
晚7点40分许，我走出了白云山分局大门，一抓一放历时4小时40分。大门口，袁新亭等朋友正在扯着嗓子向里面高喊：刘士辉！刘士辉！……看到朋友们齐刷刷地在门口等候，我感动至极。一见面，唐荆陵就跟我说了他们投诉警察暴力执法的情况。他们曾特意询问白云山分局接受投诉的警官：“那个抓刘士辉的人是谁？”警官回答：“就是我们分局的警察。”读者诸君：注意到没有，这可是警方关于此事的第三个版本！如此粗糙，看来警方编剧水平有待提高。
从“执法”情况看，警方并没有干预其他朋友穿“民不选官，官不为民”T恤，而仅仅是对于“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大动干戈。可见当局最反对、最不能容忍他们60多年前曾经说过的话，最恐惧的是他们当初对全国民众所许诺的自由民主。打人不打脸，说话不揭短。我是让他们丢脸了，让人们看到，他们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我听见，噼啪作响的耳光声响彻在历史的星空……
2009年10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