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 12月13日中国副外长何亚非表示中国愿将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优先让给非洲和小岛国等一些最不发达国家使用之后，出席哥本哈根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 15日再次强调了这一立场。但与此同时，解振华也澄清了之前何亚非关于中国可能不会获得援助的表述，重申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应当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
强调自身是发展中国家阵营的一部分，而由于历史原因，发达国家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承担更多责任，是中国此前在类似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而此次在哥本哈根，人们似乎第一次如此明确地听到了中国讲硬币的另一个侧面。这一场有关表述的小小风波，是否折射出中国地位和态度的变化？
分歧层出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各国期待达成具体共识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两重：第一，不同国家应当做出哪些具有切实可操作性和约束力的减排承诺；第二，富国应当为支持穷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哪些支持。面对所有目标，人们熟悉的模式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排头兵”，带领 “穷兄弟”们向发达国家争取援助，促使发达国家承担更多减排责任。而如今，如果把这两重目标分解开来，不难看出，中国已经面临和广大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都远不如它的发展中国家分道扬镳的险境。
虽然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种种灾难是人们强调最多的全球课题，但实际上，与那些更根本和长期的问题相比，各国在哥本哈根的气候峰会上最大的担心恐怕都更加切近，且各不相同。如今的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三，且保持着惊人的发展速度。无论它再怎么坚称自己仍是发展中国家，无论像何亚非这样的官员再怎么强调中国仍然有很多地方甚至还没有电，任何一个到过北京或上海的人恐怕都很难被说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应当与非洲大陆上那些最贫穷的人们一样得到援助。
与此同时，作为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世界对中国减排的期待给它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要在不牺牲保持整个社会稳定所必需的经济发展速度的前提下，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落实其在大国形象的压力下承诺的减排目标，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面对现实，似乎不难理解，中国已经不再期望从发达国家得到很多援助，而是坚守在减排承诺上给自己留有空间的底线。如何亚非在11日的吹风会上明确表示的：虽然中国愿意主动对减排做出一系列承诺，但绝不接受发展中国家利用本国资源采取的自主减排行动接受国际核查。而发达国家普遍认为，是否接受国际核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减排目标的实质约束力，仅具有国内约束力的目标对中国来讲是远远不够的。
与害怕在减排的压力下失去经济发展机遇的中国不同，那些在现实中看不到太多改变贫穷现状的希望、被全球化经济不断边缘化的最不发达国家，更多地期望抓住气候变化给他们带来的难得的话语权，向发达国家施加压力，争取世界财富分配的天枰向它们倾斜。上周以太平洋小岛国图瓦卢为代表的最不发达国家提出的将全球温度增加上限设置为1.5摄氏度的修正案，使它们与不希望减排标准过于严厉的中国之间的矛盾显得已经十分明显。
这种情况下，中国最担心的恐怕不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减排压力，而是被“穷兄弟”们“排挤”出发展中国家的阵营。发达国家显然希望分裂中国与77国集团，而一旦广大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中国留在自己的阵营内部并不会帮他们给富国更多压力，争取到更多援助，它们也许会觉得，不如把中国推出发展中国家阵营，作为承担这种压力的对象。而这正是中国最害怕看到的：没有“穷兄弟”们的支持，它将很难再坚守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这不仅仅意味着没有了援助，更重要的是要承受严格的减排目标对高速发展中的经济致命的冲击。
由此，中国一再向最不发达国家示好的姿态便容易令人理解。在情况尚未恶化到上述对中国最不利的境地之前，它宁愿主动表示自己愿意让出发达国家的援助，同时声称自己要为资助贫困国家和地区做出最大努力。这一外交表述重点上的转变并不代表中国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有何激烈变化，而我们从中可以读出的，是已经被置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夹缝中的中国，在哥本哈根努力维持的艰难平衡：关于援助的暧昧态度背后，是中国真正不愿放弃的底线，即减排目标绝不可威胁到经济发展。
为此，它不能支持最不发达国家期望的严厉的减排目标；但也是为此，它更不能承受丧失发展中国家地位，接受和发达国家同样的约束。因此，如果在援助问题上表现出更多的慷慨能够让发展中国家相信，中国留在这里仍是对它们有利的，对中国来说显然十分值得。然而，这样的平衡能维持到何时，恐怕还取决于中国能承受的慷慨最终能否填补它与众多不发达国家之间已经越拉越大的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