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有评论写道，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反问一句，难道那些投了反对票和弃权票的人，就是不爱国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正因为是爱国，作为“代表”，才应该对政府的工作进行认真监督，才应该对其工作中的失误和漏洞进行揭发、批评，督促政府改进自己的工作。因此，无论是投赞成票还是反对票，只要是经过自己认真评估之后的选择，都是爱国行为。道理很简单，“两会”的职能应该是监督政府的机构，而不是“歌功颂德”的场所。

《法律界》上，作者 jinming 2300的文章接着说，由于中国民意代表的产生缺乏普选的基础，代表和“选民”们几乎互不相识。代表参会之前，对于谁是自己的”选民”，以及他们都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几乎一无所知，所以，代表们的投票倾向，几乎主要是靠自己的个人意志来决定的。正是由于诸多“倪萍们”的存在，才使得人大和政协两会似乎已经变成了聆听和努力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的工作会议，既没有监督，也没有批评。君不见，当中央领导光临某小组会议时，正如钟南山委员所说，每当这个时候，90％的发言内容都是在歌功颂德；等到中央领导最后发言时，大家又都认为这是在作“重要指示”了，赶快作记录吧！这就是每年两会的现场实况，难怪它会被国际舆论冠以”橡皮图章”的美誉了。

面对外界的批评声音，倪萍委员为自己辩解说：“谁告诉你反对的声音才有思想啊？难道赞同的声音就没有思想吗 ”？“你老是骂，难道骂骂这社会就好了吗”？对此，中选网上学者丛日云的文章回应道，没有人说反对的声音才有思想，赞同的声音就没有思想。但在今天的条件下，反对比赞同更需要独立的思想与判断，也更需要良知和勇气。“骂”虽然不能使社会变好，但“骂”，也就是批评，却是解决问题的开始。骂意味着发现了问题，骂也意味着在推动政府解决问题，没听说过好政府都是骂出来的吗？！丛日云强调说，尽管反对意见与赞同意见都有可能是错的，但从来不投反对票和弃权票的行为和态度，却肯定是百分之百的错误。

对此，《法律界》上，作者“兵不血刃”的文章则分析认为：要知道，有没有思想，不是因为你反对还是赞同，而在于你反对的是什么，赞同的又是什么。比如说，公民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要尊严，你跳出来反对就是弱智；再比如说，政府要特权、要专制，要强拆、要欺骗，你举手赞同就是帮凶；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吗？套用我党官员的一句经典名言：“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倪大姐，你又是在为谁说话呢？只要想想这些，你还有什么可气愤的呢？

倪萍是明星委员，她的这番政治表态，也让人们想起另外一位来自草根阶层的人大代表申纪兰，后者的经典案例无疑更具代表性。申纪兰堪称“终身人大代表”，从 1954年第一次骑毛驴到长治市，辗转到太原，再转乘火车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80岁的申纪兰，曾经跟毛主席握过手，跟周总理吃过饭，她也是中国唯一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这不仅在中国独一无二，放眼世界政治史，恐怕也罕有匹敌。申纪兰回顾说，55年来，自己“从没投过反对票”，因为“我听党的话”。在她看来，从来不投反对票，应该是一种十分自豪的政治表现。

对此，中选网上，福建省委党校王利平副教授的文章点评道，中国的政治传统要求全体国民忠君爱国，无条件服从统治者，因此，在这种政治传统之下，当了55年人大代表的申纪兰，从没投过反对票的原因便一目了然了。事实上，她不是在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而是在代表人民服从国家权力。改革开放之前，正是由于从来没有人大代表投过反对票，以致于政治灾难频繁发生，从57年反右到58年大跃进，最终酿成十年“文革浩劫”。可以肯定地说，面对上述政治灾难，包括申纪兰在内的所有人大代表都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王利平最后感慨道，如今，人大代表申纪兰已经成为中国人大制度的“活化石”。然而，要当一名称职的代表，千万莫学申纪兰，不然就成了 “聋子的耳朵”。为此，让我们记住，在21年前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黄顺兴这位来自台湾的人大代表，站在人民大会堂里，投出了全国人大历史上的第一张反对票，成为了中国第一位敢于说“不”的人大代表。

── 原载 法广，周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