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教授于建嵘周五在香港大学举行题为信息技术和民众抗议的讲座，探讨如何利用互联网和新科技作为重构中国政治的力量。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图片：于建嵘港大讲座的海报。（丁小拍摄）
讲者以唐福珍自焚、邓玉娇案、杨佳杀警等公众事件总结出互联网作为新的广场政治的一些特点：由于网络可以把一个很小的事情变成公众时间，之后马上可能变成社会上必须面对的问题，现在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时出现了一批主体多样的设置议题的人，所以中国很多问题现在已经不是精英提出，恰恰更多是草根提出。网络时代怎么使一个问题变成一个社会的公共话题，它的目标是抗议和赋权，通过网络议题的设置给民众赋予一种权利，你现在看到中国所有问题都会最后归纳与官民矛盾。同情弱者、置疑强权、追捧草根是我们发现设置议题的关键。”
而当权者显然无法置身互联网外，国家领导人也频频公开上线互动，于建嵘认为互联网是改革中国政治、社会生态的一条新路径，他提出用互联网设定社会规则，改变官与民、公权和私权的关系。
于建嵘以自己近期倡导开发一个村务公开的软件—村治再线，并成功以四个县作为试点为例阐述如何利用新技术令公权带上笼子：“ 这么多年关心网络之后，我发现不一定仅仅是一个对抗，我们完全可以找到一个新的方式让网络给统治者带上笼子。我们根据你现在已有的法律规定，你的村务要公开。通过这种立规，我们可能找到一个新的改变中国政治生态的路径，可能改变几千年的暴力政治之路。这个力量在什么地方，首先信息自由本身就是强大的力量，不是个人意志能扭转，今天不管你怎样信息封锁我们都能知道外面的信息、发出自己的声音；最关键的在这中科技下，新的公民社会可能产生，将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在提问题环节，有听众问到如何通过社会立规确保互联网新闻信息的真确性时，于建嵘说：“ 我历来说应该有充分的信息来源和充分的表达，我们不怕人家误导。关键的现在的问题是想引导舆论、制造假象，这是现在我们国家面对的大问题。”
一名曾在上海信访部门工作的听众问到政府应该如何进行互动：“ 国家怎么去应对？各级政府他会容忍怎么程度的抗议不论虚拟还是现实的？他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引导或影响这些议题的设置？”
于建嵘强调官方首先要改变对稳定的观念，不要把网民当敌人：“ 首先要改变，不要认为网络自由、网络议题、网络民主都是违法的、有害于社会稳定的东西。刚性稳定一切目标是保持权利的垄断性，而不是保护法律体制的严肃性。”
当被问到是什么造成大陆目前的官民矛盾时，于建嵘总结三点包括对政治资源的垄断和排他；经济分配不公；以及对社会、社会组织、包括网络自由的控制：“实际上怨恨、维权也好、骚乱也好都蕴藏着公权和私权的斗争、所谓的官民矛盾。怎么限制公权、让公权带上笼子，所以我提出要立规。” 而一名在港大攻读法学博士的大陆学生问到讲者对政府对互联网表里不一的态度有何看法时，于建荣说：“为什么它讲的和做的不一样，就是因为恐惧，因为这是个没有规矩的社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