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世界杯足球赛在全世界发烧之际，纽约时报日前在言论版设专题讨论为什么中国与世界杯无缘。编者按说，甚至连北韩都能前往南非参赛，中国队却无缘世界杯。腐败和几个教练与球员被逮捕这些都使作为国家经营的中国足球队增加了羞辱。编者问道为什么中国在许多奥林匹克运动项目中能够有亮丽表现而在足球上却远远落后呢？
对此《奥运梦：中国和体育，1895-2008》一书的作者，美国卡拉马祖学院(Kalamazoo College)历史学教授徐国琦撰文认为，中国足球的糟糕表现有太多因素促成，包括政治体制、缺乏优秀的足球队员的选拔基础、中国家长将读书和考试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当然也包括足球，因此很难解决中国足球的问题。他说，看上去中国人只愿意看足球比赛，却很少有人愿意玩或让他们的小孩去踢足球。中国一句俗话描述了这种难度：“比登天还难。”另外他说，就世界杯的梦想而言，也许对中国来说登上月球的可能性要更大于中国男足在最近的将来走入世界杯赛场。徐国琦曾说过：“邓小平能够拯救中国经济，但即使像他这样的天才，也救不了中国男足。”
密苏里大学圣路西分校的人类学教授布劳耐尔说，2009年1月专业足球俱乐部发生的猖獗腐败部分地回答了为什么中国足球队在2008年奥运会表现得那么差。评论员承认腐败的原因之一是足球只实现了部分市场化。中国足球协会，作为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个机构，负责行政；足球管理中心—理论上是一个公共机构—负责公司合伙关系和商业管理。但事实上，它们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即一个人负责两个机构，权力和金钱都集中在同一个人手上，这种体制为腐败敞开大门。
她认为中国足球队无缘世界杯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国家赞助体制只狭隘地注重于奥运会奖牌，而非草根群众体育。体育运动的体制—其中中国足球尤如此—是中国目前半国家计划半市场经济处境的一个缩影。
雷土山是麻省理工学院亚洲办公室负责人，在中国和日本领导数个跨国技术公司，也是福布斯杂志中国跟踪者博客的供稿人。雷土山说，足球发展的历史在英国和巴西其源头是城市工人阶级将其当作街坊或地区中心，不仅为青少年教授足球技术，而且还教他们体育精神、勇气、纪律和忠诚。他说，奇怪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将自己的国家视为由农民和城市工人阶级创造、珍视团队精神，并以此为傲的国家，却并没有强调一些团体运动项目，如足球，就是一大遗漏。他说，几十年来，中国建立的体育“精英”体制阻碍了地方体育的自治发展，尤其是独立的足球俱乐部，这种俱乐部可以形成训练青少年选手的基础。他说，也许中国政府害怕小型足球俱乐部遍布全国会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挑战中共。他说，足球作为一项家长参与、有助于儿童健康的体育运动，在精英体育发展的同时却如雪中凋谢的牡丹花。
罗文∙西蒙是北京万国群星足球俱乐部—中国第一家由外国投资的业余足球网络—的创办人和董事长。著有《足球无疆》（Bamboo Goalposts）一书。他说，中国足球无缘世界杯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所有这些挑战有关。他说，从政治上说，根据世界足联章程第17条，要求足球组织独立于国家政府之外，的规定，中国足协是一个非法组织。中国1994年的《体育法》清楚规定中国足协受政府的控制。这些相互排斥的规定构成了重大问题。这种倒金字塔体制产生了几个基本的缺陷，无视必须的长期草根解决方案。中国体育仍在跟随苏联模式，将儿童置于精英学校。他说，足球是一项群众参与的体育运动，最好的球员可能要到较晚时才会出现。这一简单的真理是，中国必须有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俱乐部体制，这一体制由民间管理，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他说，中国足协甚至都没有一个部门是为业余足球服务的。而他创办的万国群星俱乐部现在在中国有10万足球支持者、2千儿童课后课目、100支成年人足球队。他说，如果这种没有政府资助的成功经验可以在每一个中国的大城市复制，中国最终会从它伟大的足球优势—其人民中获益。
但是，斯蒂文322在跟帖中写道：所有这些都不能成为中国无缘世界杯的原因。他举例日本和南韩有着与中国类似的家长，但是他们的足球队一样进入了世界杯；政治体制问题也无法说明为什么北韩这种国家控制程度更高、人口少而营养不良、又无强大财政支持、更无国内俱乐部的足球队为什么也进入了世界杯。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读者的支持。很多读者在跟帖中都赞同腐败和体制的问题是中国足球无缘世界杯的最主要原因。同时提到的原因还有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缺乏设施、东方人的素质等原因。纽约时报的这一讨论至截稿时有132个跟贴参与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