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各地近期发生的罢工风潮表明中国农民工维权意识有所增强的话，维权活动的背后往往也是这些农民工为了生计而背井离乡的艰辛。中国最近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离不开这些廉价劳动力的付出。迫于生计，他们赌上了青春和体力。但是，当他们不再年轻，或者不再有体力的时候，这个并不曾分享中国经济带来的繁荣的人群，又被遗弃到社会的最边缘。
从重庆老家赴浙江打工的段中秋就是千千万万农民工中的一个，他的经历应该可以说是多少农民工故事的缩影。
“干不动就没饭吃”
段中秋今年35岁。2002年赴浙江新昌县一家工厂，进入高温高强度的铸造车间，一年以后就体力不支，不得不辞去工作。但是，最初的身体不适逐渐严重，他如今被诊断染患周围神经损害，生活已难以自理。不能再付出体力，也就没有了生活来源，他只能重返老家，独自面对拮据的生活。他坚信是当年在浙江工厂的工作造成了他今天的残疾。他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时，向我们讲述了当时的工作条件。他说：“一个车间里有十多个钢锅。里面装着800多度的铝合金铝水。车间温度非常高。我们要把铝水舀到模具里，不断重复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一天班下来，要重复很多次。工作很简单，但劳动强度非常大。工作时间是三班倒，还是八个小时，但是劳动强度是一般人想象不出来的。拼命地干，就像机器一样，总在拼命。干不动，也要干动，因为干不动，就没饭吃。”
“舍不得花钱治病”
段中秋2003年时感到体力不支，不得不辞去工作。他说，刚开始症状不太明显。但是，做临时工，他舍不得花钱去治疗。也想到自己很年轻，抗一抗就过去了，但没想到没有抗过去，而且慢慢加重。2007年，他才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诊断出周围神经明显损坏，手脚慢慢变形萎缩。
当官的和厂方联合欺侮农民工
已经失去工作能力的段中秋开始大量阅读法律书籍，注意到国际劳工组织已经把神经、骨骼、肌肉等潜伏期长的疾病归类为职业病，但中国法律中尚没有相关的规定。他还注意到他的手脚变形的形态与当年在工厂工作时的姿态很有关系。但是，要争取工伤保险，就必须有工伤鉴定作为依据，但他始终无法争得有关方面展开工伤鉴定。病痛折磨，维权无路，段中秋感到一种社会的不公，他说：“我的感觉是，当官的和厂方联合起来，欺侮农民工。”
高强度的劳动与精神上的迷茫
段中秋向记者表示，当时虽然签署了雇佣合同，但是合同文件长达数页，大部分农民工文化水平不高，而且，厂方也没有按规定，允许农民工保留一份合同文本。而农民工迫于生计，只能是有工作就去干，有饭吃就要干。厂方虽然告诉他们如果吃不消，就别干。但是，他们当时年轻气盛，感觉没有吃不消的事。而且，他当时，家里有很多困难，母亲生病无钱医治，妻子工作不稳定，家里还有孩子，他必须工作，养家糊口。母亲最终因为没钱治病而故去，段中秋对此满心内疚。他表示，他当时感觉压力非常大，除了劳动强度大外，精神上他也很迷茫，很痛苦。
采访结束时，段中秋表示，希望厂方不要对他争取工伤保险的努力设置太多的障碍。他说：“我希望厂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不要故意地以权势和金钱，来残害我们劳工。人都是要有良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