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海内海外名家谈》栏目中，我们邀请到出身中共高干家庭的网络作家三妹为我们分析，下面有请三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网络作家笔名叫三妹，在美国芝加哥。今天我想给大家讲关于刘亚洲中将在凤凰网发表的一篇旧作，叫《西部论》。最近这篇旧作给重新编写一下又发表在凤凰卫视的凤凰网上。这篇旧作有人说是十年前写的，有人说是六年前写的，就是大概是六到十年前写的。那么在发表这篇新编的时候他又加了一些话，其中有段话是很受海内外欢迎？的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我们不可能有退路。
那我就想分析他这段话，我们不应该对这段话抱有那么大的幻想。这段话实际上还有一些问题是经不起挑战的，那么我们就分析一下。他第一个经不起挑战的地方就是 他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说这段话，因为他说：“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我们不可能有退路”这中间的“我们”就是指的党，刘亚洲也把自己包括在内。 他讲：“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的使命”，他认为这是赋予给我们党的使命，就是你们老百姓就等着，没有你们的份儿。他的态度和立场是这种。他这样说实际上 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就可以深度思考一下，如果这是共产党的使命，我们就想问问：共产党是一个不受任何权利制衡的共产党，它是这么一个一党独裁的政党，它能不能自我改革？它能不能靠自身的力量演变成民主制度？这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向说这些话的人提出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这句话是很矛盾的，是说不明白 的。
他第二个经不起挑战的地方是这句话：“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这句 话也经不起推敲。实际上二十年前东欧和苏联都经历了政治转型这个非常大的历史事件。历史已经证明共产极权制度转变为民主制度的前提是共产党及其极权政府必 须先垮台，人民才有可能建立民主制度。这个都在东欧国家、苏联转型中都证明了这个论断。象苏联它也是共产党垮了以后人民才建立民主制度，东欧那些国家全是 这种情况。所以刘亚洲实际这句话他是有漏洞的。他也知道，刘亚洲不是不知道这个情况，那么他就把中共极权改成了威权。实际上中共政府是个极权政府，他就 说：“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他这样把极权统治改成威权统治实际上就是一个偷梁换柱的手法。中共政府他不是威权统治。我们都知道威权制度和极 权制度的区别是什么呢？
是威权制度给民间社会一定的自由空间，民间可以自己办报，有 民办报纸。比如说以前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它是一个威权制度，它不是极权制度。我们这方面的概念要搞清楚，因为共产党宣传的时候，在三、四十年代反国民党的 时候它就说它是独裁统治什么什么的。虽然它也是独裁，但它是威权的独裁。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民间就有将近五百份的民办报纸在中国大陆。那时候我爷爷他自己 就办报纸，还办通讯社，他那个报纸叫《小公报》，那是在三七年时候他就开始办这个报。那么在三七年前他还办过通讯社，叫《捷闻通讯社》。我奶奶她们也是经 常在报纸上写文章批评蒋介石，批评国民党政府。那是在三、四十年代，那时候民间就有这种言论的自由和新闻的自由，是有一定程度的，但不是全部开放。
可是极权政府它的不同就在于它这一点自由完全不给你。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共产党刚建政的时候，陈云就说了句话说：我们要接受国民党的教训，国民党就是因为给了人民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所以才丧失了政权，我们就要把人民的言论自由扼杀在摇篮中，一点都不能给，给了你政权就不稳定了。所以这个极权和威权的区别在这里。可是刘亚洲就把中共极权政府这个统治给它改成了威权政治，他就说“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的要发生”，这是他一个偷梁换柱的手法。他这么一换好像说我们总是批评对中共不能乞求说让它转型，那是与虎谋皮，这么一换他把虎好象换成猫啦，就避免了与虎谋皮的嫌疑了，好象中共就可以象猫一样乖乖就转型啦？这不可能，所以这个话还是一句空话，除了误导我看没有什么别的作用。刚才说到威权社会给民间一定的自由空间，就是因为有了这一定的自由空间， 这样就使得威权制度可以和平转型到民主制度，这是它跟极权制度不同的。极权制度不给民间一丝的媒体的自由空间，所以它没有不垮台而转型的先例呀。
而威权制度转型到民主制度已经有很多先例啦，比如说台湾它就是从威权制度转型到民主制度的，还有南非也是从威权制度转型到民主制度。威权它的统治也是比较残 酷，也屠杀老百姓。比如说南非，老百姓抗议的时候政府也是有过屠杀，但是这个不能说明它不能和平转型，威权制度是可以和平转型的。你比如说南非它屠杀完了以后，民办的报纸马上就把屠杀的真相全在报纸上发表出来，公布于世，对政府的恶行有一定的制衡的力量，有一定的监督力量。民间的自由媒体虽然少，但是它总是在制衡官方，所以官方和民间良性互动就有了可能性。这是威权制度能够和平转变成民主制度的一些具体的条件，但是极权制度不具备这些条件。
有人会问，说那你认为极权制度不可能和平转变成民主制度，历史上也没有这个先例，那它也可以给民间自由办报的自由呀，给一定的自由空间呀，这不就转成威权了吗？威权再转成民主？不会的，因为它只要一开放，一开这个口子它马上就垮台，因为极权制度它背的血债很多啦，比如说中共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只要它一开自由媒体这个口子，它很快就垮台，它自己非常明白这一点。比如说戈尔巴乔夫他当初并不希望共产党垮台，只是想提倡透明度，给苏联民众一定的自由空间。他没想到就是给了这个，一下子苏联就垮了。这也就是共产党只有垮了以后才能转变成民主制度。
第三个就是刘亚洲实际上他都是救党派，他们看出了共产党的问题，但是他们对共产党没有彻底的认识。我们知道在苏联极权统治的时候，出了一大批有自由思想独立 意识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比如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古拉格群岛的作家索尔仁尼琴，还有一本书《不是单靠面包》作者杜金采夫，还有一本书《让历史来证明》这个 作者叫梅德维捷夫，还有被西方誉为反共斗士的马克西莫夫，还有很多，出了一批这样的自由主义战士。可是中国没有，中国现在也没有出这么一大批有独立思想、 有自由意识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很多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还是为共产党说话，为他们着想。刘亚洲虽然说了一些要民主的话，但是还是站在党的位置上说话。
实际上我的论断是这样，如果我们中国不具备当初苏联知识分子彻底否定共产党的思维，如果不具备只有共产党倒台才能建立民主制度的意识，那么空谈政治改革和民 主它就没有实质意义。共产党一直在谈民主，它十四大的时候也说了要搞政治改革啦，十四大前就说要搞政治改革，十五大的时候又说要搞政治改革，十六大的时候 又说搞政治改革，一直到十七大还在说，现在还在说。实际上就是让你老百姓老抱些希望，等待。
总有不同的人出来说，刘亚洲也出来说。如果不彻底否定中共，说这些话全是空话。所以我们在辨别一个人的话的时候，就要看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还是站在 中共的立场上说话。前些时候也出了什么辛子陵，也是说共产党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最后他说我给共产党出三策共产党就能改了。他在香港也出了本书，叫什么“给 共产党出三策”，他还答香港记者问，说“我们是救党派”。他自己就公开的这样说我们是救党派，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为共产党想计策，就是怕共产党你再不改革 就倒台了，他本身的愿望是不愿共产党倒台。这样和我们海外这些自由人士是不同的，我们认为只有共产党倒台了人民才有希望，中国才有希望，中国的民主才能建立，这里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是这么想的，我一直在观察共产党内比较高层的人的讲话，还有国内这些知识分子，我在追踪这些知识分子。
因为我也是从中共干部家庭出身，我对中共的认识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转变有这么一个过程。我和国内的一些高干也认识，我就感觉到国内的这些知识分子还有 高层他们不具备自由思想，包括李慎之，这是中国一直捧的很高很高的，认为他是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我和他很熟，我七岁就认识他，我小时候就和他住邻居，我和他的儿女都很熟，都是朋友，我经常去他家。我想说明这么一点，就是如果李慎之都有局限性，那么其他知识分子是不是超过了他？大家认为李锐、辛子陵、谢 韬、杜光、杜导正这些人的思想，如果认为他们都有了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们还是没有彻底否定中共。
我不是说在海外要这些在国内的人公开的去否定中共，公开的去叫，我历来都是呼吁要不合作，就是像印度的甘地那样不合作行动。不合作行动就是说你不去替它所想，替它说话。一个是不合作，一个是可以沉默。可是我不认为这些人他们的思想真的那么彻底，他们还是为中共着想。现在认为最开明的李慎之，我在八五年时候 跟他接触过，去他们家跟他有过谈话，他那时候还跟我说：我不会反党的。到一九八九年中共屠杀“六．四”学生后，那时候我已经到海外了，我觉得他思想可能有 所改变，但是到了一九九九年我看了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我认为他的思想局限性还是非常大，他还是没有反党，他到死都相信马克思、恩格斯。
他在《风雨苍黄五十年》当中还把恩格斯当作经典引用，而且还把邓小平的“渐进主义”、“稳定压倒一切”都加以肯定了。我认为邓小平的“稳定压倒一切”就是他 杀人的一个借口啦，他“稳定压倒一切”就可以杀人，就是什么都可以做啦。《风雨苍黄五十年》这是李慎之的代表作呀，国内捧的很厉害，海外也捧的很厉害。李慎之还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中说，“江泽民为什么不以邓小平为榜样，在邓小平因为历史局限不得不让步的地方从新起步，给中国的政治改革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这时候他对共产党还是有盼望、有幻想。实际上邓小平八九年杀人以后我们这种幻想都已经没有了，就是彻底否定中共。
我提出李慎之来是想证明李锐和辛子陵，他们的思维没有能超过李慎之的。就是现在我看到国内，包括刘亚州、辛子陵这些人他们思想都有局限性。我认为他们有些话有对的，但是根本上是有局限性的，都没有像苏联当初那一批知识分子、那些自由作家那样彻底否定苏共。我觉得中国的希望就是要认清中共，一定要认清，把中共认清，彻底否定中共了，那么那时候我们的政治诉求，我们对中国前途的设计和设想都会完全是新的，完全不一样啦，那时候中国才真正有了希望。如果大家还都对中共有幻想，还是不能认清中共，就是建立民主社会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尤其现在中共总是在散布很多的套话，在混淆概念，把我们的思想搞乱。
象九十年代江泽民在见美国记者华莱士的时候，回答华莱士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还没有民主？江泽民说“因为中国人民的素质低，民主要慢慢来”。这本来是一个 中国高级官员说的矮化中国人的一句话。要是美国总统这么说话美国人民早就反啦，你矮化我们，看不起我们。可是在中国正相反，大多数中国人反而接受这句话。 不但江泽民这样说，海外的很多留学生也这样说，我的海外的朋友一谈起民主来马上说要慢慢来，中国人民素质低，有些中国人就是这样把江泽民矮化我们的话接过 来，成为他自己的话，就等于全国人民都在说这个话。
我就很觉得悲哀，我们中国人民怎 么才能认清这些套话说辞，不跟着说，不合作，不跟官方合作，我们自己要有自己的思想。我想说知识分子并不是像我们国内人想象得思维那么开明，那么自由，那 么独立，不是那样。我举出李慎之这个例子也是想说明这点。所以我们自己要有自由思想，自己要有独立意识。什么叫自由思想？什么叫独立意识？独立于谁？实际 上是独立于政府，不是独立于你爸爸你妈妈，是独立于政府，人民对于政府是有监督作用的，你的意识、你的思想都要独立于它你才能监督它。这是一个问题。这是 我想谈的一点。
还有一点，刚才谈到了中共是一个极权制度，而中共政府是一个极权政 府。那有的人说你说它是极权政府，它不给人民自由，那现在中国社会很自由呀，出租汽车司机都可以随便骂中国共产党了。言论自由的概念不是这样，言论自由的 概念是针对政府的，就是政府不能以言论治罪，只要政府的以言论治罪这个恶法还在那里，成为一个法在那儿，那么这就是没有言论自由。因为虽然现在你可以在底 下说共产党这些那些，但是它恶法在那，它可以随时随地抓你。它抓不着你它可以杀猴，或者杀个鸡给猴看，或者杀个猴让你们全住嘴，所以言论自由的真正概念要 搞清楚。还有，有的朋友说你说它是极权，可是它现在经济也发展了，它也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随便杀人啦。是，它现在已经从第一阶段的极权变成了第二阶段的，也可以说它是晚期的极权制度，什么叫晚期的极权制度？它和早期的极权制度的区别在哪呢？
早期的极权制度是僵化的、教条的。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就很明显的看出来这种毛泽东的僵化、教条。它就发一个《毛主席语录》全国人民就振奋呀，上街游行呀，都 照着《毛主席语录》去做呀、去说呀，这种思想完全是僵化的，完全是教条的，全国都是封闭的。那么现在晚期极权是什么样呢？它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而且成为一个非常过激的形式。怎么是机会主义的呢？就是它可以利用的时候，以前它反对的东西它也抓来用。比如说它在海外建立很多的孔子学院。实际上它共产党一 直是批孔子的，把他叫作孔老二，打倒孔老二，砸烂孔家店，我们年轻时晚上政治学习就是批判孔子，对那些批判孔子的套话说辞我们很熟。现在它拿来建孔子学院啦，把它作为一种宣传意识形态的工具，这是它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一个实例。还有就是它开放经济，但是在开放经济中间它不管不顾，非常的过激，不管不顾环境多么的破坏。
我的一个朋友在芝加哥的一个化工厂里工作，这个化工厂是美国第二大化工 厂，他在化工厂里是一个副总裁。他跟我说他们专门到中国推销PX工厂。什么是PX工厂？就是一种制作化纤材料的工厂，很赚钱。但是PX工厂污染非常厉害， 可以说你要是不做污染处理，它象放原子弹一样，只不过原子弹是突然一下子破坏性的，它是慢慢破坏，就是在多少年内，污染非常厉害。所以卖你工厂的时候还有 一个处理设备，处理厂，这个处理厂和这个生产厂是同样的价钱。世界上百分之六十的PX厂都建在中国，有百分之二十几建在南朝鲜。南朝鲜就没有污染的问题， 因为人家既买生产工厂又买处理工厂，人家做的很好，没有污染。可是中国说我们只买生产工厂，不要处理工厂。就是说外国人投资到中国去建PX工厂他也可以不去买处理工厂，而只买生产工厂。你想想全世界的PX工厂一多半都建在中国，这就是中共的政策造成的，它的经济政策只要赚钱不要老百姓的生命，不要中国的环境。这就是它晚期极权政府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又一个实例。
所以，从刘亚洲的《西部 论》我引申讲了很多中共极权政府它的特点，还有中国现在知识分子的状态，包括中共高层这些被捧的很高的、炒的很厉害的，包括刘亚洲这个人。我觉得他说话都 不经推敲，只要细想里头有很多问题，主要的关键问题是他们没有彻底认清中共，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而是站在中共的立场上替中共出主意，替中共着急， 要维护中共这个政权，这是他的问题。中国没有像苏联极权统治时期出了这么一大批反苏共的知识分子。有人问，你说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性不够，自由思想也不够，你认为是什么原因？有人这样问我。我认为原因就是中共发动了从五十年代到现在无数次的政治整肃和洗脑运动，而且中国也经历了很多次的群体屠杀。包括镇反那不知道杀了多少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光里头的三反运动，还有什么内蒙肃清内人党的运动，哪个运动都杀人，所以这么多杀人的运动，直到八九的时候镇压学生，然后九九年迫害、屠杀法轮功，一直杀人，一直没有停。
这些镇压运动就把有独立 性的知识分子和反共正义人士屠杀了好几批。这样的镇压和整肃就使得中共的内部和外部都很难出现有自由思想和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我还想讲一个内容就是很多人都盼在中共党内能不能有一些开明派和改革派，这一直在炒作的，很多人写文章说党内要出开明派，会出改革派。刘亚洲也是一个改革 派，是个开明派。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没有，没出来，一直到现在，大家盼了三十年，有没有改革派？没有，包括赵紫阳和胡耀邦他们的开明也是很有限的，他们也不 会反党，是很有限的。为什么中国不可能出现开明派和改革派呢？这里有很多的原因，一个是多次的政治整肃运动把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都整掉了，还有就是官场的 残酷和黑暗，还有就是他安排领导层继承人的封闭式的黑箱作业，还有他是逆向选择，你要是开明有反叛的，都是上不去的。这就是它一直都不会出现什么戈尔巴乔 夫式的开明人士。特别是现在中国官场买官、卖官已经成风了，这么一个烂窝，是肯定出不来戈尔巴乔夫啦。所以我们要把希望放在底层民众身上，真正要推倒中共这个极权统治的希望在底层。
你如果老是希望中共出开明派，什么戈尔巴乔夫，中共老是在那散布很多，要民主啦，要政治改革啦，总是散布让你慢慢来，让你等待，是永远等不来，永远也不会。所以我们对这些套话说辞都要有自己的认识，要对他们的说辞有一个思考，看他真正是对老百姓有没有什么好处，刘亚洲说的这些话我是觉得他经不起挑战。
那么，我们民主肯定是会来的，中国人民的出路在哪？出路就是，东欧人民的抗争之路，东欧的那些共产极权国家他们没有出戈尔巴乔夫，但是他们也抗争了，抗争的 非常厉害，最后把共产党推倒了，这是我们要走的道路。中共实际上它也只有一条路，就是一条死路。它会从绝对腐败走向彻底溃烂，最后直至被人民推翻、垮台。我还想说一个在西方已经说烂的名言，就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中共就是一个绝对权力的政府，它现在就已经绝对腐败了，那么一定会走向 溃败。绝对腐败最后它只能往下走，它不会变好，一下变得清廉啦，一下变得开明啦，不可能的。我还是呼吁人民，我们所有的人和中共要采取不合作态度。
怎么才是不合作态度？比如说共产党组织个活动，你可以找个借口不去呀，没有危险的；你可以保持沉默呀，让你说话的时候你可以保持沉默呀。你没有必要上街去振臂高呼打倒共产党，只要不合作，这个不合作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如果大家全都不合作了，中共的统治是需要权威呀，没有统治权威了，它空空如也，它怎么能维持 下去？它维持不下去，所以《九评》退党都是最好的不合作的行动，退党、退团、退少先队，三退这都是不合作，也没有什么危险。实际上不合作就是一种抗争，东欧人民也是这样慢慢的发展。不要因为一个刘亚洲或者什么人的一个讲话感到有希望了，希望在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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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有没有“健康力量”？
横河
我们要是讨论这个改革和健康力量的话，我们至少要把改革的定义搞清楚。改革至少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一个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在过去的30年当中，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特定的名词，它有特定的含义。在三十多年前，11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把它的中心工作从政治转移到了经济建设。当时制定的政策，后来延续了相当多的时间，甚至到现在还没有离开主要轨道的，就是经济上的松绑和摸着石头过河，这个就是中国现实的改革。而它的开放是指重新和世界交往，30年前开始的到现在为止，它对外面的门户，特别是在经济上是开放的。当然在信息流通上，它仍然是属于封闭的。
这30年来，任何所谓的改革，，都没有在政治体制上有任何的动作，无论是主观上的还是客观意义上的。所以中国特定含义的改革开放，就是仅仅在经济上，从来就不是在政治上。以此来划分谁是改革派的话，还不如反过来问，在中国今天有谁不是改革派！今天人人都是改革派，就是如果我们把改革定义为，实际上过去30年当中的，在中国事实存在的所谓经济体制改革，不管它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改革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任何人都可以把以前没有的，或修改一下的政策都叫改革。
估且我们不论中共的经济改革应该如何定义，有一点是肯定的，它肯定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如果把发展是硬道理、GDP决定一切、全民搞钱、全民炒股、整个官场炒地皮炒房，都算是改革开放的话，那么我认为中国现在，中共的整个官僚体制内部绝大多数人，都应该是改革派。
在这篇文章里提到了反温家宝的势力，我们来分析一下，究竟哪些势力是反温家宝的势力，这是这两篇文章里面提到的。先看毛派，毛派又叫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真正的毛派在今天应该是既没有政治势力，也没有经济实力的。如果说有一个派系，它是依靠政治权力积累起来强大力量的话，严格的说它不能归到毛派这派里面来，而是应该归改革派的，因为它加入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且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在中国今天并不存在真正的毛派，至少不在统治集团的内部。
值得提一提的是那些并非毛派，而是所谓权贵集团的这些人。因为在杜光的文章当中，就是那篇“来龙去脉”的文章，谈到的和毛派一起攻击温家宝的权贵集团，这个权贵集团是以重庆唱红打黑为标杆的薄熙来做为代表的。薄熙来从政以来，从大连起家，就是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和橱窗工程，然而这点并不是权贵集团的特点，这本来就是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特点，如果说在大连薄熙来搞的形象工程不算改革派的话，那么中共的体制内就没有改革派了。
薄熙来在政治上的特点并不是大搞形象工程，而是起源于在大连搞的对江泽民的个人崇拜，这是在文革以后、否定个人崇拜以后，最先搞个人崇拜的，以及后来到重庆进行的唱红打黑，尤其是唱红的那一半。这是它的政治上的特点，但是这个政治上的特点其实并无改革和保守之分，实际上是政界的太子党为了证明他们对中国现在政权继承的正统性而进行的一次进攻。但是它的进攻的目标并非是温家宝，而且带有明显的薄熙来个人特色。太子党并不是全部都这么做的，当然他们有这个倾向，就是从他们集团的利益上来说的话，唱红也就是说唱几十年前，甚至是中共革命以后的那些所谓红歌，是为了他们个人的权力和他们集团的权力，争权夺利的一次行动，只是带有明显的薄熙来个人色彩而已。
在中共的历史上，其实不仅仅是太子党或者薄熙来是这么做的，在中共历史上只要一有风吹草动，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白热化的时候，不管是哪一派，在政治上的表现一定是向左转，历来如此，薄熙来只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在一个新的形势下把这种特点发挥到了一个极限而已。这本身并不是由哪一个政客所决定的，这是由中共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到现在为止，从未放弃过共产主义，它的本质还是共产党，没有这一条作为基础的话，重庆绝对不会出现唱红。
另外一个可以作为佐证的就是中共的中宣部对于舆论的控制要掌握在中共的手里面，要保证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这个任务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对于自由的言论，到现在为止，打压只见加强不见减轻。
我们现在以薄熙来所属的太子党为例，尽管事实上并不一定真的就有一个太子党，它们内部也有不同的利益，但是由中共第一代，所谓打江山的那一代高官，由他们后代所形成的利益相近的集团确实是存在，我们姑且就叫它太子党。这个太子党它的整体是受益于三十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历年出台的政策方针都是明显的向这个权贵阶层倾斜，比如早期的价格双轨制，八二年的宪法偷偷摸摸的把城市居民的私产的土地给没收了，后来的教育体制改革、医疗改革、房产改革等等，它都是有利于这些有权力的阶层的，也就是说有利于太子党这个阶层的。这个阶层是经商和做官双栖，权力和金钱通吃，它们是中国真正的最富的阶层，而且它们和那些私营企业的富翁不同，它们的权力和财富几乎不受政治气候影响的变化，也不会被轻易的推出来当作替罪羊。
这里最典型的就是中共曾经在最高层的那些人的太子党们，你像江绵恒，就身兼财团，就是它的网通，官场和科技，这就是它自己兼任的中科院副院长和载人航天工程的副总指挥，在这么多本来是不可兼任的商场和官场的同时兼任，而且同时都当到了非常高官，获取了大量的利益。李鹏的儿子李小鹏长期经商，突然之间摇身一变就可以从政，到山西省去当副省长，这种类型的商官之间的快速转换、变脸在中国历史上还几乎没有过，而在中共的统治下，这是非常常见的，特别是在近三十年当中，太子党下海以后又重新从政的这种变脸是相当多的。虽然太子党有的经商有的从政，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如果说他们的权力是与生俱来的话，那么他们今天的巨额财富是肯定来自改革开放，而他们的权力则得益于政治体制的不改革。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所谓的“团派”，尽管这样的划分并不一定说明什么问题，或者我们说“非太子党的高官们”，这些人同样是现行政策，就是中共目前的经济政治的受益者。从经济上来说，他们本人就是中共统治集团里面不是太子党那一部分，他们本人也通过掌握权力，同样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有的时候会不走运的被推出来做替罪羊，像成克杰、胡长青、程维高等等这些人，就是属于非太子党的高官。在积累财富上他们没有差别，在掌握权力上他们也没有差别，但是在政治斗争当中，他们有的时候会失势，有的时候会被推出来。
在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说他们不被推出来，不被作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也就是说他们的地位不倒的话，他们的子女就是新的太子党。在这里并没有非常严格的区别，统治阶层内部的区别并不大。这些非太子党掌权的高官们和他们的子女，他们并没有动机去改变现状，或者说他们没有这种动机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便限制他们已经拥有的特权和财富。
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的统治阶层当中，并不存在一支可以被称作健康力量的派系，他们也有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仅仅发生在争权夺利当中，并不像中共历史上传统的路线斗争；而不同派系当中的互相妥协和讨价还价，他们的筹码仅仅是自己或是自己的亲属不被清算而已，或者自己派系的人不被清算而已，并没有原则上的区别。
当然我们也必须这么看，也许温家宝的本意是好的，他本人也确实相信普世价值，相信中国人应该享有民主自由。不过这个已经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个人的意见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换句话说，如果说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还有改革和保守之争的话，那么在30年后的今天，统治集团内部都是既得利益者，只有利益之争，早就没有改革和保守之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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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网综合何清涟点评：
这与前一向凤凰发表刘亚洲文之后的情形一样。直到我在推上指出那是刘2004年11月一篇旧文，有人通知，凤凰才出面澄清非刘授权文章刘自认观点过时。拥刘潮才算告一段落。确实喜感
家宝总理在哈佛的讲话改变了吗？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作了界定吗？能否请您将这些话留到他作了明确界定后再说？我不拥护口号，我要看口号下的内容
谁来监督？是一盘散沙式的民众监督还是被党控制的媒体监督？或者是被独立压力集团监督？法治是否是三权分立的法治，还是集立法司法与执法于一体的法治？
我真的认为只是温相重塑形象之举。因为他最近的形象实在有点负面，所有的眼泪与讲话都被视为表演。胡与他都是政治利益集团大管家与二管家而已。
最好请老温明示，这政体改革的核心就是解决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即主动放弃共产党自赋的执政权力，改为真正的民选。与此同时开放党禁报禁、结社自由。不解决权力的来源，都是糊弄人的花架子。
极权政治需要服从，所以选接班人重在听话守成不在创新能力。也因此，一代不如一代。这是规律，请看前苏联。温相并非不作为，各部都不听招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