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7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这整整推迟了约十个月。原因无外乎这么几个。一是20大以来，习近平提拔的若干重要官员因故被撤销职务，包括外交部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他们是中央委员，要等中纪委调查结案后，提交中央全会审查通过。可能对案件的定性比较犹豫，调查过程颇费心思，一必须得处理，二要顾全习近平和中共的面子，所以迟迟不能结案。二是时机不好。国内经济持续走低，各种“灰犀牛”接踵而至。外交上又左右为难。既要援俄避免俄罗斯战败，又想避免美国及其盟友的制裁。三是中共内部也出现重大分歧。去年12月财新网借纪念十届三中全会召开45周年发表“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社论就是一例。大批官员“躺平”，“懒政”也是对习近平所作所为的消极抵抗。料想，到今年七月，这些问题得到了解决或有所缓和，习近平在经济外交政策上或许有所退让和妥协，以换取党内更多的支持。消息称，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是“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还有可能就是习近平将进一步推进党国一体化，将国务院的行政职能更多地转移到自己手中。但不太可能将国家主席实职化，这意味着中共将放弃权力垄断。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在政治上出现了很大的倒退。国内外有目共睹，官员和民众深受其害，深有感触，不必赘言。习近平对此负有主要责任，但不是全部责任。习近平对内钳制言论，打压私营经济，加强社会管控；对外大搞大国崛起，“战狼外交”的政策有着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得到了党内保守派，中层阶级中的粉红和以国家强大为精神支柱、受剥夺最厉害的底层民众的支持。盖因中国经济增长，成为第二经济大国之后，许多中国人虚荣心无限膨胀，盲目自大，以填补以实用主义为指导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精神空虚和作为受剥夺的补偿。而舍弃了优先发展经济和韬光养晦的先前国策。还没阔绰几天，就忘乎所以，妄图改变世界秩序与规则，自以为是地要为世界指明方向，大言不惭地妄言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但自从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加强的遏制之后，经过三年疫情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持续下滑，大多数人的收入出现下降，许多人失业，年轻人就业难，生活水平显著下降。房价下跌，资产泡沫泄气，也让所有房产持有人的财富缩水。而未来前景又看不到什么希望。江胡“闷声发大财”时期，腐败盛行，贫富悬殊，但人们的绝对收入几乎都不断提高。但“大国崛起”却让几乎所有人绝对收入下降。人们总是对当前的苦楚感受最深，很容易朝秦暮楚。于是那些原来跟随习近平鼓噪“大国崛起”的人也对之没有了太大兴趣。毕竟意淫国家的强大不可能无限抵消和补偿现实生活的艰难、挫折和残酷。在习近平强行修改宪法连任三届党军政最高职务之后，他逐渐失去了党内外的基本盘。这类似于文革末期，大多数人失去了对当前政局的信心，迫切希望能有“拨乱反正”的改变。但碍于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只能寄希望自然规律起作用。而习近平并没有毛那样巨大的威望，不至于那么绝望，党内外广泛的意志有足够的力量扭转局势而不至于引发严重的政治动荡。
因而发展经济，提高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在十多年的“大国崛起”占上风后再次成为体制内外大多数中国人的最大共识。就个人自由，增加收入和国家强大三大目标之中，中国人对增加收入的追求最高，其次是国家强大。追求国家强大的本质上是对权力的追求，攀附和服从。而对个人自由追求最弱，非常微弱，只有极少数人对之有较强的认识和认同，更少的人愿意为之付出代价。追求个人自由要付出的代价越大，愿意去践行的人越少。这非常可悲，但事实如此。时至今天，中国社会仍然缺乏一个建立宪政民主的基本社会基础；仍徘徊于经济发展和国家强大之间。两者既具有一致性，又具有冲突性，不可兼得（参见拙文:“毛时代，邓时代和习时代的共同点、转承和区别”）。但无论如何，将追求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准放在优先位置好过将国家强大作为优先目标。
目前的状况是，中共党内的分歧大于朝野的分歧。社会裂变将最先发生在体制内，而不会发生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体制内的大多数人与体制外的大多数人有着优先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最大共识。社会矛盾的爆发总是会出现在社会结构的最薄弱处。而中共党内的分歧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最薄弱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说，“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这句话反映出巨大的矛盾，一方面将改革开放视为“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一方面仍然不愿意放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政治局会议预告，二十届三中全会要“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究竟会带来什么的改革和变化呢？人们将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