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本月初中欧文化论坛上中国学者对欧洲学者提到1989年六四事件的反应,其中清华大学一个名叫崔之元的人举了两个美国历史上的案例为中国官方的政策辩护。
第一个案例是1932年发生在美国华盛顿的退伍军人被镇压事件。这些一战时期的退伍军人在大萧条期间向政府请愿,要求兑现当初许诺的经济补偿,在得不到答复后在国会山前安营扎寨,数月后被军队武力驱散,死伤数十人,当时调动了坦克和马队。
在为“六四”辩护的声音中,这起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到。崔之元说他“六四”时在美国,是在电视上听到基辛格说没有哪个政府会允许首都市中心的广场被占据如此之长的时间,并举出1932年美国的这起事件为例。崔说“我在美国生活了十七年,除了专业的历史学家之外,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美国人谈到这一事件。”崔的意思想来是要说美国人自己也不提这件事,就象中国人不提“六四”一样。
事情真是这样的吗?80年代中国翻译过一套通俗版美国现代史,叫作《光荣与梦想》,在美国是很畅销的,里面详细介绍了这起事件,我当年(远在六四之前)就是从那套书里面了解到这起事件的。因此,这起事件不但在美国从来没有被刻意隐瞒过,没有成为禁区,而且飘洋过海被介绍到了中国。今天美国的很多社区图书馆里都有题为bonus army的CD 或者录像带,介绍的就是这件事。书籍和文章就更不用说了。
“我在美国生活了十七年,除了专业的历史学家之外,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美国人谈到这一事件”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说日常生活中没有人谈吗?那一点都不奇怪,谁会在日常生活中谈这样的事呢?如果是说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中,那么崔本人不是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了吗?
过去,在为六四镇压辩护的人那里,美国1932年镇压退伍军人的事件被拿来说明“美国也镇压的”,好像一个今天的强奸犯举着一份发了黄的报纸告诉你说半个世纪前另外一个地方也有强奸的,还登在报上了。今天的崔之元则发现了这个案例的新用处,说“美国镇压后也没有人提的”。可惜,一本中文版的美国通俗历史书就揭破了他的谎言。
为了说明不提六四有理,崔还举了第二个事例,说受到1932年那起事件的启发,
“我于是对西方的宪政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对此做出了深入的研究。有件事特别吸引了我的注意。183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议案,叫做gag rule ,也被叫做闭嘴法案。该法案规定任何有关要求废除奴隶制的提案都应该一律被搁置,国会不会给于讨论。即使是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林肯当时也投了支持票,林肯当时还仅仅是国会议员。这就意味着投票支持这一法案的人并不一定都是支持奴隶制的人。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林肯认为解决一个敏感问题的最明智的做法是暂时搁置等条件以及时机成熟的时候再作解决。二十年之后,林肯果然成为美国历史上废除奴隶制的总统。这就说明他当初做出的决定是完全是有理的。
所以,所有的事都是有关联的,这就使我想起德国哲学家尼采在他的《历史对人生的利与弊》一书中曾经指出,对某个人和某个民族来说,有时候,最明智的方式可能是遗忘,也就是他所说的‘积极健忘,’因为你如果总是揭开过去的创伤的话,或许对你并没有益。”
gag rule确有其事,但这完全是运用在美国国会(以及其他有些国家的议会)讨论的场合,为了避免政治意识形态和党派的分歧影响正常的程序和对紧要问题的处理。但是这决不是说在社会上对这些问题也不能讨论。恰恰相反:当时正是因为美国社会在奴隶制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所以即使身为废奴派议员,为了国会的正常运转,林肯也不得不赞成gag rule。
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六四是一个社会上可以公开议论的问题吗?当然不是。绝对不是。六四是一个由政府设置和监控的言论禁忌。
人们或许可以说崔之元对美国史一窍不通,那么中国的现状呢?如果他是用这两个完全被曲解的美国史的案例来说明1989年以来的中国,那么他所说的中国不是受到了双重曲解吗?
最后应该补充的是,1932年退伍兵的被武力驱散,受到美国众多报章的严厉批判,几年后罗斯福当总统时便兑现了给这些退伍兵的承诺(当然也和当时二次大战的环境有关),用实际行动纠正了错误。
而中国的六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