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动身去中国之前并没有写书计划。在北京时这个念头在心中一闪而过。回到了美国之后，才开始认真考虑这个想法。所以我把这个谢辞内容划分成三个阶段：去中国前、在中国期间和离开中国后。第一、二个阶段对本书做出重要贡献的朋友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帮忙我。
第一阶段，我特别要感激伦道夫‧关（Randolph Quon）。他对中共太子党与中国金融方面的研究使我受益匪浅。随着时间推移，他成为我的中国宗师和亲密朋友。没有他睿智的教导和鼓励，我到不了北京。其它鼓励我成行的朋友们还包括：保罗‧卫利奇（Paul Weyrich）、琼‧提佛‧德莱尔博士（Dr. June Teufel Dreyer）、罗杰‧罗宾逊（Roger Robinson）、法兰克‧格夫尼（Frank Gaffney）和丹尼‧谢特（Danny Schechter）。在我离开之前的几个月，米米‧詹姆斯（Mimi James）和泰瑞‧哈尔塞（Terry Halsey）邀请我住进他们在纽约的家里 ，环球视野（Globalvision）提供了办公室，波托马克基金会（Potomac Foundation）的丹尼尔‧麦当劳（Daniel McDonald）提供了最初的基金。
在中国期间，倘若没有美中两国同事（和每天往来的商界朋友）亲密无间的友情和坦率，那么每天就如同走马观花一样乏味，没什么好说的了。有些朋友我可以提及名字，譬如麦克‧福斯特（Michael Furst）和孟克文（Chris Murck）。其它一些朋友我必须为他们隐姓埋名。您知道您是谁，也许个别朋友会对这本书感到不高兴或受到触犯。个别地方也许是我的错；虽然我有极佳的记忆能力，但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如果有任何纰漏或误解，都是我的问题。
另外，我很感激我的公关公司的管理人员，无论是在中国的还是在美国的，感谢为我提供了一个平台并始终站在我一边。 在美国大使馆，我特别感谢那些曾帮助我的武官；而在商务处，我要感谢庞韬文（Thomas Lee Boam）和史蒂芬‧安徒生（Stephen Anderson）所展现的洞察力与远见。在北京外国新闻界，特别感谢多位记者（一些已离开北京），包括潘文（John Pomfret）、亨利‧朱（Henry Chu）、麦克‧雪力顿（Michael Sheridan）、夏雷（Shai Oster）、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白安儒（Andrew Batson）、 克里斯‧毕林（Chris Billing）、爱德华‧杨（Edward Young）、西蒙‧卡列基（Simon Cartledge）、安得列‧莫列维基（Andre Mrevije），特别是白克尔（Jasper Becker）。几个北京人士对这本书的特点也颇有影响：金‧巴内（Kim Barnet）、丹‧布罗笛（Dan Brody）、汤荻（Tang Di）、艾丽斯‧傅（Alice Fu）、黄孟度（Po-Wen Huang）、胡兰（Francesca Dal Lago）、哈里‧米勒（Harry Miller）、 福里达‧莫克（Freda Murck）、托德‧史帝福克斯（Todd Stellfox）、以及罗素‧杨（Russell Young）。在互联网方面，我要感谢麦克‧鲁宾逊（Michael Robinson）乐意出现在纪录上， 既使他不同意我的一部分结论。还要感谢他耐心向我解释中共的防火墙先进技术。彼得‧拉洛克（Peter Lovelock）提供的精采分析不仅通俗易懂，而且持续提供新的线索和信息来源。 我同时要感谢《标准周报》（Weekly Standard）鼓励我研究互联网的题目，并负担最初的研究费用，并且要感谢理查德‧史达（Richard Starr）的纯熟编辑技巧。
离开中国后的阶段，我希望感谢我的父亲，戴维‧葛特曼（David Gutmann），他说服我争取这本书的合约。厄哈特（Earhart）基金会慷慨提供的研究经费，让我得以回到中国几个月，做一些深入的访问，以填补其中一些重要的空白。我要感谢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dy）和厄哈特的全体职员，特别是英格力‧美利可斯基（Ingrid A. Merikoski）和却瑞尔‧高斯基（Cheryl D. Gorski）。也感谢丹‧麦克‧迈克（Dan McMichael）指点我寻求厄哈特的赞助，并且特别感谢对迪克‧艾利恩（Dick Alien）从一开始就是我这本书的导师。
鉴于这本书引用了许多背景资料，我要感激江雪琴（Jiang Xueqin）、詹姆斯‧穆文诺（James Mulvenon）、阿瑟‧沃卓伦（Arthur Waldron）、马英（Ying Ma）、戴维‧卫尔克（David Welker）、马克‧贝约克（Mark Bayuk）、史蒂芬‧许（Stephen Hsu）、肯尼斯‧伯曼（Kenneth Berman）、阿伦‧托尔森（Alan Tonelson）和刘雅雅（Ann Lau）。 丹‧萨若蓝得（Dan Southerland）、彼得‧拉洛克（Peter Lovelock）和丽贝卡‧麦其诺（Rebecca MacKinnon）出于善心，读完原稿并在最后阶段提供建议，切实有用。我要感谢杰弗里‧费得勒（Jeffrey Fiedler）和劳联-产联下属的食品与服务业部门的工作人员（AFL-CIO Food &c Allied Services Trade），感谢他们提供的档案文件。也要感谢加利‧司密特（Gary Schmitt）和新美国世纪项目持之以恒的支持。
我的编辑，彼得‧可利尔（Peter Collier）精心编辑了这本书。他对本书原稿倾注了不少心血，为突出主题所作的努力无法衡量。我写作冗长且用词苛刻，他不得不多次加工修改原稿，手法和技巧娴熟得像个优秀的外科医生。我还要衷心感谢卡罗‧史达卫克（Carol Staswick）为本书最后付梓所作的贡献。
这个谢辞无法表达我对妻子所作贡献的感激。除了在校对和编辑方面她是最佳人选之外，是她把我带进中国，又是她把我带回美国。 即使她知道我的写作会给她的中国学者生涯带来麻烦，但是她从未要求我更改任何言词的语气。这种支持一直像伊森‧查雀利（Ethan Zachary）的祖母乔安纳（Joanna）所给予的那样，直到母亲紧急住进医院才突然替代了这一创作过程。出于所有这些原因，也为其它更深的我无法表达的缘由，我要说这本书属于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