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因房价而焦虑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央政府就加大了房地产调控力度。除了政策性压制房价以外，还配合以货币收缩（而非紧缩）政策，如今年一月十四日上调了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使之达到百分之十九。但是，房价并未给收缩政策及房价压制政策以正面回报，相反，二月十九日公布的全国七十个大中城市抽样房价还出现了上涨趋势。

 

在北京市政府推出极为严厉也带有全国示范效应的“十五条”之后，央行在二月二十四日再次上调零点五个百分点的准备金率。

 

从纯理论上讲，中央政府完全可以实行收储政策，就像收购粮食而后储备那样，把市场上有价无市的那部分空房收购百分之七十上来，而后再低价卖给低收入购房者。然而，中央政府好大喜功，开大项目投入降下来很难。不仅在国内大修高铁之类的巨额低效投资，而且还在全球修高铁，借口是容易进口外部资源。

 

实施扩张型货币政策，过去两年，累计信贷投放量高达十七点九万亿。之于十七万亿的存量，货币政策的收缩效果累计也回收了不到一万个亿的货币供应量，这样收缩政​​策宣传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还有，今年一月份信贷投放猛增一万二千亿，说明扩张政策带来的市场需求还很大。除非到下半年银行完全停止放贷，才有初见的收缩效果。

 

“土地财政”走上不归路

 

中国房价问题背后是中央与地方关系悖论，即中央财权大事权小，而地方则是财权小事权大。为解决过多承担的事权，加上政府人员基数庞大（俗称“吃饭财政”），地方政府必然会坚持寻求快捷财政收入的路子。有官方学者估计，地方财政收入中的“土地财政”即卖地收入占到百分之四十。上海与北京的二○一○年度政府卖地收入均超过了一千亿人民币，而全国的同类收入总和高达二点七万亿之巨。

 

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极大地加大了建筑成本，进而推高了住房价格。在另一端，如果真如一些官媒所说的未来房地产市场将会出现价量齐跌的状况，那么，百分之六十以上三四线城市的政府将处于破产状态，以至于无法运行。事实上，中国普通百姓尤其低收入群体的房价认知是“不再涨了，就可以”。但是，涨与不涨不取决于百姓的愿望，而取决于中央与地方长期以来的财权与事权关系，以及能否有一个统一的政策压缩政府成本。

 

地方官员都知道“圈农上楼”的土地指标置换是丧良心的办法，而且中央方面也声称要严查。但是，在良心与风险之外还有“吃饭财政”的压力，还有开支巨大的公车支出不可消减。去年一年，全国的公车开支高达两千亿。其中有一千四百余亿在地方，地方有一千亿的公车支出来自卖地收入。一些聪明的地方政府为了。逃避中央政策追究，就把“圈农上楼”美化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拿到省级批文但是，就算是中央的批文也难免遭到农民的抵抗，结果是：你圈你的地，我种我的田。

 

反农地资本化是危机原因之一

 

货币政策注定要失败，而且会败得很惨，这是因为中国城市化的方向从初始就出现了巨大失误。小城升为大城，大城高喊国际化，致使本有巨大缺陷的户口政策放大成社会不公的​​一个制度性悖论。

 

而正确的，至少是与“大城化”相配套的二元路线应当是：第一，努力发展小型城市化即乡镇城市化，给农民创造“离土不离乡”的多元收入可能;第二，是农地资本化即农民可以用土地当资本进行投资，比方说自然集市的小城市化，农民地价可以当投资与开发商合作建房，如此，全国平均房价就会降下来，而且不会造成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的后果。

 

但是，这会涉及到修宪问题，即宪法明确规定农地权属在农民。连普世价值都被批判的政治文化里，有谁敢主张土地私有化呢？有体制内学者积极主张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但是修宪的声音却不曾发出。中国社会结构的最后调整到了非经历一场巨大经济危机而不能的地步。

 

中国通胀必是全球风险

 

中国通胀与全球风险的关系并非我的独特预见，早在去年十二月中旬就有美国经济学者伯特‧多门，在“中国即将到来的噩梦”一文中指出：中国大量购买国际上的农矿产品，会造成全球物价上涨。

 

这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大部分问题是：。其一，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一直测算不准的热钱会在短时间流走，进入欧美市场，并带动东南亚存量热钱出逃，从而给东南亚股市以灾难性的打击;其二，房地产价格的非市场化下降不会改变就业者的工资期望，同时，政府也希望农民工高企的工资要求挤走一部分低端行业的外资，而双重作用的结果是工资成本在今年下半年会出现估计上涨百分之三十的增幅，结果是新兴经济体中的工资水平一致坚挺;其三，中国在货币收缩政策不见效的情况下，会采取信贷一刀切的停贷政策，结果之一是容纳欧美进口产品的市场大幅缩小，进而重挫美国刚见抬头的制造业复苏，导致美国经济再次的危机性大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