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中共教科书是这样记叙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勾结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青帮流氓背叛革命，大肆镇压、杀害革命者，开始清党，这就是著名的4.12反革命政变。4.12政变以及后来长沙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宁汉合流，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
网络上流传不少帖子，讲述当时北伐军在前方打仗，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湖南等地搞土地革命，许多北伐军将士的家属被当做土豪劣绅斗争甚至杀害，家财、女人被分，造成军心不稳。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突袭北京的苏联领事馆，抓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起获一些共产国际秘密文件，秘密文件泄露出共产党利用国民党的内幕和真相，从而成为蒋介石们决心清党的直接原因。后来张作霖皇姑屯被炸，据说就是苏联间谍而非日本特务的杰作。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给出了很多细节。该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版，比如第154页谈到，蒋介石早年受过激进思想影响，因而也长期赞成和拥护“扶助农工”的政策。显然是因为这个时期中共“扶助农工”的方式、以及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令蒋介石无法认可。
共产党闹革命 破坏北伐的物质和精神供给
据杨奎松透露，当时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无论是在农村土改，还是城里罢工，中共依靠的主要力量就是流氓无产者，因为要发动那些老实本分、善良纯朴、循规蹈矩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并不容易，因为有传统文化在约束着人。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痞子、流氓他们的革命“积极性”要比那些惯常的“良民”、 “顺民”大得多，同时他们“革命”起来，也胆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杀、敢抢敢夺。有这样一些人行动起来，就能够让那些“良民”、“顺民”起而仿效。
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流行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 (《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9页)，都在斗、打、掠之列。既然“一切权力归农会”，那从杀猪、出谷、游乡发展到杀头，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杀“土 豪劣绅”的事就频频发生，还要把“土豪劣绅”的祖坟挖掉，目的是破坏风水、斩草除根。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也证实了这点。
这些行为直接妨害着正在进行的北伐，连中共元老李维汉都承认，“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也失去了纳税的“权利”。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98 页)
影响北伐军军心的不仅是后援问题。李宗仁北伐时任第七军军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民国) 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颐，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睹。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 页)，
共产党出卖中国 谋取的是苏联人的利益
这些都严重影响着北伐大业，不过最终促成蒋介石行动的，还是因为张作霖抓捕到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从所收缴的中共机密档中发现，共产党正在联合苏联，出卖中国人的利益。中共的卖国行为激起了国民党将士的愤慨，于是直接导致了4.12清党行动。据中共方面称，仅4月12日至15日，共产党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本人在国民党一大上宣称“本人原为苏联党员--第三国际共产党员”，他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李大钊从事的使命，也基本上以共产国际和苏俄国家利益的总战略为目的，而不是为了中国人的利益，张作霖称他为“俄奸”，相当于百姓称的“汉奸”。
1926年4月，张的奉系部队控制北京，李大钊当然是被抓捕的重要对象。李不但带领全家立刻躲到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原俄国兵营院内，还把左翼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一起搬到了苏联使馆。 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派出三百余人，突袭了苏俄使馆军营，获取了七卡车中共秘密档档案，里面有大量中共出卖中国，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操控中共、分裂中国的各种证据和指令。张作霖后来找人翻译编成了《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
在前方爱国将领的呼吁下，张作霖下令将李大钊等十九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悉数执行死刑，就此点燃了4.12政变的导火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