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依然是中国经济稳定最大的威胁。目前的货币增长率虽然已经大大低于前几年的水平，但仍然与中国潜在增长率不相匹配。房地产行业对资金的过度需求，是造成私营部门高利率的主要原因。房价下跌后，需求随之下跌，利率也随之下降。私营部门高利率的解决方案，一是给私有行业和政府提供平等的信贷平台；二是降低货币需求，而非增加货币供给。
仍需抗击通胀
有几个迹象表明中国经济正在放缓。很多出口企业，尤其是传统行业如鞋业、服装和家具等，过去两个月面临销售下滑。全球经济正深陷于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房价下跌的双重困境之中，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中国出口总量可能将达到2万亿美元，名义GDP将为7万亿美元。显然，出口放缓将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销售增长了3.3%，达到930万辆。汽车普及率目前似乎已经达到过渡期内的饱和水平。未来的汽车销售将取决于收入增长和养车成本。中国的汽车市场已经正常化了。
6月固定资产投资与前一个月相比略有收缩。今年上半年，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名义价值增长22.6%，其中西部省份增长率为31%，东部省份为29%。
除了上述放缓迹象，电力消耗继续保持强劲。上半年电力消耗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2.2%，其中工业消耗增长11.9%。6月电力消耗增长13%，根本没有任何放缓迹象。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力[1.72 -1.15%]消耗年增长率为8%。当前的增长率仍在升高。在电力消耗放缓到8%之前，增长不应当成为抗击通胀的担忧。
上半年名义GDP增长18.3%，高于广义货币(M2)15.9%的增长率。其差额可以用以下两个原因解释，一是2010年已签订合同但未到位的贷款开始支出；二是正式货币体系外的货币扩张。名义GDP增长率减去实际GDP9.6%的增长率，可以得出GDP平减指数为8.7%，这是最宽泛的通胀率估值。
通胀并没有任何冷却的迹象。通过某一特定商品如猪肉的价格变动来判断通胀是极具误导性和危险性的。事实上通胀遍布中国经济。中国常规经济(例如超市和百货大楼)的价格水平比很多发达国家的价格水平还要高。成本推动并不是惟一的原因。期望现在正在发挥主导作用。
通胀心理已经成为中国通胀动态的一个重要乘数。企业和消费者都认为高通胀将会持续。随着各家企业发现价格上涨是对抗成本上升的主要方法，他们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动机来压低成本了。工薪阶层消费者只能通过工资上涨来应对通胀。现在中国成本价格在螺旋上升。打破这个循环需要超调利率。因为中国现在仍然不愿提高利率，通胀心理仍将掌控中国经济。
一些分析人士和政府官员依据一两项商品的价格趋势对通胀趋势加以判定，是极其错误和危险的。技术因素可以改变一时的价格走势，但是改变不了由既有货币政策和对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所决定的价格趋势。例如，削减进口税和高速公路收费可以暂时降低通胀。但这只是改变了价格水平，并没有改变趋势。根据一次性的价格变化就得出通胀趋势减缓的结论是极其错误的。错误的结论可能会导致货币政策松动，从而造成全国性灾难。
货币紧缩和工资上涨是关键
中国的货币政策与过去相比已经有所紧缩，但与潜在增长率相比依然比较宽松。中国潜在增长率不到16%。劳动力过剩已经一去不复返。如果通胀保持不变，潜在增长率将为8%。随着经济的资本密集度提高，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2020年，潜在增长率将可能达到5%。如果中国接受5%的通胀率，货币增长率就应当被下调至10%。利率应该是通胀率加2%，亦即7%。这一利率至少应适用于六个月到一年的存款利率。
企业和政府对货币短缺啧有烦言。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房地产发展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度货币需求。如果货币政策满足这种需求，通胀只会更糟。所以，“货币短缺”的解决办法是减少这类货币需求，而不是增加货币供给。
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降低房价。如果房价下跌25%，总价值就能下降1万亿元，相当于增加10%的银行贷款。今年下半年很可能出现这一调整，结果将极大地改善货币条件。
工资上涨是中国实现再平衡的关键。停滞不前的全球经济将削弱中国未来几年的出口增长。没有出口支持，投资导向型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再平衡意味着将部分资金从投资转向消费。实现这种转变的工具就是工资上涨。这一工具只有在工资增长快于人均名义GDP增长时才有效。
中国的人均名义GDP增长了近18%。财政收入增长了30%。这说明工资增长不可能赶上名义GDP的增长。因此，中国的再平衡还没有开始。由于劳动力短缺，市场可以通过工资上涨来推动经济实现再平衡。现在的体系仍然不利于实现再平衡，它试图通过增加收入来满足政府的支出需求。这导致通胀侵蚀了工资的购买力，亦即将资金转移给了政府。
抗拒再平衡造成了中国和世界很多国家的不稳定。中国的价格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还要高。
随着时间推移，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指责中国而不是美联储造成了通胀。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中国的处境将十分艰难。中国最好能先来削减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支出以冷却通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