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中国官员经常成为互联网明星。使他们跃升成明星的主要“戏码”，不再是贪污腐败的金额之钜，也不是其拥有的情妇数量，而是官员们自己纪录的情色日记之类。至于官员那些纪念自己淫乱史的另类收藏品，则是这类情色日记必备的附加物，深藏在各检察院的案卷里。
这些“情色日记”已验明主人正身的已有几单：广西来宾市烟草局局长韩峰的情色日记、江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吴志明创作的《快乐日记》。湖北恩施来凤县副县长邓国建的43篇日记因其本人坚决否认，尚有待事态发展。从日记主人身份来看，以吴志明官阶最高，至少是厅局级。日记内容也很能体现其“政策水平”，居然将自己平日撰写《政府工作规划》，比如常见的“第X个五年计划”之类的能耐用之于性生活，为自己发展性伙伴定了个“五年规划”，决心在2015年以前 “至少要睡1000个女人、其中良家妇女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
中国历史上文人士大夫有写日记的传统，这些日记往往成为后世史家重要的资料来源。研究者从日记中找出一些散落的历史碎片，与正史互相参照，有助于还原历史事件及风貌。但观诸历代笔记，还从未有过这类展露官僚群体污秽不堪面目的情色日记。只能说这是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文明的另类贡献吧？
晚清世事多变，文化人与士大夫尤其敏感，借写日记以纪时世之变，浇心中块垒。不少人将写日记当作日课，持之以恒。今天人们能看到几十万言乃至二百几十万言的日记，就是这种精神产品。如晚清三大日记家当中，有曾任光绪帝老师的翁同龢所写的《翁文恭公日记》，还有诗文大家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普通人的日记也有不少，比如徽州博物馆就藏有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农村秀才詹元相（1670年－1726年）的《畏斋日记》，记录其在康熙三十八年 （1699年）至四十五年（1706年）的生活和感受。
清代文人士大夫写日记，主要是用作反省工具，以磨炼自身，提升自己道德品质。这方面曾国藩与翁同龢就是典型。曾国藩每日以八事自课，自订了每天的任务，强制作完，稍有怠惰、欠缺，自责改正。连自己出去参加他人寿宴说多了应酬之语，都在日记中责备自己“语多不诚”，力诫自己改正。李慈铭曾因给人写文章嫌所得酬金少两次致书要求增加酬金未果，在日记中责备自己不自重。另一种类型则是记录学业，督促进修。比如郭嵩焘就经常在日记中叙述学习内容并发表评论。
概言之，清代文人士大夫以自警自励为目的写日记，对于人的健康成长，养成学识、坚守气节起着重大的鞭策作用。其中一些人如实地撰写日记，不断反省，终成一代人才。此风后来影响到民国人物，亦有不少珍贵的日记留传下来。降及毛泽东统治时期，罗织思想言论之罪成风，写日记成了极为危险之事，但保存下来的还有不少日记，如《顾准日记》不仅真实地记下了顾准所目睹的大跃进之后河南农民的生活惨状，而且贡献了他的理论思考。读者从这本日记中能够很强烈地感受日记主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也许有人会如此为刻下贪官的情色日记辩解：清人所写日记是准备公开示人的，这些贪官日记只是准备留给自己看的，二者没有可比性。
关于这点，早在清代文人士大夫写日记成风的时代就已经有人讨论过。籍忠寅在《桐城吴先生日记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日记者，固锱铢尺寸之可以示人者也。”意思是说日记虽是私人记录，但因其坦诚书写自己每天的行状心思，没有不可以告人的东西。人们普遍接受这种看法：君子之日记，心怀坦荡，可以给人看，但不以让人阅览为目的。所谓示人、不示人，是指作者生前的事，他死后就无能为力了，他人可以出版，不存在示人与否的问题了。
说到底，所谓日记虽然是私人记事记情，但个人是社会的成员，所写日记所反应的不但是日记主人的个人人格，还能反映其所处时代的“国品”。现在中国官场极度糜烂，官僚集团成员的私德公德大都已堕落至烂泥潭中，每天所谋之事无非是竭泽而渔谋“发展”（为创造GDP虚饰政绩不惜破坏生态），竭尽脑汁谋升迁，竭尽全力捞金钱，竭尽体力嫖女人，竭尽心力谋外逃。在这样的宦海中浮沉，贪官写的日记最后成了贪腐纵欲写真，也就无足为怪了。
江西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吴志明曾任中共南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