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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中共党史教科书从来不敢正面交待的一段历史。
在中共官方的叙事里，北伐，是国共两党“携手并肩、共同奋斗”的光辉岁月，共产党是北伐的“推动者”和“贡献者”。
然而，当我们把埋在历史夹缝里的真实文件一件件翻出来，显现出的，竟是一幅截然不同的历史图景。
共产党究竟在北伐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让我们从头说起。
联俄容共的背后
要知道共产党为什么阻挠北伐，我们必须先回到1924年“联俄容共”的起点。
孙中山先生在历经多次革命失败后，为了获得苏联的军事与财政援助，无奈接受了苏俄代表阿道夫‧越飞（Adolf Abramovich Joffe，1883年—1927年）的条件，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就是历史上的“容共”。
然而，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真的是为了“协助国民革命”吗？
历史文献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当时的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完全听命于莫斯科的指挥。共产国际给中共下达的最高战略指令非常明确，那就是：寄生、壮大、并最终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
执行这一战略的，是苏共派驻广州的全权代表鲍罗廷（Mikhail Borodin）。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回忆，说得一针见血。他说，鲍罗廷告诉中共党员的策略，最重要一条就是：把国民党分成左右两派，让它自己分裂，以便共产党乘机垄断党务。
在这个背景下，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表面上是例行党务会议，骨子里是一次蓄谋已久的组织夺权。那次大会，参会代表一共256人，其中中共党员就占了五分之三！
当时，蒋介石的志向是继承孙中山的遗志，挥师北上，统一全中国，结束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但共产党却极力反对。在他们看来，北伐一旦成功，蒋介石的军事威望将达到顶峰，国民党的力量将遍布全国，这会极大地压缩共产党的生存与夺权空间。
所以，从1925年底开始，一场针对蒋介石、旨在阻挠北伐的阴谋，在广州暗中上演。
中山舰事件前的暗流
当时，苏联派驻广州的军事顾问团团长是季山嘉（Kissanka）。此人对蒋介石的北伐主张极其蔑视。
根据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的回忆录，以及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的记载，季山嘉在广州多次集会中，当着众多黄埔军官的面，冷嘲热讽地说：
“广东革命政府只有区区几万军队，财政赤字严重，武器弹药全靠苏联接济。而北方的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拥有大军七十万。蒋介石想要北伐，简直是螳臂当车，是不自量力的冒险狂妄之举！”
季山嘉不仅在舆论上唱衰，更在实际行动上进行赤裸裸的杯葛。蒋介石多次向苏联顾问团申请北伐所需的武器、经费和车辆，季山嘉一概采取“拖延战术”，甚至直接拒绝发放。他私下对人说，绝不能给蒋介石充足的军火，否则他就“管不住这头狮子了”。
更卑劣的是，苏联顾问与广州中共党人开始联手，在军队内部散布反蒋言论。他们在黄埔军校内部扶植“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亲国民党的“孙文主义学会”，制造流血冲突。
1926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
“赤党与鲍（罗廷）、季（山嘉）处处限制吾之行动，阻挠吾之大计。凡吾欲往东，彼等必欲往西。北伐大业，在彼等眼中竟成罪过。革命前途，何其艰难！”
这种阻挠，在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中达到了高潮。
中共与苏联顾问甚至企图利用海军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调动中山舰前往黄埔，密谋将蒋介石强行绑架到苏联军舰上，押往海参崴。蒋介石当机立断，调动军队实施戒严，逮捕李之龙，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这才粉碎了这场政变。党内称此役为“蒋中正救党”。
中山舰事件后，斯大林不想立即撕破脸皮，他采取了隐忍的态度，不得不将傲慢的季山嘉调回国内，并派回了较为圆滑的总顾问鲍罗廷。然而，鲍罗廷的到来，并没有改变共产党阻挠北伐的根本方针，只是手段变得更加隐蔽和政治化。
北伐神速 后方起火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广州召开誓师大会，北伐正式开始。
十万北伐军，对阵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合计超过七十万的武装力量。按照悬殊的兵力对比，这是一场几乎不可能赢的赌局。
事实上，就在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的前两天，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还在《向导》周报第161期上，发表了一篇震惊朝野的署名文章，题目就叫“论国民政府之北伐”。
陈独秀在文章中，劈头盖脸地对北伐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否定。他写道：
“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
然而，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的出人意料，北伐军作为正义之师进展神速，势如破竹。
7月11日，北伐军攻占长沙。凌晨三点，长沙五万人举着油灯、蜡烛，连夜欢迎北伐军进驻。在蒋介石的亲自指挥下，北伐军连克岳阳、武汉、南昌等要地，至1926年底已统一长江以南诸省。这速度，远超各方预期。
然而，就在前线捷报频传之际，后方已悄然失火。斯大林的指令，从北伐开始第一天就已下达，那就是：趁蒋介石出兵在外，后方兵力空虚之际，在后方持续制造动乱。
1926年7月，北伐军攻克长沙，湖南农民运动也随之展开。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在湘中各县迅速扩张，至1926年底、1927年初达到高潮。而毛泽东正是在1927年1至2月间亲赴湖南考察，写下那份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
换句话说，北伐军打到哪里，农民协会就在后面扩张到哪里，利用权力真空，趁势夺取农村控制权，这也是共产党宣传的所谓“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真实一面。
中共在湖南组建的农民协会，打出的口号是“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有田产者皆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皆是“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在农会挟持之下，地痞流氓趁势而起，大肆冲入士绅家中杀猪抢粮、抓人游街，甚至当众处决，掘坟刨棺。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详细记录了种种此类行径。但是，他非但不加批判，反而大加赞赏，称这是“革命的先锋”“好得很”。
北伐军中，下级军官十之八九出身中小地主家庭，农民运动所冲击的，正是这些人的父兄亲眷。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竟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两湖部队的将士，眼见家人遭此凌辱，心中愤懑已濒临爆发。北伐军的怒火，不仅指向军阀，也愈来愈指向身后那只兴风作浪的黑手。
鲍罗廷的阴谋
随着北伐军在前方取得节节胜利，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峰。这让克里姆林宫和共产国际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斯大林意识到，如果任由蒋介石彻底消灭北方军阀，国民党将建立一个强大的、独立自主的民族政府，苏联试图赤化中国、将中国变成其远东卫星国的阴谋，就将彻底破产。
于是，共产国际总顾问鲍罗廷抛出了最阴毒的一招：在政治上分裂国民党，实行“迎汪反蒋”，企图彻底架空并罢免蒋介石。
1926年底，北伐军攻克南昌。蒋介石主张将国民政府与党中央迁往南昌，以便就近指挥江西、浙江、上海方面的军事行动，迅速结束战争。
然而，留在武汉的鲍罗廷，却联合了国民党内的亲共左派（如邓演达、徐谦、孙科等）以及汪精卫的势力，强行在武汉宣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宁汉分裂”的前奏。
鲍罗廷在武汉发起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反蒋运动”。他们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在报纸上、传单上、街头标语上，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污蔑为“新军阀”、“独裁者”、“背叛革命的叛徒”。
根据现已解密的苏联驻华使馆档案，鲍罗廷在武汉的秘密会议上明确表示：
“我们现在必须用汪精卫来牵制蒋介石。我们要在武汉建立一个由我们实际控制的政府，剥夺蒋介石的军权和财政权。如果他顺从，我们就继续利用他北伐；如果他不顺从，我们就彻底打倒他！”
上海风云与南京事件
中共对北伐的阻挠与破坏，在1927年3月北伐军进逼上海和南京时，达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
当时，蒋介石的战略非常清晰：北伐军必须迅速占领东南财阀的大本营——江浙与上海一带，取得稳定的财政收入，同时在外交上保持克制，避免与英、美、日等列强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以免列强联合出兵干涉，导致北伐夭折。
然而，中共采取的策略却完全相反。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第六军攻克南京。第六军军长是程潜，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林伯渠。进城后，部分军队突然失控，开始有组织地袭击南京的英、美、日外国领事馆，搜刮外侨财产，打死打伤多名外国传教士和外交官。
这场突如其来的暴行，立刻引发了国际震动。停泊在长江江面上的英美军舰随即开炮，轰击南京，造成中国军民严重伤亡，史称“南京事件”。
这场灾难背后的推手是谁？根据事后国民政府的调查报告，以及日本、英国外交档案的记录，当天进城煽动、带领士兵去袭击外国领事馆的，正是被共产党完全控制的第六军政治部底下的基层政治干部。
中共这么做的目的非常歹毒：他们试图透过制造杀害外国人的国际惨案，挑起英美等列强与蒋介石北伐军的全面战争。莫斯科的算盘是：一旦列强出兵镇压蒋介石，北伐军就会在列强的炮火下全军覆没。到那个时候，共产党就可以在苏联的直接军事援助下，收拾残局，堂而皇之地在中国发动苏维埃赤色革命。
这就是中共的“借刀杀人”之计！
蒋介石在南京事件后，彻底看清了中共的狰狞面目。他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共党不除，国家必亡！彼等非中国之革命党，乃苏俄之牛马。出卖国家，残害同胞，莫此为甚！”
正是在这种退无可退、忍无可忍的绝境下，为了保住北伐的成果，为了不让中国沦为苏联的殖民地，蒋介石联合江浙财阀、国民党元老以及军队将领，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果断发动了“清党”行动，将隐藏在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寄生虫与颠覆分子彻底清除。
清党之后，鲍罗廷故技重施，操纵汪精卫主导的武汉政府联共反蒋。“宁汉对立”就此形成，北伐事业再度陷入危机。
汪精卫与共党翻脸
但仅仅过了一个多月，1927年5月31日，一份来自共产国际的密电却引起轩然大波，这起意外事件，最终导致了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与共产党、共产国际决裂。
这份由斯大林亲自授意共产国际向驻华代表鲍罗廷、罗易等人发出的秘电，明确指示，武汉国民政府必须被改造，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彻底的赤化。而为了对抗蒋介石和北方军阀，他要求中共在湖南、湖北动员和组织一支多达50万人的工农革命军队。
但谁也没预料到的是，为了争取汪精卫的支持，这个密令被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罗易（M.N. Roy）亲手转交给了汪精卫。汪看后勃然大怒，免去各机关中所有中共党员的职务，驱逐鲍罗廷与加伦等140余名苏联顾问。
多年以后，毛泽东在提及此事时还耿耿于怀地说：罗易就是个大傻瓜。
至此，中共寄生于国民党、企图颠覆北伐的阴谋，在全中国彻底破产。
清毒瘤 北伐大功告成
宁汉之争，使北伐陷入停顿。1927年8月，也就是共产党转而发动南昌暴动的那个月，孙传芳趁机反攻，兵锋直逼南京。蒋介石选择了主动辞职下野，以换取宁汉合流、恢复北伐。
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一离开，各方皆陷入困局——无论是政敌汪精卫，还是盟友李宗仁、白崇禧，最终都不得不承认：领导北伐，非蒋介石莫属。
1928年1月5日，蒋介石复出，再度出任总司令，挥师北伐。此时，共产党的干扰和后患已经基本清除，蒋介石整顿军队，重新誓师。同年6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军阀将领联合，于1928年成功攻克北京。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北伐正式告成，中华民国在形式上完成全国统一。
中共的谎言
回望这段历史，一个深刻的吊诡浮出水面：北伐的最终成功，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在“排除了共产党的干扰”之后才得以实现的。
中山舰事件清除了黄埔的赤色渗透，“整理党务案”将中共党员逐出第一军的核心，清党铲除了后方的暗桩——蒋介石以一系列雷厉风行的行动，维系了革命军的向心力与战斗力，让北伐得以从悬崖边缘被拉回来。
中共党史却把这段历史倒过来讲：说共产党“推动”了北伐，说蒋介石是“背叛革命”的人。
然而，证据就摆在那里——鲍罗廷的自白、罗易的密电、《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公开展示，“中共中央通过反对北伐统一的决议”等等，这些无一不在昭示，谎言或许可以垄断教科书，但它藏不住所有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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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制作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