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为高利贷现像仅仅发生在温州，那就错了。在广州，大约有高达万亿规模的高利贷 ，其利率是银行的18倍。除了广州，佛山、中山、东莞也是高利贷的重镇。
最近，因为中国的温州地区 有90多家企业老板欠债逃跑，涉及资金近200亿元人民币，总理温家宝于10月4日率领大批财政、金融高官，南下温州救火。温州地区的中小企业家，主要依赖的是具有高利贷性质的民间资本，所以，中国的高利贷问题进入越来越多媒体的关注，进入越来越多民众的视野。
如果以为高利贷现像仅仅发生在温州，那就错了。在广州，大约有高达万亿规模的高利贷 ，其利率是银行的18倍。除了广州，佛山、中山、东莞也是高利贷的重镇。近年，因为材料价格飙涨、人工工资攀升、拉闸限电等一系列因素的叠加，以及部分小企业面临转型升级，需要投入资金，使得小企业的资金链条越来越紧张。没有他途，小企业主寄希望通过民间融资渠道获取资金。这使得民间借贷利率水涨船高。
在内蒙古，新近崛起的资源型城市鄂尔多斯成为中国的一个高利贷的“新星”。2009年，这个城市发生了石小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达7亿余元的高利贷案件；2011年，再次发生了祁有庆非法揽收本金约为3.5亿元的民间借贷和高利贷案件，与此案件所关联的，放贷者涉及各行各业，上到政府公务员、下到拾荒老人，甚至还包括乞讨者，金额从3000元至数十万元不等。
事实上，根据中国媒体的公开资料，此次高利贷浪潮，席卷了中国广大地区。在山东，在河南，在四川，几乎每个省份，都 不乏高利贷的重灾区。最近，在地处中原大地的河南安阳，几百名集资受害者聚集在安阳市政府门前，要求政府严惩携款而逃的中豫隆丰、子轩、安达三家投资担保公司老板。这之前的安阳，其高利贷模式是：以每月高达5%-6%的利息吸引集资，再靠后来者的资金返还先到者利息，直到资金链断裂之前携款消失。
8 月20日至21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甘肃省考察时表示，“当前要严打非法金融活动，重点是社会非法集资和市场金融传销，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说明，诸如甘肃这样的经济相对不够发达省份，同样存在社会非法集资和市场金融传销，而高利贷与社会非法集资和市场金融传销有著不可分割的联系。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高利贷已经蔓延到中国的贫困地区。江苏最贫困的县之一的泗洪县的青阳、石集等乡镇，高利贷抬头，甚至一度处于疯狂状态。受民间高利贷影响，泗洪县农村信用合作银行的贷款受到不小冲击，过年后存款额减少了2000多万。在百度搜索“石集乡”，它已和“高利贷”成了关联词组。
山东的邹平，也是一个贫困县，据说那里的高利贷遍地都是。10月8日中国的《法制日报》记者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西海固”地区，有著“中国最贫困地区”之称的地方，其民间借贷活动也异常活跃，而因民间借贷高利率引发的纠纷以及各类违法犯罪案件时有发生。
中国官方没有，也没有能力提供一个“全国高利贷分布图”。但是，高利贷似乎成为了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不仅发生在诸如浙江、广东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而且发生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也发生在中小城市，甚至穷乡僻壤。在中国，高利贷自古有之，计划经济时代基本灭绝，1990年代是“星星之火”，不过二十年光景，颇有“燎原之势”。这无疑是对中共政府致力于金融改革的一种讽刺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