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时正值“反右倾”高潮，军队强调要“反透右倾”，因此主将们在政治高压下，纷纷撂下部队，撂下为“解放台湾”而积极准备的演习，上岸去批判“彭、黄”(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去了，其中，18大队的一些干部还是“反右倾”的对象，必须在会上作出“深刻检讨”以求“过关”。
今年6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们在东海舰队上海基地的一个小院里采访了前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安立群将军。
安将军回忆起44年前那次“副官们”组织指挥的军事演习———东海舰队护卫舰6支队18大队“昆明”、“成都”、“衡阳”3舰由“代理大队长”、“昆明舰”舰长“张舰”指挥，在潜艇22支队416艇、418艇配合下，自1959年11月24日起，在朱家尖(现普陀山附近)以东海面进行对潜搜索和攻击训练。
大队长(正团级)哪里去了?大队政委哪里去了?一艘军舰的舰长(昆明舰舰长)从来没有指挥一支编队攻防的经验，而又临时受命指挥。
而且，成都舰的舰长哪去了?政委哪去了?衡阳舰的舰长哪去了?政委哪去了?遇难的418艇的政委又哪去了……
整支编队的正职包括18大队的总指挥———这次演习的灵魂几乎都走光了!
当时正值“反右倾”高潮，军队强调要“反透右倾”，因此主将们在政治高压下，纷纷撂下部队，撂下为“解放台湾”而积极准备的演习，上岸去批判“彭、黄”(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去了，其中，18大队的一些干部还是“反右倾”的对象，必须在会上作出“深刻检讨”以求“过关”。
按训练计划，舰队12月1日在训练海区搜索时，3舰组成横队，第一次由西往东搜索攻击;第二次由北往南搜索攻击;第三次由南向北搜索攻击。
418潜艇担任“靶目标”配合护卫舰训练。
上午9时35分，418潜艇下潜，9时45分3舰开始搜索，俗话所称的“猫捉老鼠”开始了。
“……13时55分，(代理大队长)看到衡阳舰尚在转向，立即告其现应停车。衡阳舰回答‘明白了，我已停车’。当时昆明舰投了3个手榴弹(通知潜艇可以上浮的信号)，3舰都在漂泊。14时05分衡阳舰感到舰体有震动，在右舷发现宽1米，长20米气泡和油迹，并报告昆明舰……14时40分昆明舰靠近失事浮标，电话不通。当衡阳舰舢板靠上浮标时，发现浮标噎移位，绳索已断，当即捞起浮标，证实潜艇418噎失事……”
安将军说：“……发现潜艇没有在自己规定的海区运动，而命令水面舰艇在潜艇起浮点附近停车漂泊是最错误的……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决心，是造成此次事故最主要也是最终的原因。”
“很多报道都说418潜艇是在上浮时，其舰桥被衡阳舰钢刀般的舰首一切两半，这样的说法是不太确切的”，老将军说，我所知道的情况是，潜艇上浮时，舰桥(潜艇表面突出的部分)撞上了衡阳舰的右舷而不是舰首，整个舰桥是被横向“拉掉”的，像揭去一个硬痂一样，而不是“纵向劈开”的，由于第二道水密门没关，二仓、三仓、四仓的水密门都没关好，海水长驱直入，张明龙艇长等几乎立即就罹难了。
可见418艇当时在军事条例的操作上也非常地粗糙、懈怠和大意，如果水密门每道都是紧锁的，悲剧也许不会发生。
衡阳舰事后去船坞检查，发现被撞的“伤口”在右舷锅炉房下部，创面也就20厘米左右，相当于两个拳头大小，有一个明显的“凹塘”，专家断言：如果当时418艇再低行20厘米左右，也就和衡阳舰擦底而过了。
我们当时都在现场，心情非常紧张，茫茫大海到哪里找战友呢?418艇上面有我的许多朋友，张明龙舰长我们熟悉，还有我的好哥们包凤林，我的大连海校的同学，咱们上下铺，原来是水面舰艇的舰长，后来被组织上派去学习潜艇技术，是未来的潜艇艇长，这次去418艇实习，行前还和我开玩笑，以后可就是“对头”了。
在随后的巳中，该艇只有轮机军士长王法全一人生还!
指挥这场演习的代理大队长姓张(恕不一一披露真名了)，衡阳舰的实习舰长姓董，都是我的好朋友，事发后，萧劲光大将(时任海军司令员)亲自到宁波基地召集会议，急令他俩赴会述职。
“张舰”有5个孩子;“董舰”有2个孩子。临行都觉得一定要军法从事了。我去送他们，两人都握着我的手“托孤”，闯了这么大的祸，都觉得一去不返了，战友情还是使我们泪流满面……
没想到，萧司令却对他们温言有加，分析情况非常客观，既指出他们许多不该有的错误，也指出主要指挥员离舰离队搞运动的危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