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调控背后的维稳考量
——从乌坎困境说开去
长期以来，为了应付巨大的就业压力，中国执政者把维持经济增长看作了稳定的第一要务，在当下之中国，城市化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房地产业因为其丰富的关联带动作用，遂成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的主要政策选择。尤其是在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外贸出口增速骤减之后，通过房地产保增长更成为应急性政策选择，在短暂的低潮之后，房地产迎来了第二春，价格一路攀升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
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从来都伴随着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这是因为，中国执政者为了维持专政体制，从未放弃对于经济资源的优势控制，为了将所控制经济资源的比例维持在较高水平，执政者将金融体制塑造成一台巨大的利益输送装置，而非遵循价格机制合理配置资源的体系，由于国有经济部门的低效率，这种利益输送必然要以一定的通货膨胀为代价，而2008年后的救市，更带来远高于此前的通货膨胀率。1989年的教训表明，通货膨胀因为直接影响到整个中下阶层的生活质量乃是生存状态，比起萧条带来的失业而言，对于稳定的威胁更具爆炸性。因此，随着CPI指数的持续攀升，最高当局必须对经济刺激政策踩刹车，而这当然会直接影响到房地产的荣景。
具体到房地产领域而言，更有其特定的维稳课题。最近几年来，涉及拆迁的暴力、自焚、上访等抗争事件日益频发，其状之惨烈，如唐福珍，其反应之决绝，如钱明奇，其规模之扩大，如今日之乌坎，如果能够有充分的数据加以研究，在房价上涨与抗争事件总量增长之间，应该能够找到相关性的证明，因为，房价推动地价上涨，一方面使得地方政府拥有更强的利益驱动扩大土地储备，一方面又使得民众在面临拆迁时更有意愿用行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在这个意义上，房价上涨早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已经是一个涉及到稳定的社会问题，和涉及到公义的政治问题。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享了房地产发展的红利，也共同承担了各种抗争事件的代价，但是，作为整体秩序的最后买单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处理抗争事件上也有着根本的利益区别：地方政府无须考虑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也不必考虑法制体系的整体信用，而更倾向于机会主义地利用各种手段为自己攫取利益;在面临较大规模的抗争事件超出地方政府维稳实力时，地方政府也可以将责任上交，作为整体秩序的最后保证人，中央政府必须出手接管。因此，执政最高层既乐见于房地产对于经济增长的助推作用，但也必然比地方政府更忧虑于日益增加的抗争事件数量和日益扩大的规模。笔者始终认为，此次中央政府以强硬手段遏止房价过快上涨，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遏止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进而减少各类抗争事件的累积，尤其是正在进行的广东乌坎这样的大型抗争事件,因为，大型抗争事件如果不能遏止，而是走向蔓延乃至成片爆发，其颠覆性后果是难以预料的。因此，从维稳的角度，房地产不能不加以调控。
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也得益于有利的宏观经济政策，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中获得了巨大的收入，甚至被称之为“土地财政”，而随着中央政府不再出台经济刺激政策，甚至运用强硬的调控手段，房地产前景走向暗淡，这也就意味着卖地收入的锐减，而分税制之后，事权下移地方、财权上收中央，加上中央企业的坐大，地方政府始终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近年来和谐社会政策的推出，不仅意味着强力维稳，同时也意味着对中低收入阶层一定程度上的利益收买，这两者都会加重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一旦没有了土地财政所提供的资源保证，和谐社会政策或者其隐含的维稳体制同样会在地方层级遭遇挑战。
具有讽刺性意味是，调控房地产与否，或者经济政策是收还是放，其实都是对维稳体制的挑战。如果继续如四万亿那样刺激经济，表面上维持了增长以应对失业；但难免通货膨胀，以及土地价值巨大诱惑下的利益侵占，从而会带来一大堆的抗争事件，耗费大量的维稳资源。但如果开始收缩，地方政府将率先面对财政问题，由于缺乏资源支撑，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方政府都会减少作为，在统治末端降低维稳体制的控制能力，这当然会释放出更多的抗争事件，其压力势必还将传导到北京等维稳中心区域，其政治后果同样不容小看。在这个维稳年代，无论收放，起决定作用的可能都不再是一大堆经济数据，而是执政者感受到的维稳压力。
目前看来，最高当局显然已很怯于再一轮的经济刺激，无他，再一次的助推房地产，无疑是进一步刺激地方政府抢地卖地，从而制造出更多的乌坎，这样的前景是不可接受的。那么，剩下的选择就是如何在利益格局中适当照顾地方政府，但在集团利益固化的今天，中央层面的利益割让是很难想象的，在这种背景下，向高收入阶层开刀的房产税就成为了明星之选，可是，长期以来针对生产流通而非财产征税的税收体制，有能力在短期内完成财产税的征收吗？更何况，财产税的征收将进一步刺激“无代表不纳税”的政治诉求，这也同样是执政者所不愿意面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