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月9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了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发布的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该报告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主笔撰写。报告呼吁，“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用“公平正义”凝聚改革共识。
“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进一步推进。”需要警惕“石头摸上了瘾，连河也不想过了”。
今天（1月9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了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发布的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该报告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主笔撰写。
目前，该报道网络版已被网络监管部门下令删除。报告指出，新的世纪走完10年后，有人则认为改革已经终结，已经死亡。“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最新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对此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认为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
孙立平等学者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现在中国的改革困境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已经改不动了’。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是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
“转型陷阱”下的体制，以权力与市场的奇异结盟为特征。“往往是权力与市场手段的交替结合使用，在权力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权力手段，在市场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市场手段。”
报告分析，在既得利益群体崛起的过程中，“官倒”、国企改制、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热、企业上市融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
报告承认，目前中国变革社会的现实动力已经越来越微弱。“转型陷阱之所以能成为‘陷阱’，就是因为此时的体制已经对遏制变革作出了周密安排，资源垄断日益严重、利益集团坐大、社会控制愈益严密。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已经完全没有变革的动力。”
“目前对改革停滞的不满在增加，变革的要求也在凝聚，另外，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圈子在不断收窄，许多群体被甩出圈子之外。这都是进行变革的现实动力，问题是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动力变成现实的动力。”
报告认为，可能走出“转型陷阱”的道路只有三种：一是由政府实施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但这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
报告呼吁，以四大措施是推动改革。首先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用“公平正义”凝聚改革共识。
报告最后呼吁。“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够正视既得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走出目前僵局与困境的勇气。”法广
专家：利益集团坐大、权力市场化是必然结果
对清华的报告，海外政论家文昭向记者表示，这篇报告突破了一些禁区，直面了一些社会弊端，可以看作是国内的部份知识份子在做出努力，力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揭示这个社会存在的问题。
但文昭同时否定了清华研究报告的结论，他认为，准确地说，利益集团的坐大，权力和市场的结合，它们本身是结果，而不是引起改革停顿和所有社会弊病的原因。根本原因是“改革”基因。简单地说，共产党的改革有一个前提，就是党和政府必须是改革的受益者、而不是受损失者。所以，利益集团坐大、权力市场化是这个基因生长出的必然结果。
他举例说，人们常说朱镕基的国企改革让职工下岗是不得已之举，没有效益的企业必须放弃。但是改制过程中为什么厂长经理们化公为私，成了巨富。而没有像东欧前共产国家一样，让员工持股，这样员工主人翁地位落实了，积极性也提高了，也不用大规模解雇，何乐而不为？
他表示，这有个根本原因，东欧国家的国企改制只有在共产党倒台的情况下才能推行，因为这个过程对共产党的官员们毫无益处。而民主政府的官员如果不做，民众可以把你选下去，所以在民主的体制下可以有这种改制。
他进一步解释说，所有的政策需要官员去执行，如果他们的利益不能优先得到满足，他们就没有积极性，后续的改革措施就会受到他们抵触，那么朱镕基主政的地位也会受到动摇。这就是为什么被称为“好总理”的朱镕基从来没打算让普通职工成为企业的股东，而是把他们直接解雇了事的原因。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