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事件，当杀人者被某些自以为大义凛然的作家、学者和律师誉为

大侠和英雄并得到一定的民意支持的时候，一个“前法西斯时代”的
“民意场”正在迅速形成。当局不按正常的司法程序审判此案，更如
同火上浇油，刺激了若干民众挺身而出到法庭外去支持这名“刀
客”。而那六名被杨佳残酷杀害的警察及其悲痛欲绝的家属，则少人
问津。我们固然要谴责造成杨佳杀人的社会背景——即公权力对普通
公民的肆意凌辱与伤害，但这并不意味着便应当为杨佳针对普通警察
的杀戮而拍手叫好。另外一起标志性事件是：北京奥运会开幕次日，
杭州男子唐永明在鼓楼城楼二楼上持械袭击三名游客，致使一人死
亡、二人受伤。行凶之后，唐永明当即跳楼身亡。遇袭的两名死伤者
是美国男排现任主教练麦卡琴的岳父母。某些反对奥运会的***人士
遂对此事件幸灾乐祸，并试图从唐永明失业工人的身份之中寻求其行
凶的合理性。我当然不喜欢奥运会，但我更厌恶此类丧心病狂的杀戮
事件。批评共产党和杯葛奥运会，固然是每个人的天赋人权的一部
分，但这并不意味着赞同让无辜的受害者成为祭台上的祭品。“不可
杀人”是上帝给所有人而不是某一部分人的诫命。任何理由都不足以
改变对杀人行为的实质。希特勒没有杀人的权利，杨佳和唐永明也没
有杀人的权利。在此意义上，那些赞美杀人行为的人，与杀人者其实
是同一类人。

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中国，暴戾之气的泛滥，其原因之一便是知识分
子的缺席与沉默。希特勒那直白粗陋、单刀直入的演说，不仅赢得了
普通大众的欢心，也让魏玛时期看不到前途的知识分子们如同听到马
丁？路德的改教宣言般欢欣鼓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希特勒确实唤
醒了一个老是失败而从未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民族的新希望。希特勒
一生中从未亲手杀人，但他缔造了一种“杀人有理”的制度与文化。
但是，幸运的是，虽然希特勒和纳粹党颠覆了魏玛共和国，却未能彻
底铲除德国古典主义文明，故而战败后的德国能够以此为“长生不老
之药”而获得起死回生；与之相比，缺乏此种古典主义底色的中国，
经过毛泽东时代之后人心早已败坏的中国，如果继续走在一条以暴易
暴的道路上，如何才能有重生的希望呢？

而今中国的杨佳、唐永明等刑事案件的罪犯，被某些自诩为正义代言
人的人士拔高为“反共斗士”，由此看出反对派之中新的精神资源之
匮乏与心态之偏激。这种暴民意识与清官幻想互为表里。对此，学者
王学泰指出：“许多处于弱势地位的老百姓，从内心里羡慕那些敢于
‘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暴民，把其看作是解决社会不公时可供选择的
手段。社会舆论特别是通俗文艺作品，还常常把这些当作‘反抗精
神’和‘英雄气概’加以表彰。”

无疑，今天中国的掌权者已然病入膏肓，而多数反对者亦变得与他们
反对的对象越来越相似，如同一个模子塑造出来的一般。暴力崇拜吊
诡地成为中国朝野双方共享的精神资源，共产党是以暴力夺取政权
的，倘若反对者希望以煽动暴力来淹没共产党，那么他们与共产党之
间的区别究竟何在？

在中国，历史是重复和循环的。鲁迅在《忽然想到》中说：“试将记
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
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
国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其实，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更像是明季，这个时代同样流行“酷的教育”，“使人们见酷而不再
觉其酷”，“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
越是旁观者，越是远离中国的流亡者，越喜欢为杀人者叫好。在嗜血
之外，又多了一层比杀人者更可恨的怯懦和虚伪。学者赵园在论及明
末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中若隐若现的暴力倾向时指出：“虽有‘名士风
流’点缀其间，有文人以至狂徒式的通脱、放荡不羁，不过‘似’魏
晋而已，细细看去，总能由士人的夸张姿态，看出压抑下的紧张，生
存的缺少余裕，进而感到戾气的弥漫，政治文化以至社会生活的畸与
病。‘苛’，即常为人从道德意义上肯定的不觉其为‘病’的病。”

在今天中国的草根阶层和民间人士当中，此种“畸”、“苛”、
“病”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摆脱的潜意识。打着正义的旗号、唱着道德
的高调，为暴力鼓与吹，不正是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的“仁义
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吗？

今天的霍夫布劳斯啤酒馆又恢复了啤酒馆本来的身份，这里不再有希
特勒演说的讲台。整个德国都不再有希特勒的讲台。我喜欢这里无拘
无束的气氛，在这里享受包括美酒、美食、音乐与友谊等日常生活中
美好事物的人们，不会有太大的野心与太多的怨毒。这样的社会方是
正常的社会。当我们喝完啤酒、吃完猪肘的时候，啤酒馆里的客人仍
然络绎不绝。在今天的德国，产生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社会土壤早已不
复存在；而在今天的中国，“未来的希特勒”、“未来的纳粹党”还
隐藏在幽暗的街角处——我已然听到他们那低沉的喘息声。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