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把袁、王被杀的主要责任记在彭德怀身上，后来，彭德怀在回忆这一历史事件时说：“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当时，井冈山有两位绿林武装的领袖人物，一位是茅坪的袁文才，另一位就是茨坪的王佐，茅坪和茨坪遥相呼应，控制了整个井冈山。在袁文才、王佐的许可、支持下，毛泽东及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扎下了根。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来到宁冈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师，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1928年12月1O日，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部队，经三湾、古城到达宁冈县城，与红四军胜利会师。在宁冈县茨坪一户中农的住房里，彭德怀第一次和毛泽东相见。当彭德怀走进屋内时，看到一个身材颀长的人向他伸出手，还操着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湘潭口音，热情地说：“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今后我们要在一起战斗了！”从说这句话起，他们二人便建立了长达30余年的将帅关系。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倚重是众所周知的。但是，由于1930年2月24日彭德怀参与了误杀袁、王二人的行动，导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彻底丧失，成为毛泽东对彭德怀产生嫌隙和误会的开始。
平江起义，彭德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奉命开赴地处湘鄂赣3省要冲的平江县。当时，平江县农村人口中地主约占5%，却占有70%的土地，农民终年辛苦劳作，仍然“吃的菌拌菜，穿的露脊背”，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所以平江成为湖南农民革命运动的中心地区之一，彭德怀的一团到平江担当的就是“清乡”任务。
独立第五师师长周磐一直很赏识、器重彭德怀。彭德怀曾经建议他办一个学兵连。周磐听说一团要办学兵连，也想办一所随营学校。彭德怀就利用周磐想以此培植和扩大势力的野心，积极支持他办随营学校。彭德怀建议校长由周磐自兼，周磐提出要找一个有经验、有学识、有朝气的人充任，彭德怀便向他推荐一年前去黄埔军校高级班深造的黄公略。周磐很满意，就叫彭德怀写信给黄公略，要他毕业后立即回师部。黄是湖南湘乡县人，少年好学，喜读兵书，彭德怀早在1916年第一次入伍时就和他结识，当时黄公略是营部文书兼团训练队语文教员，在革命低潮时，黄公略与彭德怀一样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公略到随营学校任职后不久，共产党就控制了这所学校。1928年7月18日，彭德怀到二营视察，恰好二营营长陈鹏飞的一个亲戚从长沙来，告诉陈说，昨天长沙破坏了共产党的一个机关，从被捕人身上搜出随营学校校长黄公略亲笔开具的通行证。周磐辨认笔迹后确定黄公略是共产党员。由于事态严重，彭德怀立即返回县城，国民党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更怀疑推荐黄公略的彭德怀也是共产党。
由于事关重大，当晚，彭德怀等人以探望病人为名在医院里秘密商量对策，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滕代远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彭德怀主张立即举行起义，但有人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提出让黄公略离开部队，就可以应付危险局面。为说服大家，彭德怀先分析他领导下的一团，认为平江周围的敌情不算严重，只要“彻底消灭城内反动武装，就能争取时间，巩固胜利”。当时，独立第五师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发饷了，士兵怨气很深，这可以作为起义的导火线。滕代远也当机立断，赞同彭德怀立即起义的主张，最后他们把起义的日期定为7月22日。
1928年7月22日11时，独立第五师一团800人，集合在平江城东门外一营驻地天岳书院操场上，誓师起义。下午1时，800勇士向平江县城进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除了城内反动军警，起义部队顺利占领平江县城。
7月24日上午，举行士兵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红军第五军，彭德怀被推选为红五军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邓萍为参谋长。下午，红五军及数万群众在平江城内月池塘举行庆祝起义胜利大会，宣告成立红军第五军，建立县工夜兵苏维埃政府。
彭德怀际险些被叛徒枪杀
平江起义之后，国民党调集10个团“会剿”红五军。尽管彭德怀采用“打圈子战术”，避免同优势敌人硬拼，跟国民党军周旋了三个多月，但部队仍减员 1000余人。由于环境险恶，一些意志薄弱者或投机分子相继离队或叛变。红五军四团团长陈鹏飞忍受不了艰苦，彭德怀让其回家了。四大队队长李玉华假传军长命令，以打民团为名拉着全队逃跑了。李玉华叛逃后，彭德怀就命人将与李玉华串通一气的雷振辉监视起来。第二天早晨，队伍集合出发前，彭德怀正在讲话，雷振辉突然夺过警卫员薛洪全的手枪，对准了彭德怀。紧急时刻，身材魁梧的新党员黄云桥一手扳倒雷振辉，一手拔枪将雷击毙。许多人都惊呆了，但彭德怀却面不改色，继续讲话并明确表示：“就是剩下我彭德怀一个人，爬山越岭也要走到底！”后，彭德怀决定留三个纵队在原地打游击，他自己率两个纵队800多人南下，前往井冈山，跟朱、毛部队会合。1928年12月11曰，在宁冈新城召开纪念广州起义爆发一周年和庆祝两军胜利会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在大会上讲话，欢迎红五军的到来。彭德怀在讲话中称红四军是五军的老大哥，号召红五军向红四军学习。
彭德怀参与了杀害袁文才、王佐的行动
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井冈山的武装力量得到进一步壮大。蒋介石调动湘赣两省6个旅约3万兵力，分5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会剿”。 1929年1月上旬，红四军前委、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五军军委及中共各县县委领导人在宁冈柏露村举行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会议决定实行“围魏救赵”策略，由红四军向敌人后方赣南进军以解井冈山之围，还决定将红五军一、三纵队暂编为红四军三十团，由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三十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三十团党代表，留守井冈山。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撤离井冈山，湘赣两省“回剿”军队只动用一个旅的兵力尾追红四军，以其大部分兵力从永新、莲花向井冈山推进，于1月 26日向井冈山根据地发起总攻。守卫井冈山的红五军800战士，以轻武器和每人10余发子弹，凭借新修筑的竹钉阵和土木工事，击退了数倍于己敌人的多次进攻。后，彭德怀考虑到如果继续坚守硬拼，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于是决定收拢队伍突围。
4月1日，红军的两支主力部队在瑞金实现了第二次会合，毛泽东听了彭德怀叙述的井冈山失守的经过后，沉默良久，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让你们留守井冈山。4月8日，在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前委同意彭德怀的提议，原红五军返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巩固和扩大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湘赣边界各县，素有土、客籍的矛盾。客籍，也就是客家人，袁文才、王佐的祖辈都是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背井离乡从北方迁移到此的。因为当地的“土著人”占据着适合农耕的平坦地区，所以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土著人不愿意居住的山区，而且还要受到当地土籍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1929年，这种土、客籍矛盾尖锐地反映到党内来。湘赣边界特委的主要领导大部分是土籍人，袁、王是客籍人，掌握着一个团的兵力，一时间形成土籍人掌权，客籍人有枪，互不相让，愈演愈烈。加之王佐秉性豪爽，不拘一格，专听毛泽东的话，其他人指手画脚，他有些不买账。袁文才、王佐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的确也有些问题，被掌权的土籍人抓住不放。1930年2月，边界特委以袁文才招降茶陵靖卫团团长罗克绍为口实，指责袁文才、王佐与敌勾结。恰在这时，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悄然来到了边界，他带着中共“六大”对土匪处置的教条，认为袁文才、王佐过去曾经做过土匪，准备以非常手段解决袁、王问题，这一想法与边界特委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是袁、王掌控的红四军三十二团，拥有 1000余兵员，700余支枪，还有一座兵工厂，他们又无力对付，于是，就决定采用行骗的办法，将袁、王二人诱至永新县城，然后借助正在安福、永新边界的彭德怀的红五军，再行下手。特委负责人连夜报告彭德怀称，袁文才勾结反动民团，背叛革命，边界党有一网打尽的危险，必须抢先动手诛除袁王，请求红五军出手协助。彭德怀起初并不相信，在来人的反复劝说和要求下，彭德怀派出了两个大队（相当于两个连），并反复告诫：一定不要动枪，要抓起来谈判。
一个不应该发生的悲剧发生了，袁文才、王佐死在了自己同志的手里。远在赣南的毛泽东听说袁、王被杀，十分震惊，井冈山是他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而袁文才、王佐对这块红色根据地的营建有着不可抹杀的功劳。因此，毛泽东把袁、王被杀的主要责任记在彭德怀身上，后来，彭德怀在回忆这一历史事件时说：“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后不久，王佐的哥哥王云隆，袁文才的妻叔、袁部骨干谢角铭收集残部并“电省反赤”，从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彻底丧失，后来，红军多次力图恢复，但没有任何收获，反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井冈山才回到人民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