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发生，使剿共工作功败垂成，已如上章所述。随着事变的解决，在“共赴国难”美丽的宣示之下，我们剿办了近十年的共产党，竟又摇身一变而成了我们抗日的伙伴。从前的共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从前的共军首领朱德和彭德怀，被任命为该路军的正副总指挥。客观的形势与局外的批评，都不允许我们不向“共赴国难”的路上走。而且国难严重至此，大家都有同感，就是共产党也是人，何至全无人性，竟会借“共赴国难”之名，而来趁火打劫呢？

我们也向彭德怀提庐山会议的事，他只是反复强调他不反对毛主席。他说：“毛主席的话不能说100%正确，也是99%是正确的。”很遗憾当时没有详细记录，由于年代久远，他还讲过很多话都记不清了。我们还向他提过一些有关军内各山头派系的问题，就这样漫无边际地闲谈，突出的印象是：彭德怀的记忆力极好。近70岁的老人对往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

1966年12月，彭德怀从成都被揪回北京批斗。关于彭德怀被揪回北京的具体过程，存有多种说法。我作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揪彭德怀行动”的参与者，愿意提供我所了解的内容。 王大宾接到北京指示 当时我是北京地质学院6...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怀疑，除了毛泽东原本在彭德怀的问题上并无“反省”之意以外，除了有关的著作对毛、彭见面的情节描写太过文学化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毛泽东决定让彭德怀离京去三线的同时，正在酝酿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而这场“革命”的第一炮，恰恰就是以彭德怀为靶子的。

当我们好不容易说服了士兵剿共应先于抗日之际，无奈既无饷又无粮，部队无法开拔。我们请中央发饷，中央没有钱，向江西省政府挪借，以省库空虚，也筹垫不出，要我们向地方直接筹派。我向官兵征询意见，大家一致表示宁可穷困而死，也不向人民要钱。正在无计可施，幸亏委员长以在野之身，商请浙江省政府筹借五万元给我们，才得济一时之急。

这位卫生部长本人也不认为美军进行了细菌战。他本人因此两次受到批评。一次是“中央来电”批评他“警惕性不高”，并说“就是敌未进行细菌战，也可乘此加强卫生工作”。另一次是志愿军司令彭德怀批评他，大意是：“我们的卫生部长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替敌人说话。”因为无法但又必须把铁证制造出来，他甚至委托防疫队的副队长，“给我注射鼠疫菌让我死，就说卫生部长染上美军投撒的鼠疫，不怕不是铁证。”这也是事实，证明中央和志愿军司令员在处理这个重大问题上的实事求是精神等于零。

在毛泽东政权里，周恩来是唯一的跟毛氏奉陪到底，周旋到死的人。 后世的人对于周恩来能够跟反复无常、老谋深算而又怀疑成狂的毛泽东共事到头，没有像王明、博古、李立三、张闻天、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们那样遭受不测之祸很不理解。周恩来能跟毛泽东长期相安无事，真要叹为观止了。谁都没有像周恩来那样善于变化、善于生存。

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就因彭德怀心系天下社稷家国，为民请命，奋笔上毛泽东万言书。一句几经斟酌而又轻描淡写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还是一针见血触动心病，触痛心痞，激起毛泽东勃然大怒！在国运人命、人性良知和个人意气、权势尊严的判...

1951年2月13日晚，驻守在砥平里的美第8集团军第2师23团和1个法国营的4千人，面对中共军队数万人的狂攻，毫无惧色，整整打了一个通宵，法国营外籍军团的老兵甚至发动了反冲锋，显现出无与伦比的勇气；15日，眼看砥平里就要失守，美骑兵1师微不足道的援军及时杀到，令损失巨大、心理已达极限的中共军队彻底崩溃。

史料显示，朝鲜战争是金日成率先挑起，先发制人的侵略战争，很快几乎占领了韩国的全部国土。当时美国没有出兵，所谓美国“打到鸭绿江边”威胁中国，纯属子虚乌有。所以，中共宣扬的所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也是无稽之谈。

据志愿军自己报道，60军180师被美军围歼，损失八千余人，而据美军报道，60军全军覆没，歼灭志愿军三万五千余人。这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此后，志愿军惯用的运动战偃旗息鼓，而逐渐转为阵地战。李奇微率领美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从三七线逐渐打回三八线，直到双方停战。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后来曾说，李奇微将军是他戎马一生中遇到的最难对付的将军。

高岗、彭德怀、习仲勋，这些陕北根据地的革命领袖，一个个都被戴上“反党分子”帽子，有的竟因此死于非命。上万的西北、陕北和延安的地方干部都成了“反革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毛泽东如果到了延安，老百姓会问：陕北的革命领袖怎么都被打成了“坏人”，你们中央红军当年如何能进了陕北？如何能在陕北扎下了根？陕北的基层干部都成了坏人，您老人家如何能在这里生活了十三年，在这里打出了“新中国”？

首先，吴晗完全忽略了毛泽东领导的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仍有农民革命的强烈色彩。其次，吴晗似乎也没有发现毛泽东潜意识里的帝王情结。曾经严格的史学训练让吴晗还不至于说出有违史实的昏话，但也正是这些真话，却招来了致命的一击。

1974年夏，彭德怀身体上的癌细胞扩散到肺部、脑部，并患上了偏瘫，生命垂危，但因有指示，一切医疗手段必须为“专案服务”，没有人给他打止痛针。他死前，想最后看一眼窗外的阳光、蓝天和白云，监管他的专案人员以保密和安全为由，拒绝了这一最后的人生请求。11月29日，彭德怀去世，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的遗体化名王川火化，而火化费也是从他少得可怜的“工资”中扣除的。骨灰盒则被送到了成都。

林彪三次为毛泽东“救驾”，在“九·一三事件”之前是居功至伟，此后便成了弥天大罪。林彪从毛的“亲密战友”变为谋害毛的“凶手”，历史的演变竟然如此富有戏剧性。然而，历史的演变也成了“变戏法”——林彪成为“元凶”之后，其元帅的历史也被“变没了”；而且他成为反革命集团的“罪魁祸首”之后，又似乎成了“替罪羊”，一些不是他的或不全部是他的罪过，也都统统记在了本是“林秃子”的头上，使他死无对证，也使他死有余辜。

大饥荒中被饿毙街头的中国农民。（网络图片）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场大饥荒发生之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是毛泽东。显然，这场灾难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不过，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其他领导人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人们大都知道，当时的中共中...

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这么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数，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就有了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

彭德怀 1965年11月28日，伯伯(彭德怀)离开北京赴成都担任大三线副总指挥。伯伯到成都后，亲笔给我写过几封信，信中总是提到“情况尚可”，“不必挂念”，但我还是放心不下。过年期间，我还坐火车到成都去看望过他。假期不够用，我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