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本来很忙，先要应约去参加一个茶话会，没时间在键盘上敲字。可是，刚读了一篇盛赞有加的批判激进主义文章，让人想起了邓玉娇，就不得不先加入这个大批判行列，乘胜追击了。近些年，激进主义成了中国“自由派”的众矢之的，人人挥戈上阵，个个出征讨伐，檄文车载斗量，内容博引旁证，字里愁云密布，行间义愤填膺，阵容举世瞩目，四方擂鼓助威。尽管如此，批判激进主义文章还是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几乎全是隔空喊话，除了翻历史外，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竟然没有一个批判者敢站到台前来，一条一条举例说明中国当下的激进主义有何表现。可见，中国所有的激进主义批判者都是懦夫，不敢联系现实。好了，你们不敢说，躲得远远的，我苏中杰就站到前沿阵地来说，先从邓玉娇的激进主义说起。
邓玉娇是个相当美丽的姑娘，据说生得娇艳照人，人见人爱，可是她又是个令人讨厌的激进主义者，所以要清理中国的激进主义，首先必须拿她来开刀。
噢，忘了，我们在批判邓玉娇艳的激进主义之前，首先应该对激进主义进行一番重新认识。定义就不说了，要说的问题是，不管渐进也好，激进也好，首要的问题是“进”而不是退。就是说，是让社会进步的，而不是让社会退步的，否则，那就要用“激退”或“激退”而名之了。要是把激退当成激进，“论坛”的水就浑了，社会的水就更黑了。这个“进”的目标，当然是一致的，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如果是倒行逆施，朝着落后反动的方向，那能用激进或者渐进来表述它吗？但是，批判激进主义的一些文章却把倒行逆施的“共运”当成激进主义，把“共运”史上打土豪分田地那种土地改革与国民政府在台湾的土地改革相提并论，从而得出结论，前者是激进的，带来巨大社会灾难，后者是渐进的，让社会良性发展。但我们必须看到，“共运”的政治方向是以专政方式建立极权统治，其消灭阶级、建立极权的目标已在其政纲中写得明明白白，并不是为了实现民主自由，所以其实质是专制复辟，那种“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土地改革，是专制复辟的手段；而国民政府在台湾实行的土地改革，确实是为了建立民主政治，是社会进步的手段，也被历史证明了。这两个政治内容、政治方向和性质根本对立历史行为，怎能用“激进”和“渐进”进行对比呢？有什么可比性？同理，以建设红色极权为目标的薄*熙*来那一套，也没有可比性。在人们对“共运”没有看透、总把其倒行逆施——“激退”当成革命来表述的时候，说那是激进，还有情可原；但是，“共运”的反动性和复辟倒退本质已被全人类识破时，在传统的有关认识遭到历史事实颠覆之后，一些专家学者还要把“共运”式的土地改革和国民政府朝着民主方向的土地改革进行对比，那就是肯定或歌颂“共运”不管后果如何，起码其动机也进步的。这样对比，如果不是思维混乱，大脑缺氧，那就是别有用心。
好了，明白了“激进”和“渐进”的表述只能用于进步性和政治方向一致性的行为，那我们就便于谈邓玉娇的激进主义了。中国当前的激进主义表现在何处？我找了又找，对比了又对比，想了又想，邓玉娇的激进主义最典型，最强烈，最具有代表性。
这个美丽而娇艳的巴东姑娘，曾在当地一家洗浴中心当服务员，来到洗浴中心来享乐的邓大贵等三名党官，看上她了，就向她寻欢。对于这三名党官的性要求，邓玉娇首先应该表示理解。可是她不是这样。据有关报道说，她当时很气愤。这就不对了，这就是激进，和平的、理性的态度应该是以笑脸表示不答应。这是她激进的第一步。第二步，三位党官不管她如何气愤，还是来纠缠，追赶她到了一个房间，她把门关了。这就不对了，这就是激进，和平的、理性的做法应该是不关门，三位党官要进来，就和他们说理。第三步，三位党官把门栓推坏，破门而入了，她竟然让人家“滚”。这就又不对了，这就是激进，和平而理性做法应该是和气而冷静地劝他们出去。第四步，党官扑来要抱她，她更激进了，狠狠地推人家，打人家，而和平而理性的做法是和颜悦色地说，先生，你别这样。第五步，邓大贵拿着一把百元大钞打她的头时，她又犯了激进主义，把人家的钞票打落在地，而和平而理性的做法是说，先生，谢谢你的好意，你还是收起来为好。第六步，她的激进主义更严重：三个壮汉要制服她，她知道女子斗不过男子，就拿起修脚的剪刀，向搂自己的党官邓大贵脖子刺去，把人家刺死了。和平而理性的做法是，实在斗不过人家，邓大贵要扒自己的身服，脱自己的裤子，就让她搞吧，搞完之后，和气地劝说道，先生，你这样做不好，以后一定要改正啊。
邓玉娇的目标和我们“自由派”的追求是一样的，维护个人权益。但是，他是方式是激进主义的，而且使用暴力，是更严重的激进主义。作为一个弱女子，戾气竟然这样严重，胆子竟然这样大，行为这样的激进，所以是中国激进主义的典型代表。这正是我们“自由派”焦虑和反感的问题：如果都像她那样，中国实在没有前途。
如果邓玉娇姑娘率先垂范，不搞激进主义，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邓大贵要扒衣脱裤就让他搞，搞完之后婉言相劝对方以后改错，我们“自由派”坚决相信，中国所有的邓大贵式的党官在不反抗面前一定会改错的，中国一定会通过渐进方式走向民主的。可是近几年的中国局势让邓玉娇姑娘的激进主义搞坏了。她那种激进式的反抗，不但受不到批评，而且得到来自民间的普遍赞扬和鼓励，甚至把她当成抗暴英雄来歌颂，民众都来学习，从而把其个人激进主义发展成群体激进主义。近几年，每年发生十多万起群体事件，就是个体激进主义的集中和组合。其中影响最坏的群体激进主义事件有三个，一个是广东的乌坎事件，一个是四川的什邡事件，另一个是江苏的启东事件。
乌坎的土地，村官卖就卖了嘛，几亿款项贪就贪了嘛，不要急，慢慢向上反应，10年不行，20年，20年不行30年 50年，相信时间会解决的，历史渐渐会让你满意的。你告状上级不理，你就闹，你闹，上级就抓。特别是把村民代表薛锦波打死之后，人已死了，死就死吧，为了和平理性，不应该把命看得那么重，向官方讨说法，不应该气愤，说话要和气，要和平理性地去要尸体。不应该用暴力手段把原来的村官赶出去，更不应该激化矛盾，竟和官府对抗，使用棍子和石头等暴力武器。
什邡政府建污染性企业，对子孙后代健康是有很大的危害，但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当前中国的头等大事是激进主义阻碍社会发展，破坏和平盛世。所以，要忍下来，不要动，更不要上街打横幅，喊口号，要和官方和平对话，和和气气地商量，特别是不能和武警对峙，扩大事态，都要先回家去，慢慢等待。1年不行10年，10年不行30年50年，只要我们不搞激进主义，相信政府早晚会取销污染项目的。可是，什邡民从硬是不听“自由派”的教导，把激进主义推向高潮，培养起一批危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暴民。
还有启东，不就是排污管道向东海排污影响渔业和子孙健康嘛？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本着和平理性的态度，政府一定会解决的，晚上30年50年也不要紧。当前的启东，污染是大害，还是激进主义是大害？显然激进主义是头等大害。启东百姓真不懂事，竟然数万人上街，冲到市政府，砸了办公室，抓住书记，迫使排污项目下马。作为百姓，为自己争权益是对的，但是要和平，要冷静，要坐在家里写信，或是单个去政府谈话，不要群体出动闹事，用激进主义方式把事态扩大化，搞得社会不稳定，人心不安定。
除上述而外，动不动就上访，上级不接待，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不愿等待，就群体出动，堵住政府机关，都属于令人讨厌的激进主义。
在胆小怕事、只求平安、逆来顺受、唯唯诺诺、委曲求全、遍地乞求、遍地下跪、喝药自焚也不敢动官府一根毫毛、民众的忍耐度在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国，除了上述例子，难道还有更激烈的激进主义吗？如此突出的激进主义就在眼前，有关批判者为什么总是避而不谈呢？你们不谈，我这里才实打实地谈。
激进主义的根源，是民众把个人权益看得太重了，把社会和谐看得太轻了，用个人权益压社会和谐。不能说个人权益不重要，是重要，但不能太急，要服从稳定大局，服从我们“自由派”为社会规定的转型路线：以宽容、忍让、理性精神和非暴力形式与政府合作，促进社会发展。这就要求广大民众，不能把个人生命和个人财产看得比社会大局重要，不能把个人的一切看得比政府重要，动不动就维权，搞群体事件，破坏我们为中国社会规定的转型路线。为此，广大民众一定要做听话的顺民，要有忍辱负重的大局精神，要为社会的和平转型做出牺牲：硬可经常给党官下跪，硬可一辈子风餐露宿、被关押挨打当访民，或是跳楼身亡，喝农药自尽，自焚而死，也要相信政府是可以自觉地变好的，要与政府亲密合作，上下良性互动，共建和谐社会。这是我们“自由派”的心愿。但是，当前的激进主义，特别是群体激进主义泛滥成灾，和平转型无从谈起。
激进主义不除，党国无宁日！
激进主义不除，不可能落实建设和谐社会口号！
所以，一定要对邓玉娇姑娘那类个体激进主义实行坚决打击，把各地暴发的大量群体激进主义消灭在萌芽状态。
我们写大量的文章来批判激进主义，从表面看是隔空喊话，没有针对群体维权事件进行否定，但实际上的作用是先让“激进主义”概念深入人心，让人们以反对“激进主义”的态度面对民众维权的现实，这正是为了配合这样的打击和消灭。在这个配合的过程中，我们还有相当高明、相当有力的一个狠招：把以建立极权政治为目标的“共运”说成激进主义，然后当成标签，贴到争到个人权益、实现民主自由的民众维权运动上来，让憎恨“共运”的民众憎恶维权。人们憎恶“共运”，是启蒙的重大成果，现在我们利用这一成果为打击民众维权、“建立和谐社会”服务。
好了，没时间继续谈了，我马上要去参加“自由清谈馆”举办的茶话会，会后还要到宣传部组织的“建设和谐社会研讨会”上发言。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