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传媒按：对近代中国转型，可以有种种梳理，而且在八十年代当为一门显学，后来渐渐寂灭。我看到最为大气磅薄、意义深远的近代思想史论述，便是余英时先生关于“启蒙心态”化解之后的激进化倾向，其激荡百年，不仅将传统弃之如敝，也从西方引入邪恶马克思主义，然而毛泽东大跃进、文革两项激进实验失败后，邓小平的改革是一次“资本主义大跃进”，带着极端功利、发展经济牺牲人文的激进特征，中国坠入更深的认同危机，思想史到此尚未解释中国在集权和民族主义形态下的崛起，“蓝色狂想”下的“思古恣纵”，憎羡交织的民族集体无意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黑暗。
有五千年历史来源的中国人，忽然发现他们失去定位。“中国人”意味着什么？这竟成了一个问题。
在中国的意义世界里，本土已经出现沙文主义（大陆）、恐惧回归（香港）、选择不再作“中国人”（台湾）等群体认同的倾向以及移民风潮；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可能性，也以军备竞赛和“准冷战”的态势无限升级著。
中国作为一个族群的凝聚意义，越来越稀薄了。这在社会心理学上，叫做“认同危机”，‘百科全书’里英文“identity crises”这个辞，通常是指青少年的角色混乱所导致的抵触情绪、期待和焦虑，一个老大民族居然患了“青少年狂躁症”，这却是需要靠思想史研究来“诊断”的。
本来，二十世纪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理想发狂、高度激进的世纪，也是彻底离弃传统的一个世纪，而它的遗产主要是三个主义﹕理想主义、激进主义和全盘反传统主义，都对中国人的传统认同极具摧毁力。
八十年代，我为了拍摄一部电视，曾去拜谒几位二十世纪的中国亡灵，如安徽陈独秀、胡适的故乡，湖南毛泽东、刘少奇的家乡，绍兴蔡元培、鲁迅的故居。二十世纪的中国，基本上是在他们的阴影下渡过的，他们都同这三个主义有关，虽然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甚至是互相对立，但如最激进的毛泽东也会利用传统，而一贯持温和态度的胡适也曾是文化上的一个激进主义者。
不过也在二十世纪之内，这三个主义几乎都走到了尽头，所以说中国人正在走出二十世纪。一般而言，这三个主义的衰微，显示了自十九世纪以来主宰中国人的“启蒙心态”开始被化解，但取代它的将是什么呢？
八十年代以来，现实主义、保守主义和回归传统三种思潮的兴起，引起了普遍的争论。比如，现实主义是作为对“乌托邦”理想的一种否定而出现，讲求功效，不惜代价，最典型的莫过于邓小平在“猫论”，即在“四项基本原则”幌子下进行“资本主义大跃进”，以及在“六四”屠杀后纵容消费文化，虽然都具有否定旧意识形态的倾向，但也带着极端功利、发展经济牺牲人文的激进特征。现实主义思潮在民间的表现，则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兴起，也令价值崩解、人性破碎，以及政治参与意识的普遍冷漠。
又如，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强调秩序和权威，与普遍蔓延的个人主义直接冲突。再如，向“传统”的回归，在官方表现为向传统文化寻求统治合法性，煽动民族情绪和排外主义；在民间则表现为“东方神秘主义”的复苏，“周易”、阴阳八卦、道教仙术、气功的风糜，以及西方基督教天主教的中国本土化，虽也显示了反传统情结的消解，却是文化认同的新危机。
说得稍准确一些，二十世纪的三个主义中，沦丧最深的只有理想主义，反传统主义其实依然根深蒂固，而激进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罢了。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十九、二十世纪主宰中国人近二百年的“启蒙心态”的衰微，自然会引发新的认同危机，因为这种心态肇始于“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一个近代认同危机。
发韧于晚清的认同危机，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自己的文化传统具有产生现代认同的可能性，因而舍弃它转向以西方为标准铸造中国的现代认同。然而吊诡的是，一个具有数千年文化传统的民族，要实现这种转向并非轻而易举，而是需要凭借某种极端思潮的泛滥，才有可能。一部中国近现代史证明，这种极端思潮主要是两个：激进主义和全盘反传统主义。
上面提到的那几位中国亡灵，正是这两个主义在中国的始作俑者。这里发生的一个逻辑链条是﹕全盘反传统主义启动了文化认同的转向，为文化激进主义推开第一道门，而文化激进主义又为政治激进主义推开了第二道门，一旦大门洞开，首先逸入的正是当时西方的极端思潮——马克思主义，它又对中国的政治激进推波助澜，直至全面专制的铸成。这样的描述虽嫌简单，但可凸显陈寅恪当年的哀伤，他挽王国维所说的“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
如果我们换到西方思想史的角度去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下使中国知识分子感染的“启蒙心态”，主要是两种与时间相联的观念﹕一是社会均依阶段而进化，二是西方处在比中国完美的高一阶段。
支撑这种观念的，是曾在西方处于主流地位的思潮，如直线社会进化论﹑极端实证论和现代化理论等，它们在西方学术界的长期清算下如今已经枯萎，而这种清理催发了文化多元主义﹐并为各民族寻求自身文化认同提供了解咒前提。
但有趣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并未因此而转身去向中国文化要认同，而是猴急地加入了一场清算“西方文化霸权”的时髦运动，伏身去拾落满学术界的种种“后现代”青涩之果，嚼得津津有味，今日中国学界兖兖诸公的腹中，又长成一副当年饥不择食、消化不良的“五四”肠胃。
认同新危机在中国本土则是一种亢奋和迷乱。一座文化废墟所能提供的认同资源，往往是那些未经脱魅而极具“非我族类”意识的神秘主义、“左道旁门”，所以会呈现“周易”、气功热与“痞子”文化“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景观；而这样的文化废墟，又最能诱发“人们操纵历史记忆的需要和思古的情绪，其结果是对历史的建构流入随心所欲而且往往出人意表的境地，思想的自由竟变成了不负责任的恣纵，人们在旧神话的残骸上又编织了新神话”（余英时语）。
我想，这幅景观并非始于“六四”之后，它应是八十年代大陆又一次“视西籍如神圣”的“文化热”的顺延，那次“蓝色狂想”孕育了这次“思古恣纵”，当然也导致了再一次的“后现代”拾人牙慧。
本民族文化的理性成分若不成为现代认同的一个资源，就可能提供强烈的“原教旨主义”，这是余英时教授提出的一个看法。他认为，由文化多元论而致文化相对主义的兴起，“这一倾向发展到极端也会引生“返本论”的文化危机”，他将一般用以界定伊斯兰教的“原教旨论”另译为“返本论”，是因为“无疑更适用于中国的儒家和道家。而且照最近中国大陆上所谓“易学”和“气功”的流行情况来看，如果将来中国出现儒家、道家或儒道混合的“返本论”，那也是不足为异的”。
“返本”运动在中国大陆的微澜，当起于八十年代开放后的全国性浮躁，我称之为“现代化后来者的焦虑”。从“女排狂热”、“足球耻辱”直到同外国人争夺黄河“首漂权”，以及官方有意将这种情绪引向“振兴中华”的政治操作，充分喂养了民族主义。“龙”的崇拜和“龙的传人”意识的浮现，都可视为外来意识形态（马列新名教）破产后涌起的“寻根”和认同冲动。
1984年邓小平在天安门上第一次使用“炎黄子孙”的概念，以及邓力群公开要求老百姓“可以不作共产主义者，但必须作爱国主义者”，都显示这个政权意识到它的合法性与民族认同息息相关，向中国文化要民族主义资源以维系统治，使共产党第一次需要“利用”传统。
近二十年来的动荡、流血、腐败，在社会心理上产生追求共产主义和民主制度（包括公平）的双重幻灭，导致民间向中国文化要神秘主义藉慰的渴望；同时，共产党因屠杀和腐败双重统治危机，也产生愈加依赖民族主义的另一种渴望。这双重“渴望”便是中国大陆“返本”运动极端化的诱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