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许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官方媒体和经济学家赞美这一顾及民生的目标，论证其可行性。而在微博上则是完全不同的声音：过去10年收入何止翻番?物价又何止翻番?兜里的人民币数量增加了，买得起的商品却减少了!
10年前存在银行的1万元，到今天已不值钱;而现在存银行1万到2020年取出来恐怕只是其货币价值的一半。有人出了一道题，算出不同于官方的账：已知GDP增长7%，工资増长13%-15%，将近两倍于GDP;财政收入増长20%以上，将近三倍于GDP增长。试问：企业收入増长多少?要知道，工资增长也好，财政收入增加也罢，都得靠企业。如果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就付不出高工资;税款也势必减少。而要企业盈利能力増强，就得减税，减少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
国民收入由三块构成：一是劳动报酬;二是企业利润;三是政府财政收入。对于企业所得，劳动者和企业先以工资和利润的形式分割收入;然后政府再向企业和劳动者征税进行二次分割。当一个社会的总收入增长幅度一定时，其中劳动者、企业、政府三者的收入增长只能是此消彼长，而不可能增幅同时超过GDP增长。也就是说，假如要实现“工资倍増”，政府必须降低税赋;企业必须让利于职工。
似乎十八大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提出了“两个同步”的约束条件：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可是中国的劳动者处于弱势，并且没有工会为他们争取权益，初次分割的利益自然多被企业拿走。再次分配则是政府及其官员大肆挤占和侵犯企业和职工利益。而当政府抢夺到巨额财政收入之后，在分配和使用上的浪费、腐败达到前所未有、世所罕见的严重程度。
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凭什么实现双翻番?有人发出一连串质问：难道是凭官员寻租下的权贵资本主义?凭国进民退的垄断市场经济?凭夺地卖地的流血强拆?凭分分钟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凭主体不明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凭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凭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所致的畸高储蓄率?
不少人拿十八大提出的双翻番和1960年代促使日本经济起飞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相提并论。其实，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通过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调整收入分配和产业结构，实现全方位的社会变革。而长期经济增长是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基础，也是使初次分配公平的保证。
在中国，虽然有以林毅夫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一直看好中国经济，说高增长还能维持二十年;但是，绝大多数人持相反的观点。经济学家韩志国指出：两位数増长已经成为历史，靠货币注水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能提高民众福祉的增长毫无意义。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历史不会重演，中国经济将逐步面临保七、保六甚至保五格局。中国面临著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劳动力人口逐渐短缺，农村劳动力供给也从无限供给转向短缺的时代。当局颇费心思地寻求下一个经济增长点，并且自认为找到了，那就是进一步城镇化。
然而，在有识之士看来，中国的城镇化已经根本没有空间和余地了。说到底，看似增长的问题实际是体制问题。不走政治体制改革之路，国企继续垄断，政府继续与民争利，各级官员恶霸一方，民营企业和民间社会得不到扶植和发育，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新一代领导集体开出的这张支票决无兑现之可能。而它的兑现与否，不仅决定著中国人民的未来利益，也决定著开支票者的未来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