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去西北的目的与动机/陈守中
最近网上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与动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详见《杨奎松与网友对话》。本文对杨文的结论发表自己的看法，抛砖引玉，希望对西安事变感兴趣的历史爱好者们，热烈的参与此讨论，共同解开此一著名的历史之谜。
一、张学良是如何去西北的
张学良为了煽动他的部下反中央，而编造了“撵我们到西北来送死”。“蒋介石借刀杀人，妄图让东北军与红军两败俱伤”。以及“剿共是无期徒刑”等等。张学良的这些话被他自己所否定，正如张学良自己所说：蒋公当时“任良选择某项工作，挽回国人之观感，以增声望。”蒋公指示“剿讨刘黑七土匪或三省边区共匪，任良选择。”[1]但由于“那时闹得很厉害”的悍匪刘黑七(真名刘桂堂)，骁勇善战，虽活动在东北军当时驻地——华北，张学良不敢应命，伪称：“打土匪我不内行”。[2]而豫鄂皖三省边区共匪，是已被中央军击破，大部被歼，剩下能逃亡者已逃往四川等地，不能逃跑的二、三千老弱病残之众。[3]事实清楚的说明：剿共并不是“蒋介石借刀杀人，妄图让东北军与红军两败俱伤。”而是张学良自己选择的最容易的工作。张学良同样把他自己要求去西北，在他的部下面前说成是“撵我们到西北来送死”。显然杨奎松先生接受了张学良本人的这种说法，因而杨文的结论是“张学良本身到西北来是被动的选择，不是主动的。”
张学良在他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中说：“方当边区共匪逃窜至陕，在良心目中预想可告一段落，留鄂练兵，殊不知入陕命下。当时良在峨眉，曾向蒋公表露有欲出洋之意，尔后再一寻思，陕匪刘子(志)丹股不过数千，而陕政当局本系旧好，又曾托人对良有过表示，自能合作。而西北可作抗日后方根据，何不应命?所以良到陕，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而自作之抗日准备也。本预计在短期间可将刘匪肃清，殊不知蜀匪全部窜来，此为第二次失望也。”但是张的话非常不可信的，就以张的最后一句为例，“蜀匪窜来”不但不是张学良“殊不知”，而是张学良“欢迎二、四方面军到甘肃来，二、四方面军宜先夺岷州，据此出陇西，攻击毛炳文，(以便吸引毛炳文部注意力集中对付红军，让)东北军于学忠部乘虚控制兰州;另一部红军出夏河攻击马步芳老家河州，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部东援，争取使东北军(乘虚)接防河西走廊……”[4]这样以来“蜀匪窜来”后，可使张学良(乘虚)得到张自己无法得到的河西走廊。张学良希望来了。使张学良“兴奋到了”“爱国热情到来沸腾的程度”。“西安事变前半年，是张学良'热血'高涨到沸腾的程度”。(叶剑英语。)何来的“第二次失望”。(而是给张学良到来新的希望。)此外，“留鄂练兵”说也不可信(详见后)，等等。
可见张学良的话不可信到何种程度，因而笔者在《“不准抵抗令”考》中，就不以张学良的“把蒋介石给他不抵抗的密电，装在一个特制的小皮包内，像护身符一样，随身携带。”[5]“蒋在'九一八事变'时，把我害得好苦，我当了替罪羔羊，这是有证据的，终有一日我会将此事表白于天下。”[6]“蒋曾提出，只要他(张学良)交回不抵抗的电报，就可恢复他自由。”[7]“这事(指'九一八')我(张学良)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俺没有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领袖的地方，只是现在还不便公开。”[8]“我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给我几件不抵抗的密电，向全国公布!”[9]以及“'九一八'发生后，我就主张抗日，蒋的命令不许抗日，”[10]等等为依据，而是另开辟途径。
如从倘若真的有“不准抵抗令”，一定能处处看“不准抵抗命令”的影响、约束东北军的行动。但是认真的考察东北军内部商讨计划，作出决定的的过程。看不到有“不抵抗命令”，影响、约束他们作出决定的痕迹。就证实没有所谓的“不抵抗命令”。因而外号叫“墙外铁道兵”的网友写道：“太想看作者的考证了，因而我“墙外铁道兵”非法买了一本盗版的《劫蒋者的梦》。”不能从张学良这样言不可信的人的表面文字中，找到张学良真的在干什么?想什么?要想从张学良这样言不可信的文字中，找到事物真相，需下一番功夫。让我们认真的考察张学良的“入陕命下。当时良在峨眉，曾向蒋公表露有欲出洋之意，尔后再一寻思，陕匪刘子(志)丹股不过数千，而陕政当局本系旧好，又曾托人对良有过表示，自能合作。而西北可作抗日后方根据，何不应命?”吧!“入陕命”是“良在峨眉”下的，与“何不应命”发生在同一时间。“而陕政当局本系旧好，又曾托人对良有过表示，自能合作”，则发生在此前。且“陕政当局”也只敢在远离中央的“密室”，商讨这样军阀之间秘密串联的事。(因而也只能在张学良上“峨眉”之前。)不难看出：张学良与他的“旧好”——“陕政当局”，早就密谋在西北干一番“事业”。
他们究竟密谋在西北干一番什么样的“事业”呢?这应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本文的重点。还附带得出：张学良密谋在西北干一番“事业”在前，而张学良去西北在后。且陈诚在他《西安事变回忆录》说：张学良“企图在关内树立新的根据地，(这可能就是张学良密谋在西北干一番“事业”。)复要求将其所部调至西北。”[11]陈诚知道后，立即表示反对，但“委座终以，既已允其西调，不便中途变更”[12]而让张学良的要求成为事实。使张学良“被动”去西北的说法更加失去依据。
笔者否定“张学良到西北来是被动”的说法，除了张学良先与他的“旧好”——“陕政当局”充分磋商后，决定“合作”在西北干一番“事业”后，才“打通关系”去西北外。还以张学良的东北军的“习性”为依据，根据张学良的东北军的“习性”，凡不是他们的主动要求做的，张学良总要乘对方要求他去做而百般勒索。
例证一：在一九三零年“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感到两方都需要他，就百般索钱。根据可靠资料，张学良从南京方面索取一千万美元。[13]据李宗仁讲，张学良还从阎锡山手中索取报酬。[14]
例证二：张学良不愿保卫他自己的家园，而南京中央政府命令他死守锦州，张学良首先勒索五百万。因而与行政院院长大闹一场。“中央固悉索敝赋，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粮景从，以助士气。今兄(指张)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当此民穷财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无论中央无此财力，即令有之，在兄为实行抵抗以前，弟亦万不忍为浪掷!弟诚无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唯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惟望兄亦以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则关内之中国幸甚。”
例证三：张学良送蒋公回南京后，东北军仍妄图保持他们的“独立地位”，不愿中国统一。当时东北军在西安的实际负责人王以哲，在与潼关前线的中央军负责人顾祝同谈判过程中就向中央勒索六百万。[15](王、顾并没有见面，只是电话“谈判”，电话声音被人听到，传到孙铭九时就被孙认为王真的已得到六百万。孙铭九命令于文俊去杀王以哲时，就叫于文俊带着麻袋去拿此钱。[16])东北军绑架国家元首，犯了弥天大罪，稍有羞耻感的人，都有罪恶感，而感到无地自容。可东北军竟能在犯了弥天大罪时，仍有脸皮勒索，可见他们这种勒索“习气”“根深蒂固”到何种程度。倘若真的像杨奎松先生先生所说的那样，他们是“被动”的去西北的。那么根据他们的“习气”，一定可看到他们乘此勒索的情景。但是东北军西调却如此顺路，完全没有他们被动做他们不愿做的那种抵制情景，从旁证实是东北军去西北是他们的主动行为。
正因为张学良想去西北干一番“事业”，而去西北的，因而张学良一到西北，就“脚踏实地”的干起来了。“所以良到陕，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17]为张学良未来的宏图大业打下基础。
张学良主动要求去西北的关键证据，是张学良预谋在西北“干一番事业”。这一点为张学良的亲信们所证实。如张学良“最信任的人”黎天才，[18]以及黎所联系的“前共产党人”后来着文透露真情：去西北的目的是为了在西北“兵变独立”。[19]以及曾驰骋东北政坛，因失去东北，而失去舞台，又不甘心寂莫的人，如杜重远、高崇民、王化一、王卓然、阎宝航等，他们齐集上海讨论东北军前途，写成《致张学良建议书》，核心内容就是联苏、联杨虎城，建立陕甘根据地。杨虎城的重要谋士杜斌丞向杨虎城建议：“一个杨虎城，一支十七路军，斗不过蒋介石，迟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联合，进而促进南北大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20]等等。证实张学良怀着他个人的目标去西北的。
这是张学良主动要求去西北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张学良主动要求去西北的主要证据。详见下面第二大节中的第2小节。
可杨奎松先生以超级教师爷的口吻，教训他人“主观性太强，既没有史料做凭据，也不合乎常情常理，”等等。可杨自己唯一的根据是张的自白，且既是张自白，也掩饰不了张学良是在他与杨虎城密谋在西北干一番“事业”之后，才去西北。张学良本人及其幕僚又都清楚的证实张的的确确要在西北建立“大且伟矣的小家庭”。[21]究竟是谁“主观性太强，既没有史料做凭据，也不合乎常情常理”呢?
二、张学良去西北的目的与动机
早在一九三四年，张学良获悉盛世才在新疆崛起之日，就把目光投向西北，并亲自赴西北考察。[22]张认为“西北地势险要，这是(据此称雄)不可忽视的方面。”[23]
1、西北是“据地称雄”的“风水宝地”
西北虽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在常人看来是人们不愿去的地方。但对妄图据地称雄的“志士”们来说，却是块“风水宝地”。因那里远离中央，山高皇帝远，便于称王称霸。反倒是河南、安徽等生活条件较好的“中原地区”，为张学良、杨虎城等军阀所惧怕。[24]因那里中央影响力较大，统一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更强，军阀们的军队很容易被国家化。拿杨虎城的话来说：去那些地方他的私人军队“很快就会被肢解消灭”。[25]杨虎城在他出国“考察”前，在与他的亲信们聚会时，谈到他们为什么仍能保存下来时，就谈到是因为他们没有出西北。(杨虎城的不少看法深邃，倘若张学良的部队驻在武汉等统一国家凝聚力的地区发动兵变，他的部队就会像万福麟的五十三军那样“国家军队，应效忠国家。”“惟以中央命令是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26]像“五十三军那样反兵变的空气很严重。”[27]以及像驻武汉的黄永安炮兵旅那样：“我们炮兵是中华民国的炮兵，不是张学良的炮兵，我们自然要效忠国家!”“虽然副司令从前对我们不薄。可国家大事为上，个人恩怨事小。现在副司令反对中央，我们不能因一己之私，与他一起反中央。”甚至，“吃中央的，穿中央，跟着张学良反中央是个大冤家。”杨虎城早就认识到：只能躲避在国家凝聚力不强的地方才年生存，若去国家凝聚力强的地方，很快就会被肢解消灭。[28]这是张学良去西北说不出口的原因。也是张学良密谋在西北干一番“事业”的原因之一。只有从统一祖国的大家中出走，在外国支持下，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割据)。才能躲避统一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对东北军以及十七路军的影响，达到牢固控制东北军以及十七路军的目的。可见张学良的“留鄂练兵”不可信，连河南、安徽军阀都怕，张敢“留鄂练兵”!不怕“三天一改编，二天一归并”，很快“被肢解消灭”[29]吗?不怕“国家军队，应效忠国家。”“惟以中央命令是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30]吗?不怕像“五十三军那样反西安事变空气很严重”[31]吗?)
西北地区是当时中国妄图成“霸业”的枭雄们首选之地。“天下英雄之见略同”，除张学良外，还有孙殿英希望能成为青海西区督办。反蒋最力之士胡汉民致电孙殿英：“巩固宁夏，进图甘肃。”胡汉民还致电他的同党：“晋、陕、桂倒府，组府之望。”[32]前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廷锴等，也准备武装割据西北。他们为实现此目标，拟定了名为“民族革命行动方案”的计划，“要求中共代表团代为向苏联和共产国际请求援助。”[33]这类妄图以西北为据点，以成“霸业”的老式枭雄，如孙殿英反倒直接讲出他的目的——希望成为青海西区督办。胡汉民也还能从他们的密信：“晋、陕、桂倒府，组府之望。”看出他的目的：晋、陕、桂联合起来打倒(南京政)府，是建立他胡汉民新政府的希望。新式枭雄如陈铭枢、蔡廷锴等，就已把他们的目的涂上“革命”的色彩，把他们妄图在西北成“霸业”的“鸿鹄之志”，美其名为“民族革命行动方案”。张学良与中共更把他们妄图在西北搞武装割据，抹上“抗日”的浓装，称之为“西北大联合”，“抗日”的“国防政府”等等。倒是“共产国际”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共与张学良那些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的言论，只不过“一心要让蒋介石崩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实际上使中国分裂”，“无疑正在千方百计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中国效劳。”[34]就连最先联共的张学良亲信王以哲，也对张学良的“抗日”，嗤之以鼻：“以前在东北时不抗日，日本人进攻热河时不抗日，现在来到大西北，离鬼子那么远，却讲抗日了，怎么抗法?”[35]事实清楚的表明，张入陕，并企图搞“西北大联合”，仅仅只是为了实现其“另立局面”的“鸿鹄之志”而已，根本就不是他口上所说的“抗日”。
2、张学良及其幕僚清楚的透露张去西北的目的
杨奎松先生口口声声以“史料做凭据”，让我们认真的认真的考察一下张学良的及其幕僚们的言、行吧!
1)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幕僚透露张去西北的目的
张学良“最信任的人”黎天才，[36]就向张建议：西北地处边垂，(中央影响力弱，统一国家的凝聚力没有“中原地区”强，适于“分治割据”。)“可以与蒋介石翻脸。”[37]与黎天才密切联系的“前共产党人”，即因各种原因脱离共产党的人，如罗章龙、黎天才、吴雨铭、韩麟符、李希逸、潘文郁等人的回忆证实：“张学良胸怀大计，急欲在西北寻求出路。”[38]“要这批他们(即这一批'前共产党人')为张出谋划策。”[39]“他们(指在西安的“前共产党人”)几次来往于西安与开封，(因罗章龙在河南大学任教住开封。)与罗章龙设计磋商，又经西安军中众人共议，曾初步拟定了一个改变当前时局的建议和实行方案，即罗章龙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中所称的“两项计划”。[40]“两项计划”内容其一为兵变方案，动员全体官兵自上而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行兵变，拒绝独夫一切命令，视同非法，并以武力逮捕元凶，迫其就范。兵变完成后，即通电全国讨贼，联合各省军政实力。第二步分据陕甘地区，核心是“兵变独立”。[41]从旁清楚的证实：张学良去西北有着特定的目标——“兵变独立”。[42]
张学良身边的另一批幕僚是曾驰骋东北政坛，因失去东北，而失去舞台，又不甘心寂莫的人。如杜重远、高崇民、王化一、王卓然、阎宝航等人，他们齐集上海讨论东北军前途，写成《致张学良建议书》，核心内容就是联苏、联杨虎城，建立陕甘根据地。透露张学良主动去西北的目的与动机是“建立陕甘根据地”。此建议高崇民亲自带到西安张学良处。他们四处串联，为张学良密谋“另立局面”(重新割据)出谋献策。他们与西北地区本身不甘心寂莫的人，如杨虎城的重要谋士杜斌丞向杨虎城建议：“一个杨虎城，一支十七路军，斗不过蒋介石，迟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联合，进而促进南北大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43]杜斌丞的建议清楚的告诉世人：他们“西北大联合”，“南北大联合”，是军阀们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对付中央政府，对付蒋介石。他们要顽固地阻挠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并不是他们口上所说的抗日。他们在阻挡国家统一，维护军阀割据的“伟大目标”下，组成张张、杨集团的智囊团——“设计委员会”。充分的说明张、杨集团的智囊是由这样一批顽固的阻挠中国统一的分子组成的。
2)张学良亲口承认他的目的是阻挠中国统一
张学良与他亲信私下密谈时，亲口透露他是在反蒋并不是他们口在所说的“爱国抗日”。如张学良就曾与他亲信说：“我不反蒋，大家都反蒋;我反蒋了，大家都不说话了，甚至喝我的倒彩。”[44]张亲口承认他在反蒋。军阀们视国家统一与中央政府，为其“天敌”与“克星”，一直都在密谋反蒋、反中央。张学良曾获得与他一道密谋反蒋的军阀们承诺：只要他张学良揭帜反蒋，“一定会四方回应”。[45]可是，全国广大人民衷心希望国家统一，以能御侮，强烈反对张学良劫蒋。正如《大公报》所说：“即使诚心反政府，想政权的人，在全国爱国同胞面前，断没有人能附和你们的。”[46]使原来承诺支持张学良的军阀们，在全国广大人民一片反对声中，不敢再支持张了，甚至撇清与张的关系。这使张学良大为不满，而发了以上一番牢骚。张学良的此一发自内心的言论，无意中透露他劫蒋的真正目的是反蒋，并不是他对外宣称的抗日。
张学良还在他的《不小的计划》中透露：他的最终目标是“期待大且伟矣的小家庭”，即从统一祖国的大家庭中出走，在外国的支持下，建立属于自己的“小家庭”，即割据。张学良在他的《不小的计划》中还透露：他只是“爱国抗日话，向内向外活动”。以掩饰他发动内乱。[47]阻挠中国统一。
张学良去西北的此一伟大的目标，拿“前共产党人”的话来说是“兵变独立”。[48]
拿杜重远、高崇民、王化一、王卓然、阎宝航等人的话来说，是“建立陕甘根据地”。
拿杜斌丞的话来说是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对付蒋介石”，[49]达到阻挠中国统一，维护军阀割据的目的。
拿张学良自己的话来说是建立“大且伟矣的小家庭”。[50]以及“反蒋”。[51]
3、张学良所做的一切都应挂上“抗日”吗?
杨奎松先生把张学良所做的一切都冠以“抗日”。张学良什么时候萌生过抗日的“念头”呢?是在“九一八”;还是锦州;或者热河，“想像不到的，张学良把一个经议决要下达的(抗日)军令公文，拿起来随便往大衣口袋一塞，意然忘了发出去”[52]之时;以及张学良戒烟后私派他的亲信苗剑秋，
“携其私函，到日本密访政友会领袖床次竹二郎，和陆军中的寺内寿一大将，张在私函中提议：假如日本军止于满洲，不再向华北和内蒙前进的话，他可以满洲地方领袖立场声明承认满洲国。张学良当时所求恳意者，要在和日本划界，以保住他华北的地盘而已。”“苗剑秋大失所望而归，张闻言曾抱头大哭一场。”[53]
张不惜出卖祖国主权，换取日本支持他在华北“另立局面”(一九三五年)时呢?
抑或是张学良进入西北，并与中共勾搭上以后的“特别是立刻与日军接触，条件亦不成熟”[54]之时呢?
可是以超级教师爷的口吻，教训他人“主观性太强，既没有史料做凭据，也不合乎常情常理”的杨奎松先生却认为张学良所做的一切都是“抗日”。其逻辑深奥到常人无法理解的程度。在常人看来，以当时中国的实力，是无法打败日本的。事实也证实是因为“盟军”参战，才打败日本的。倘若没有美国参战，真不敢想象中国的抗战的结局。蒋公决心抵御日军入侵，唯一的目的是维护中华民族的民族的尊严。正因为抵御强敌是为了维护我中华民族的尊严，所以凡侵犯我国主权的行为，都理直气壮的反对，以维护我中华民族的尊严。如苏联我国北疆，将当时仍在我国版图内的蒙古，从我国版图中割裂出去，即刻受到真正的爱国者蒋公的强烈反对，“南京中央政府强烈抗议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互助条约，侵犯中国主权，否认苏蒙议定书的合法性。”这种维护祖国主权与民族尊严的正义行为，理应受到全中国真正爱国者的一致支持。可张学良不但不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支持南京中央政府捍卫自己祖国的主权的正义行动。反倒认为这是他联合苏联一起反中央的机会，清楚的说明张学良灵魂深处没有爱国的文化因子，因而张学良绝对不可能去维护祖国的主权与民族尊严去抗日的。可杨奎松先生却认为苏联在蒙古问题上的强盗行为，为张学良“抗日”提供了“灵感”：“那么(苏联)也应该可以(像苏联支持蒙古那样支持)支持他张学良即将建立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见《杨奎松与网友对话》)因而张学良“没有理由不感到振奋”。[55]张学良竟堕落到妄图乘自己的祖国中央政府坚定的维护祖国主权，而“得罪”强敌时，欲与被中央政府“得罪”的强敌一切反对自己祖国的中央政府的人，是最卑鄙的卖国者。
作为军人他们更知道以他们手中的武器，是无法打败日军的，他们是以一种极度悲壮的心情奔赴抗日前线的。正如曾当过“远征军”，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先生所说，他当兵时长官总是教导他们如何去死。陈诚在动员战士坚守阵地时，也是高喊“我死国生”。汤恩伯也是以悲壮的“吾侪誓死决不离开阵地寸步。人生百年，终须一死，好汉死在阵头上，即为军人光荣之归宿。”“南口阵地，即为吾侪光荣之归宿。我死则国生，我贪生则国死。”张自忠也说：“现在的军人……就是去死……完成对于国家的义务，也只有一条路——去死，早点死，早点光荣地死!”[56]真正的爱国军人是如此悲壮的奔赴抗日前线的。
可杨奎松先生的逻辑高奥到常人无法理解的程度，竟认为张学良是为了部下“生活得很好”而抗日。(见《杨奎松与网友对话》)与真正抗日将领以丝毫也不亚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归”的悲壮鼓励部下上前线，呈黑白对比。且作为勇敢的军人，抗日是会悲壮的“我死则国生，我贪生则国死。”要像杨说的“生活得很好”，只有去做汉干，也难怪杨奎松口中的“抗日激进份子”都投敌叛国。[57]去“生活得很好”了。
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西安事变新探》一书中所说的：张学良身边的有一郡“抗日激进份子”。杨认为的“激进的抗日份子”，只是一郡投敌叛国的汉奸。[58]这一批“祸国殃民”的暴徒，只是不过是“副座豢养的'宦官'”。[59]张学良豢养“这群'宦官'”的目的，张学良在他的《不小的计划》中讲得很明白：“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为强干的打手。”[60]其目拿王以哲的话来说：“就是为了对付像我这样的人。”[61]笔者将有另一文中详讨论此，本文仅仅想说明：张学良豢养的“这群'宦官'”，根本就不是“激进的抗日份子”。只是张学良心目中只是“几个佣人”，[62]稍不顺张学良意时，即刻被张学良或严斥，或“流放”。如苗剑秋被张学良赶出西安。(后来的苗剑秋是他乘张学良送蒋公去南京后，背着张学良偷偷的潜回西安的。)又如孙铭九攻击黎天才，就被张学良狠狠斥责。[63]张学良实际上并把他们当一回事，关键证据是：张学良真正的亲信谭海指挥的真正亲兵，即保卫张学良住地的卫队，张学良不让孙铭九插手。而张学良在孙铭九指挥的卫队上面安排了刘多荃、谭海这二位“看管”，“太上皇”。只要孙铭九稍不顺张学良的心，张学良即刻可叫刘多荃、谭海指挥孙铭九自己指挥的卫队“捉拿”孙铭九“归案”。充分的说明实际上张学良并不信任孙铭九。因而孙铭九发动“二、二革命”后，刘多荃即刻命令孙铭九指挥的卫队不听孙铭九指挥。吓得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即刻逃往保安藏身。再迟一点，刘多荃可命令孙铭九指挥的卫队把孙铭九“捉拿归案”。在张学良心目中，刘多荃、谭海、黎天才等人的地位，比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地位高得多，只不过或者爱出风头，见报率高，有人仅仅根据这些表面现象得出结论。而看不到张学良并不真的信任孙铭九，因而在孙铭九头上，加“看管”这些能看穿事物本质的事实。也根本就不存在杨奎松先生在他的《与网友对话》中所说的，张学良为了这批人而决定未来计划的情况。张学良重视刘多荃、谭海、黎天才等人，比重视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高得多。张学良要考虑部下意见时，也首先听前者的意见。
笔者在本文中，重点讨论张学良去西北的目的与动机。下一文再以具体事例，来否定杨奎松先生所说的张学良一直都怀着“打回东北”的“爱国”之心的说法。
[1]台湾《联合报》，2001年10月28日，焦点版。
[2]《张学良世纪传奇》，王书君，明镜出版社，2001;《张学良口述自传》，王书君，香江出版社，2004年。
[3]《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4]《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一九九五年版，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第一百四十二到一百四十三页。
[5]《西安事变》，赵棱熹，汉湘文化事业出版，一九九五年，第一百二十六页。
[6]《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四十五页。
[7]《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百七十五页。
[8]《细说西安事变》，王禹廷，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七十八年，第八十四页。
[9]《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百二十页。
[10]《亚洲时报》，2006年12月13日。
[11]《西安事变回忆录》，陈诚，《传记文学》杂志，总第319号(1988年)。
[12]《西安事变回忆录》，陈诚，《传记文学》杂志，总第319号(1988年)。
[13]〔日〕关宽治、岛田俊彦著，王振锁、王家骅等译：《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45页;莫尔给凯洛格的电文，1930年10月16日，美国国家档案馆，893.00/409。
[14]广西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编《李宗仁回忆录》下册，1980年内部出版，第604-615页。
[15]《高崇民遗稿》，《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P.11——65，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
[16]《高崇民遗稿》，《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P.11——65，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
[17]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反省录》，
[18]《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百九十三页。
[19]《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
[20]《西安事变7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5月，第八百零二到八百零三页。
[21]《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一九九五年版，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第八十四到八十七页。以及《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八十到一百九十三页。
[22]《西安事变7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5月，第九百七十八页。
[23]《西安事变7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5月，第九百七十八页。
[24]《孔从周回忆录》，孔从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版，第一百四十七页。
[25]《孔从周回忆录》，孔从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版，第一百四十七页。
[26]《揭秘西安事变》，中共，国民党，东北军，十七路军当事人，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七年一月，第三百二十七页到三百三十二页。
[27]《揭秘西安事变》，中共，国民党，东北军，十七路军当事人，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七年一月，第三百三十一页。
[28]《孔从周回忆录》，孔从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版，第一百四十七页。
[29]《孔从周回忆录》，孔从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版，第一百四十七页。
[30]《揭秘西安事变》，中共，国民党，东北军，十七路军当事人，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七年一月，第三百二十七页到三百三十二页。
[31]《揭秘西安事变》，中共，国民党，东北军，十七路军当事人，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七年一月，第三百三十一页。
[32]《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杨天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零二年，第三百三十一到三百三十三页。
[33]一九三五年十月由王明上报共产国际，中心档案，全宗号四九五，目录号七四，卷宗号二七八。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一九九五年版，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第一百五十九页。
[34]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十四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社论
[35]《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苏墱基，远流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一百二十页。
[36]《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百九十三页。
[37]《黎天才自传》，转引自《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二百零一页。
[38]罗章龙70年代写《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未刊稿;80年代写的《回忆片断──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的接触》，未刊稿，等等。
[39]罗章龙70年代写《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未刊稿;80年代写的《回忆片断──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的接触》，未刊稿，等等。
[40]《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罗章龙，写作时间，70年代，未刊稿。
[41]《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
[42]《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
[43]《西安事变7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5月，第八百零二到八百零三页。
[44]《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百二十一页。
[45]《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百二十页。
[46]《细说西安事变》，王禹廷，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七十八年，第三百五十七页。
[47]《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八十到一百九十三页。
[48]《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
[49]《西安事变7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5月，第八百零二到八百零三页。
[50]《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一九九五年版，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第八十四到八十七页。以及《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八十到一百九十三页。
[51]《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百二十一页。
[52]《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苏墱基，远流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一百一十八页。
[53]苗剑秋自述;以及《我的浪人外交》，矢次一夫，东京，一九七三年，第一百三十三页。转引自《张学良评传》，司马桑敦，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八年，第二百零五页。
[54]《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一九九五年版，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第五十六页。
[55]《百年潮》1997年第3期，作者：杨奎松
[56]张自忠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对随军采访的《联合画报》记者舒宗侨的谈话
[57]《传记文学》，八十一卷，第一期，第一百一十七到一百二十四页。
[58]《传记文学》，八十一卷，第一期，第一百一十七到一百二十四页。
[59]《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二百六十四页。
[60]《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一九九五年版，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第八十四到八十七页。以及《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八十到一百九十三页。
[61]《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二百六十四页。
[62]《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一九九五年版，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第八十四到八十七页。以及《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八十到一百九十三页。
[63]《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