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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穷人命运比任何时期都更悲惨!

—所有罪恶参与者都将为恶行付出相应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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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时代,城市和农村完全是两个世界,分别代表“天堂”和地狱。哪怕是城市的“阶级敌人”,日子也要比贫苦农村的贫下中农好过。因为城市的“阶级敌人”,每月也有规定数量的粮食保障。所以在毛泽东时代,如果说城市居民是“一等国民”的话,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则绝对是“二等国民”。所以,在“三年大饥荒”中,城市中极少听有饿死人的,三千多万饿死者,绝大多数都是农村人口。……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表示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在与蒋介石争天下的时候,他宣称革命的目的是推倒“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他要建立的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自由的共和国。他为人民描画的远景如此美好,因此无数心怀救国救民崇高理想的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把他看作“大救星”,投奔到他的旗帜之下,为他打江山了。

毛泽东建政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曾经通过一个《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并明确表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那么“新中国”是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人民享有充分而广泛的参政权,——多么美好的制度呀!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奋臂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瞬确实大震人心,使全国人民感到扬眉吐气,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了。他把在他的领导下建立的“新中国”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体现了《共同纲领》的精神,确定“新中国”是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国家。他还允诺将来要建设一个更加幸福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仿佛就在前面招手了。

毛泽东建立的政权,既然是受到全国人民拥护的,那么“新中国”的江山,应该是固若金汤的了。受了8年抗战和三年内战之苦的人民,理应得到休养生息,可是,曾几何时,这个建政前由各民主党派一致通过的《共同纲领》,却被毛泽东一手撕毁了!他一点都不体恤人民的痛苦,三年两头地搞政治运动,他的同盟者,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都遭到无情的打击,下场极其悲惨。

毛泽东在大陆建立政权后,立即于1950年开展镇反运动,大杀国民党军政人员。据《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的详细统计,总共杀了258万4千人。这里面有多少完全与国民党无关的冤魂,甚至帮助共产党革命有功者,野史上屡见记载,但无法统计。接着是土改运动,以极残忍的手段大杀地主,估计杀了2百万以上;据有的专家估计,达300万至500万人。毛泽东宣扬土改是为“解放农业生产力”,可是实际效果适得其反。斗地主吓坏了中农,中农都不敢再积累财富了,只怕有朝一日会遭到地主同样的命运;而分到土地的二流子,既懒惰又不善耕作,这又怎能“解放农村生产力”!土改之后,毛泽东又发起农业合作化运动,进一步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9年的公社化运动,彻底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名为国有,后来证明实为党官所有。

土改期间农民斗地主、分田地,结果却落到一场空。

毛泽东以发动土地革命争取农民的支持,为他卖命;但夺取政权后,却残酷剥削农民,从农民身上榨取经济建设所需的资金。他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暴力胁迫农民卖“余粮”,从他们口中夺取粮食,让他们忍饥挨饿。他一手炮制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极大的不平等,城市人民享受的种种待遇,农民完全无份。大跃进时把农民的口粮都征了,造成大饥荒,四川、河南、安徽等省饿殍遍野,农民有的全家饿死,甚至成为鬼村。

1952年,毛泽东搞五反运动,矛头对准资产阶级,无数资本家被诬为“五毒俱全”的“大老虎”,被逼得跳楼自杀的不计其数。打老蒋时利用过的民族资产阶级,如今被一脚踢开,由同盟者沦为被改造、被专政的对象了。到了,1955年进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连他们的财产也被剥夺掉了。毛泽东原来承诺建政后让私人资本长期发展,回过头来立刻赖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被专了政,他们的子女在社会上也备受歧视,“阶级成分”成为他们一辈子的沉重包袱。

毛最嫉忌的是知识分子。他接二连三地打击知识分子,从1951年至1952年,毛在全国开展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声称要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改造“旧知识分子”。他要求知识分子坦白交代自己的历史,挖掘内心的“反动思想”,全盘否定“旧我”,重塑“新我”。这彻底地践踏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1955年反胡风,狠整了一大批在蒋介石时期帮助过他的作家;1957年的反右派“阳谋”,更残酷地迫害了55万民主党派和知识界精英。

毛泽东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接着又号召人民“助党整风”,大鸣大放。他庄严地许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保证对提意见者“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可是言犹在耳,却马上翻脸,把所有提过意见的人——包括著名作家、学者、教授、记者——都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帽子,重则远送到荒漠的劳改农场服刑,在3年饥荒时期,不堪饥饿和沉重的劳役,大批饿死、累死;轻则开除公职逐出城市,下放农村监督劳动,种庄稼,拉板车;留在原单位的,成为扫厕所、搞卫生的勤杂工。

反右派之后接着是反右倾,反到党内的反对派来了。彭德怀调查了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向毛进谏,毛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诬陷他“里通外国”,在文革中残酷地把他整死。

毛发起大跃进运动,就有继斯大林而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野心,当时提出的超英赶美的口号,其实就是梦想在最短时间内,在工农业生产上赶上并超过苏联,来抬高自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这位不懂科学的空想社会主义狂人,挥舞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像堂吉诃德斗风车一样与天斗、与地斗,终于斗得一败涂地。

就在中国人民最穷困、挨饿最严重的时候,他却把大量的粮食和金钱送给阿尔巴尼亚这些小伙伴,而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四千万同胞成为饿殍。他毫无悔祸之心,更不肯检讨自己的错误。他给谄谀逢迎、讲假话的奸佞之徒升官进爵;对忠言进谏、讲真话的良臣,则横加莫须有的罪名。毛较之封建王朝的昏君犹有过之,历代王朝的君主,在造成祸国殃民的大错时,还会下“罪己诏”作自我检讨;而口头上大力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伟大人民领袖”,犯下大错时却加罪于诤臣,还能以“英明领袖”自居!

文革运动中毛打着反帝反修的旗号,摆出“社会主义旗手”的姿态,打击了一大批人,真正目的是除掉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一批异见分子。刘少奇收拾了他搞大跃进留下的烂摊子,威信提高,威胁他的权力。他要利用群众运动,借刀杀人,巩固毛氏天下。一大批他所嫉恨的高级官员,有的被整死,有的被打下去了。在他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教导”下,无知群氓变得极其残酷。文革中受他支持的造反派,杀人杀得红了眼,比魔鬼还凶恶。仅北京大兴县杀了“四类分子”325人,22户全家老小都被斩尽杀绝。湖南道县农村组成“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队干部以铁烙、活埋、沉河、挖眼、割耳、削鼻、割乳等酷刑,残暴地屠杀了上万人,惨绝人寰!据叶剑英统计,文革中死亡达2千万人,受迫害者上亿,经济损失达8千亿。

文革中对毛的个人崇拜达到了顶点,他也变得愈来愈狂妄了。他要向亚非拉输出革命,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柬埔寨的杀人魔王波尔布特,就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波尔布特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的罪行,也有毛的一份。

毛在1957年苏共的莫斯科大会上发表惊人的豪言壮语,说原子弹不可怕,大不了中国死3亿人,但还有3亿人;最坏的情况下,即使全球人口死一半,多少年后,还会增加27亿人,但资本主义已全部消灭了!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也说过:“打起仗来不要大惊小怪,无非就是死人。……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人?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29亿人口剩九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了,换来一个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在他的眼里,人命就像蝼蚁,为了实现他的世界共产大帝之梦,即使毁灭全人类他也在所不惜。

毛泽东创建的国,到底是谁的国家,现在应该看得很清楚了。这决不是为人民的幸福而建的国家。关于毛临死时指定接班人的情况,有几种不同版本。据据姚文元交代,毛指定以江青为党主席,华国锋为总理,毛远新王洪文为人大委员长,陈锡联为军委主席。——只可惜毛岸英早死,要不然,毛也会像金日成那样实行王位继承制度,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世袭的毛氏王国的。

前不久,中国名博李悔之写了一篇博文《毛泽东为中国的穷人带来了什么?》,令人印象深刻。他在与一些贫困阶层的人士聊天时,发现他们都将改变贫困命运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于是一股难于言喻的悲哀之感涌上心头。李悔之说,有人责怪毛迷“变态”,或“愚不可及”,但仅责怪这些同胞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认真查找根源:今天的中国,与食不裹腹,物质和精神生活双重贫困的毛泽东时代相比较,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较大的改善。然而,在惊人的贫富悬殊面前,在权力=金钱的非公平竞争环境面前,在社会一切可支配资源——大到社会财富的支配,小到子女就业,都落入权贵和富人阶层手中的严峻现实下,处于社会最底层、长期受“脑白精”灌输的弱势群体,岂能不绝望,岂能不怀念“毛泽东”?所以,中国毛迷们之所以崇毛,归根到底,无非是希望毛泽东政治路线能改变现实和命运。然而,毛迷们不了解的是:毛泽东在位27年,究竟为中国的穷人带来了什么?

“新中国”诞生了,却不是幸福的开始,而是苦难和灾难的“开始”:“土改”开始了;“抗美援朝”开始了;“三反、五反”开始了;“反右”开始了;分给农民的田地收回去了;“公私‘合营’”开始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开始了;“三年大饥荒”开始了;“四清”开始了;折腾中国十年的“文革”开始了——只有初高中文化的“知识青年”被“上山下乡”了;“批林批孔”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四五”天安门运动暴发了;……

完全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在位的27年,是胡折腾、瞎折腾中国人民的27年!在这27年无穷尽的政治斗争和残酷阶级斗争年岁月中,在这27年极为荒诞的乌托邦试验期间,中国人民根本没能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根本没有获得改善生活的机会!与建国前的“旧社会”相比,只是少数处于金字塔中、顶端的统治者在物质生活方面“翻身作了主人”。除了毛泽东一个人之外,任何人在政治上都没有真正“翻身作主人”!——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党中央副主席林彪和元帅彭德怀,以及无数元老、各阶层领导,都逃不了一言不慎,瞬间成为囚徒,甚至折磨至死的悲惨命运,更甭谈普通劳苦大众了!

就连同级干部也有尊卑之别:是“三八式”还是老红军,是野战军还是地下党,是嫡系还是杂牌,家庭出身如何,是“知识分子”干部还是工农干部……等等,等等,其中名堂之复杂,远远超过了欧洲中世纪贵族的“纹章学”。

“人民”,则按职业和财产从理论上划分贵贱(亦即所谓“本人成分”)。城市“人民”分为工人、城市贫民、手工业者、职员、自由职业者、小资产阶级、小摊贩、小商、房产主、资本家等。其中工人又分为产业工人、店员等,而资本家分为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农村人民则分为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阶级敌人”也这样,划分为地富反坏右。

这些大级别决定了大尊卑,小级别决定了大尊卑之内的小尊卑。而这细微差别可以是生死攸关的。例如资本家在“文革”前一直算是人民的边缘等级,但在“文革”中一度堕为阶级敌人,备受迫害。这其间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的遭遇仍有一定差别。商业资本家遭的罪则要超过工业资本家。家庭出身也同样是划分贵贱的标准,分为红五类与黑六类两极,其间则是灰崽子。红五类的家庭出身为革干、革军、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黑六类的出身则为地富反坏右资。这里的排行顺序就是细微的尊卑秩序,红五类的尊卑以革干最高,而黑六类的以地主为最贱。红卫兵理论上由红五类组成,但实际完全由高干子弟控制。

所以毛泽东时代,一方面是奢谈“消除三大差别”,一方面首次把人民的居住地域划分出严格的三六九等来。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首次全体失去迁徙自由,统统变成种在原地生根开花的“植物人”。

在毛泽东时代,城市和农村完全是两个世界,分别代表“天堂”和地狱。哪怕是城市的“阶级敌人”,日子也要比贫苦农村的贫下中农好过。因为城市的“阶级敌人”,每月也有规定数量的粮食保障。所以在毛泽东时代,如果说城市居民是“一等国民”的话,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则绝对是“二等国民”。所以,在“三年大饥荒”中,城市中极少听有饿死人的,三千多万饿死者,绝大多数都是农村人口。……

综上所述,极少数毛左人士关于“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政治清明,人民当家作主的公平正义理想社会”的论调,是极为可笑和荒唐的。综上所述,更可以看出:毛泽东统治中国的27年间,中国穷人的命运比任何时代都更加悲惨!

(本文有删减,原文标题为:所有罪恶参与者都将为恶行付出相应代价)

 

从大跃进到“三年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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